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文學講座上，一位年輕女讀者在互動環節時，向講學的某著名學者提問說：“木心的作品那么優秀，深受那么多人的喜愛，學界和文壇卻很少有人提及他，對此你怎么看？”這位著名學者在猶豫了幾秒鐘之后，回答說：“木心的作品寫得很好，值得一讀。”對于這樣的回答，這位女讀者顯然并不滿意。根據我的觀察，這位女讀者肯定是木心的粉絲。或許在她和她的同齡人的心中，擁有無數粉絲的木心，必定是一位文學大師，理所當然地值得文壇和理論界去關注和研究。這樣的現象，無疑就像是一種普通讀者對文壇和學界的倒逼，甚至質疑，仿佛誰不承認木心，就意味著有眼無珠。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可笑的心理，眾多的新聞媒體在宣傳木心時，簡直就像是商家在大搞商品促銷活動，為了吸引人們的眼球，什么“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都可以用上。在推廣木心的活動中，某些作家和學者聯合上陣，集體起哄地飆捧，并驚呼木心為“中文寫作標高”的大師。為此，木心的學生陳丹青介紹說：“早在上世紀40年代，木心就開始了文學創作，但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80年代在海外再度寫作后，才在海外等到了遲來的聲譽。臺灣為他出版了多達十余種文集，他的部分散文與小說被翻譯成英語，成為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范本讀物，并作為唯一的中國作家，與福克納、海明威作品編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與耶魯這些名校教授主辦的《文學無國界》網站，木心先生擁有許多忠實讀者……”“讀過木心書的人會發現，將他與任何一位曾經被淹沒的‘老作家’相比擬，都不恰當，木心具‘唯一性’。他的《明天不散步了》、《哥倫比亞的倒影》、《上海賦》使我們遭遇了異常豐沛而嫻熟、但全然陌生的文體。我不知道從五四一代直到我們，可曾出現過類似的篇章？即便是周作人、周樹人兄弟所建構的文學領域和寫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木心先生可能是我們時代唯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寫作者。”陳丹青說這樣的話，本身就缺乏嚴謹，而完全是一種感恩戴德的感情用事，除非陳丹青都已經毫無遺漏地將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認認真真地全部讀完，并且能夠準確無誤地做出判斷，但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木心與陳丹青，有著一種山高海深，非同一般的師生之誼，陳丹青告訴記者說：“我說我可以想象不出國，但無法想象出國之后不曾結識木心。”陳丹青在文學藝術，乃至人生的道路上受惠于木心，涌泉相報，不遺余力地推廣木心，這本身并沒有錯。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一貫提倡講常識、說真話的陳丹青，在談論木心時，卻常常違背常識，說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話。即便是木心的作品與福克納和海明威的作品，被編在同一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范本讀物中，這絲毫也不能說明木心的文學水平就達到了福克納和海明威所擁有的文學高度。就像即便同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其相差的高度，也遠遠不止十萬八千里。木心的粉絲再多，恐怕也多不過金庸，甚至郭敬明。難道我們能夠用讀者數量的多少，來作為衡量一個作家文學水平高低的可靠依據？倘若以讀者數量的多少，來衡量文學水平的高低，卡夫卡當年的小說集在一年之內，總共才賣出10本，這其中9本，還是卡夫卡自己買走的，難道我們能說金庸和郭敬明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了卡夫卡？尤其讓人感到可笑的是，為了在文壇造神，人為地抬高木心，陳丹青先生居然不顧事實，拿魯迅和周作人來當木心的墊腳石，宣稱舉世無雙的木心，大幅度超越了周氏兄弟“所建構的文學領域和寫作境界”。根據我數十年的閱讀經驗，一個作家越是依靠廣告推廣和粉絲們架秧子似的瞎起哄，該作家的寫作，便越是讓人生疑，其作品便越是不值一讀。正因如此，在木心的作品哪怕是紅透了天的時候，我也根本就沒有買過木心的任何一本書。

