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賞》2013年第4期，有贈刪

于堅說朵漁“注定要無可挽回地成為一位詩人，因為他把握了這個世界上某種被稱為詩意的東西?！盵 于堅《向母親求救》，朵漁《追蝴蝶――朵漁詩選》，詩歌與人特刊，2009.5]老實說，詩意有很多種，其他很多詩人也把握到某種形式的詩意，但是朵漁卻如此不同，朵漁是我們這個時代終于出現的詩人。

詩歌應該怎么寫，很多詩人并沒有明確的方向，很多詩人有明確的方向，然后就一生為這個方向所局限。而朵漁是一個“時間中的詩人，他的詩歌呈現出生長著的變化”。朵漁是一個具有很強的思考能力和反思精神的詩人，他自言詩歌經歷三個階段：身體、發現、現場。朵漁曾經是下半身詩歌的干將，這個期間他詩歌的追求是“身體”的解放，那個轟轟烈烈的下半身宣言，如今風流散去，但卻似乎只有朵漁有過反思：

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續到2003年，這期間的一場病對我既是啟示也是勸阻，警示我身體的烏托邦更甚于語言的烏托邦，對“身體性”的偏執強調對自我既是一種打開也是一種封閉。[ 朵漁《追蝴蝶（后記）》，朵漁《追蝴蝶――朵漁詩選》，詩歌與人特刊，思潮性的東西，往往是時代話語的交匯和碰撞，某種個人話語也寄身其間尋求發聲的機會。但是，思潮又往往是最缺乏個人性的，即使是那些以回歸個人為口號的思潮，如回歸日常經驗的第三代詩和倡導身體解放的下半身詩歌。因此，朵漁以下的這些話真的是令人深思：（寫詩）“剛開始時，虛榮心是一種強大的支撐，也正因此，表面的、感傷的、潮流性的東西最能影響一個人，這其實是非常有害的。因為潮流性的東西，其浮躁、速成、無個人性，對一個初學者來說都不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朵漁《追蝴蝶（后記）》，朵漁《追蝴蝶――朵漁詩選》，詩歌與人特刊，朵漁十年的詩歌創作，呈現出少有的變化。變化和思想活力互為表里，朵漁思想中對個人性的追求使他總是不斷勇敢地“將過去打包送走”。如果說身體寫作階段，朵漁的詩歌是在公共的話語掩護下尋找個人的經驗的話，那么他所謂的第二個階段――發現，其實正是對某種確定的、公共的、已成烏托邦話語的叛變。這一次，朵漁選擇了自己去看，自己去發現。他說：

詩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場景、細節、聲音、光線、情緒等；然后是發現，是洞察，從這些世界的現象中發現真相，并從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 朵漁《追蝴蝶（后記）》，朵漁《追蝴蝶――朵漁詩選》，詩歌與人特刊，在后現代的文化理論中，“看”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議題，“看”并不必然會“看到”，不同的位置、立場、身份的“看”最終“看到”的并不一樣，所以，朵漁的“看到”里面就不可能沒有發現，沒有洞察。而更重要的是，現在，他不為自己設定某個固定的話語燈具，讓它去照亮隱匿于漆黑之中的現實。于是，他就從某個潮流性的話語中脫身，作為一個個體去“看到”，去發現。

但是“看到”有不同，發現也有深淺，朵漁所謂第三階段的“現場”，似乎是指一種能夠將時代的現場、歷史的縱深以及價值創造聯系在一起的寫作，面對這個自我期待，他說他“深感羞愧”“徘徊猶疑”。

但是，我卻要說，朵漁是這個時代獨特的詩人，是這個時代一直在呼喚而終于出現的詩人。我認為朵漁的寫作，勾連著一種亟需得到肯定的文化價值，在一個價值潰敗的時代，在一種“多少惡的質素從中滋生”的黑暗中，朵漁通過寫作所確認的關于詩歌的功能、詩人身份的想象對我們啟示良多。

詩歌和詩人其實是一個被不同的時代所投射和對象化的變量，二十世紀文學史上，詩人的身份幾經巨變。在胡適那里，新詩人是圍剿舊文化的急先鋒；在徐志摩，詩歌被塑造成了浪漫瀟灑的現代抒情方式；及至艾青、田間，詩歌是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更是有現實功用的政治宣傳品；在郭小川，詩歌是一種集體主義的號角；在北島，詩歌又是一種政治抗議的先聲。關于詩人身份的變化，一個相對概括的說法是“從一體化的體制內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與‘體制’、‘龐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謀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來身份難以指認的松散的一群人”[ 轉引自《在北大課堂讀詩》第42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詩人身份的變遷，也激起了關于現代詩歌、現代詩人的功能的討論。譬如在南帆看來，當代詩歌的功能“在于保存某種另類的少數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