如今，木心先生雖然已經仙逝，但對木心的神話和熱鬧的起哄，仍然還在繼續。陳丹青對木心不遺余力的吹捧，不斷引起我的警覺，繼而進一步對木心開始懷疑，我決定要仔細閱讀木心的書，看一看被陳丹青等人大肆飆捧，“驚為天人”的木心，究竟憑什么超越了周氏兄弟，并且成為了中文寫作的“標高”？隨著我對木心作品閱讀的深入，一個滿嘴跑火車，心中充滿戾氣，與文學大師極不匹配的文壇“老憤青”的形象，始終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們知道，木心在為陳丹青等人講授文學史時，已經是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但這位花甲之人，卻一直是肝火很旺，居然面對聽眾們說：“有人對我說，洞庭湖出一書家，超過王羲之，我說：操他媽！”在我看來，以木心這樣的年齡和閱歷，再大的風浪也見過，世間什么樣的怪事沒有經歷或者聽說過？有人說某書家的書法超過了王羲之，要么是其真的不懂書法，要么就是騙子的故意忽悠，這種司空見慣的事，何以值得木心如此肝火上升，有失斯文地大爆粗口，像潑婦罵街呢？在我的家鄉，大人們常常教育自己的小孩：與人發生爭執或者吵架，絕不能亂說臟話，甚至將別人的娘和老子一起罵。人家惹了你，人家的爹媽卻沒有惹你，這是關乎一個家庭的教養問題。無論怎樣，我們也不能把木心的這種粗魯，當成是一種心直口快、放蕩不羈的真性情。在木心的《文學回憶錄》中，那種罕見的輕狂和屢屢出現的偏激，甚至謬誤，就像是彌漫在空氣中對人體有害的霧霾，始終籠罩著全書。木心說：“雪萊與拜倫性格不一樣的。拜倫因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搶地宣揚他的懷疑，雪萊也因為思想上的不成熟，歡天喜地維持他的信仰——說句老實話，我看他們寫的詩，只能當風景看。說一句狂妄嚴厲的話：他們都不懂得寫詩。西方人真正會寫的，是小說，不是詩。中國人才會寫詩，但不會寫小說。現代中國人，散文、小說、詩，都不知道怎么寫了。”

我們看到，在談論文學時，木心常常是一種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藝術觀和是非觀。木心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極端的，一概而論的怪異的思維方式。一個自己不會寫詩，也不懂詩的人，居然對雪萊和拜倫妄下斷語，這恰恰證明了中國人常用的一句俗語：滿壺全不響，半壺響叮當。木心說西方人不會寫詩，那木心對于波德萊爾、葉芝、里爾克這樣舉世公認的大詩人，又該如何解釋？說中國人不會寫小說，那曹雪芹和魯迅的小說，在木心的眼里難道什么都不是？木心說：“對《少年維特》、《簡愛》、《茶花女》、《冰島漁夫》、《皮埃爾·洛蒂》這幾部愛情小說，如果看不懂，不愛看，那是愛情的門外漢門外婆。而且我可以斷定他是個壞人，沒出息。”面對這樣的荒唐之談，我簡直是目瞪口呆。人生的選擇和愛好，本來就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喜歡文學，有的人喜歡音樂，有的人喜歡科技，有的人喜歡體育，誰能如此蠻橫地要求，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須強求一律，像木心一樣喜歡文學？誰有權利將不喜歡讀愛情小說的人強行認定為壞人？照木心這樣的邏輯，公安部門只需將那些不喜歡文學，尤其是不喜歡讀愛情小說的人統統抓起來不就簡單了事？我真不知道木心究竟為什么，說話常常是滿嘴跑火車，心中總是充滿著一股毫不理解和寬容別人的戾氣。木心講文學史，嚴格說來幾乎都不是自己的東西，他主要依據的是鄭振鐸的《文學大綱》，但在鄭振鐸的書中，從來就沒有像木心這樣荒唐的言論和與人為敵的仇恨心理。木心喜歡的，別人完全可以不喜歡。

木心在為陳丹青等藝術家們講授文學史時，之所以令陳丹青們開心解頤，爆笑不斷，是因為木心采用的是一種惡搞，乃至褻瀆文學大師的無聊方式，以貶低和糟蹋中國作家為樂趣，用無數的噱頭做誘餌，吊足了陳丹青們的胃口，牢牢抓住了陳丹青們的獵奇心。在木心的《文學回憶錄》中，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在外國作家面前簡直是一錢不值，狗屎一堆，甚至法國的薩特，也遭到了株連：

屈原、杜甫，那是偉大，可是和莎士比亞相映照，分量不夠了——中國的詩，量、質，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詩國，可是真正偉大的世界意義的詩人，一個也沒有。

杜甫是中國詩圣，貝多芬是德國樂圣，博大精深，沉郁慷慨。貝多芬晚年的作品與杜甫晚年的作品相比，貝多芬就遠遠超越了。（筆者按：拿詩歌和音樂來比重要性，就像拿碗和筷子來比重要性一樣，誰能說吃飯時，是碗重要，還是筷子更重要？）

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聞一多、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他們對待“魏晉文學”的態度，是不知“魏晉風度”可以通向世界藝術的途徑。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名句，很正經。但寫起詞來和女人一樣善感——詞人一寫詞，都像女人一樣。（筆者按：木心能說范仲淹的“將軍白發征夫淚”，蘇軾的“大江東去”和辛棄疾的“醉里挑燈看劍”像女人？）

嵇康的詩，幾乎可說是中國唯一陽剛的詩。中國的文學，是月亮的文學，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的所謂豪放，都是做出來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陽剛是內在的、天生的。

辛棄疾（1140——1207）愛國詞人，其實“官倒”很厲害，貪污也多。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聽起來是在挖苦人，罵人。

說書人懂藝術，茅盾、巴金未必懂。說書先生有所師承，“五四”沒了師承。

魯迅他們一味反封建反禮教，大概不以為這是值得注意的命題。周作人算是愛讀閑書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擺設，揀了芝麻，忘了西瓜。他們兄弟二人對中國有愛而不知怎樣去愛，最后還是談不上愛。

一句話，：唯有天才才能接受影響（只有健全的胃口才能消化影響）。敦煌、云岡，受到多少外來文化影響！魯迅之為魯迅，他是受益于俄國文學的影響，寫好了短篇小說。他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也一流。但他接受有限，成就也有限。

“五四”以來，中國夠分量的評論家一個也沒有啊！出了一個戰士，魯迅先生，出了一個教育界蔡元培先生。沒有評論家，苦在哪里呢？是直到現在，不是誰好誰壞的問題，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問題，都沒有弄懂。

魯迅沒有擔當這些，熱心于枝枝節節，說得再好，還是枝枝節節。讓魯迅評論，他也擔當不起來。丹麥的勃蘭兌斯把近代歐洲文學統統讀過，統統來寫，寫成《十九世紀文學主潮》（這）套書。魯迅在文學上缺乏自己的理論，也缺乏世界性的藝術觀。

李寶嘉，根本不懂西方文化。孟撲、王國維，稍知表皮。

也許，正是因為薩特沒有獨創性，所以沒有主見，沒有一貫的思想。與法共交好又分道揚鑣，六十年代譴責美國的越戰，抗議蘇聯入侵捷克，后來又支持紅衛兵，在巴黎貼大字報，簽名（他是“四人幫”在海外的得力干將）。

（筆者按：木心真是看誰不順眼就滅誰。居然將薩特捆綁在了“四人幫”的戰車上！）

胡風、蕭軍，平反后拿不出東西來。寵他，迫害他，平反他，還是拿不出東西來。他們是文化工廠里的工人，給老板炒魷魚。他們說自己是文藝工作者，對的——文藝工作者。

連曹雪芹先生也糊涂，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其實女人是男人的手工藝品。

以文學的名義來發泄私憤和標榜自己的偉大，這是木心在講授文學史時的一大“創舉”。在《文學回憶錄》中，只要一逮住機會，木心就絕不會放過魯迅先生。冠冕堂皇地以文學的名義，木心處處借題發揮，刻毒地譏諷和羞辱魯迅先生。木心恨不得“鞭尸”地說：“回想魯迅之死，抬頭的抬頭，抬腳的抬腳，后來哪個成了器？當時送葬者也算萬人空巷，都哭，發誓要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什么‘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什么‘路是人走出來的’，現在呢？尸身上蓋的旗——‘民族魂’。一個國家靠一個人來作魂，莫大的諷刺，而且肉麻。”“魯迅他們，是從人生觀半路殺出來的，世界觀不成熟，更沒有宇宙觀。他們往往容易為政治觀說服，拉過去。”看罷木心這樣蠻橫無理的文字，我的心不禁一陣陣作冷，世界上哪有這樣的規定，為魯迅先生抬棺的人，必須成為文學大師？在對胡風的評價問題上，木心要么是無知，要么就是冷血。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胡風先生占據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胡風指出：“知識分子也是人民”，而且先進的知識分子往往是“體現歷史要求”的新思想的創造者與傳播者。胡風主編《七月》雜志，編輯出版《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悉心扶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當代文壇上，如張天翼、歐陽山、艾蕪、端木蕻良、艾青、田間、路翎、賀敬之等諸多著名作家和詩人都曾受惠于胡風的文學批評，并因此成名。木心明明知道，胡風從1955年起，就因政治迫害而幾度入獄，人生的大好時光，都是在獄中度過的。同樣因迫害入獄的木心，對于遭受政治迫害的胡風，絲毫沒有半點同情心也就罷了，但木心對于胡風幸災樂禍的反唇相譏，乃至往其傷口上故意撒鹽，讓人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到了應該“云淡風輕”，笑看花開花落的晚年，木心心中的戾氣，也始終不能消除。他總是懷著一種陰暗的心理，來貶低和妖化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仿佛只有木心自己，才是站在了道德和藝術的最高處。胡風在1979年走出高墻，平反昭雪時，已經身陷囹圄長達24年，那時的胡風，已經年近耄耋之年，并且因為長期的迫害和身體原因，時常出現一種腦神經混亂。胡風在人生的倒計時時寫不出東西，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木心何以對晚年疾病纏身的胡風如此的苛責，毫不寬容？

有媒體在神話木心時浮夸說：“令學生們驚異的是，木心并未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幾乎全憑自己的記憶力講述各國文學史。”但只要認真讀一讀木心的《文學回憶錄》，誰都可以清楚地知道，倘若沒有鄭振鐸的《文學大綱》作為依托，木心的文學課根本就沒法開講。木心課程中的許多內容，幾乎就是整段整段地在照抄。而“回憶錄”中一旦到了木心自我發揮的部分，卻又常常是出爾反爾，謬誤百出。木心動輒就在陳丹青等學生面前炫耀：“即使《唐詩三百首》，我真喜歡的，恐怕不到一百首，這一百首呢，每首讀過一百遍也不止吧。”“你們看書可惜太少。不但少，遍數也太少。莎劇，我看過五六十遍，為什么呢？年年中秋吃月餅，多少月餅？上禮拜堂，天天上。《福音書》，我讀過百多遍。每次讀都不一樣，到老也懂不透的。有人一看書就賣弄。多看幾遍再賣弄吧——多看幾遍就不賣弄了。”倘若是一個三歲的小孩，我絕對相信木心的話是真的，但陳丹青要將木心的書展現給的，是全國的億萬讀者。木心在書中表現出的，常常是一種浮皮潦草，甚至自以為是的以不知為知。木心說：“最近讀了兩遍《尼采傳記》（丹尼爾·哈列維著）。他還是太老實，所以苦。我是復雜而狡猾，比較能苦中作樂。他大概沒有讀過東方人的東西。他的超人，還是創造了新倫理道德。他太看得起人類，太西方，太德國。”據筆者所知，尼采不但讀過東方人的書，而且對東方的哲學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尼采在書中說：“在佛教思想中，擺脫對善惡的分別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對道學家的一種精致的超越，并符合圓滿。”尼采在其著作中曾經兩次提到過老子。一次是在《反基督之徒》中，尼采在談到反現實主義者的時候說：“若是在中國人中間，反現實主義者會使用老子的概念。”另一次是在1888年6月14號，在致音樂家朋友比德納斯特的信中，談到他發現一個法文譯本的法典中提到孔子和老子。或許正是因為受到中國哲學的啟迪，尼采和老子思想之間，才會擦出相同的火花，產生出思想的碰撞。有學者指出：“老子講的道和尼采講的強力意志，這中間有很多相似的東西。”

如果將木心當做一個學者，木心卻缺乏錢鐘書、陳寅恪那樣嚴謹踏實的學風和扎實淵博的理論功底。木心在講學時，常常是不懂裝懂，信口開河。在木心的書中，隨處都是一望便知的“硬傷”。在講日本文學時，木心說：“日人的姓名，前兩字是他出生地。”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木心為學的輕率和知識的淺薄。木心這樣的說法，純說是誤人子弟。稍有一點日本常識的人都知道，日本人的姓名的含義，是多種多樣的，通常是兩個字，如山田、佐藤、吉田等，但也有用一個字和三個字作為姓的。一個字的如今、森、林、原等；三個字的，如五十嵐、久保田、大久保、佐久間等。日本人的姓，具有多種含義，例如：高崎，意為島嶼的突出部分；大庭，是宮殿前的廣場；白鳥、小熊是動物；若松、高杉是植物；高橋、鳥居表示建筑物；小野寺、西園寺表示宗教信仰；服部、秦則是古代的時候從亞洲乃至世界各地到日本定居的歸化人(即移民)的姓。木心明明沒有讀過多少日本文學作品，卻說：“我是日本文藝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們沒有多大的心。日本對中國文化是一種誤解。但這一誤解，誤出了自己的風格，誤解得好。”“日本古代沒有文學，連有無文字都成問題”木心根本就不知道，古代的日本，完全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它經歷過很多朝代，日本古代不僅有文學，而且有世界上最早，并且非常優秀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木心對《源氏物語》這樣的經典之作，僅讀過部分章節，知道點皮毛，就貿然斷定該小說是病態的，女性的，無聊的，其內心之浮躁，為學之草率，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說：“日本吸收中國唐代文化，加以融會貫通而鑄就日本風格。大約在一千年前，便創造出光華燦爛的的平安文化，形成日本的美，正像‘珍奇的紫藤花’盛開一樣，宛然是不同尋常的奇跡。當時已產生日本古典文學中最最上乘的作品，詩歌方面有最早的敕選和歌《古今集》（905），小說方面有《伊氏物語》、紫式部（約970-1002）的《源氏物語》，、清少納言（約966-1017）的《枕草子》等，這些作品構成了日本的美學傳統，影響乃至支配后來八百年間的日本文學。尤其是《源氏物語》，從古至今，始終是日本小說的頂峰，即便到了現代，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及得上它。早在十世紀時，便已寫出這部頗具現代風格的長篇小說，堪稱世界奇跡，所以也為國際人士所周知。”對于日本的文學之美，木心根本就沒有得其要領，故而說出了這種門外漢一樣不著邊際的話。

眾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實學的人，從來都不屑于自吹自擂，夸嘴的郎中沒好藥。木心自認為是古今的奇才，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周作人他看不上，魯迅他瞧不起。因為胸中郁積著一股莫名的狂妄，在給陳丹青們講課的時候，木心總是按捺不住，要自我炫耀一番。木心王婆賣瓜，肉麻地自夸其《〈散文一集〉序》說：“這篇序，可傳。和唐宋八大家比，不慚愧，稍稍改改。”在評價博爾赫斯時，木心居然毫不臉紅地說：“他的散文與我比較同調，詩呢，對不起，我比他好。他是小說家寫詩，我是詩人寫詩。這不是驕傲，不是，是豪邁。比如帕瓦羅蒂，音量過人，你說他是驕傲？螞蟻說大象驕傲，那意思是說要縮小到像螞蟻，才算謙虛？”在木心的眼里，連拜倫、雪萊、海涅這樣的大詩人其實都不太會做詩，最多不過就是一個詩歌學徒。動輒以詩人自居的木心，根本就不具備寫詩的天賦，卻絲毫沒有感覺到這樣殘酷的現實。木心的詩歌，大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根本就談不上有什么詩歌的美感和藝術的享受，而最多就是一堆味同嚼蠟的文字贗品。

某些學者飆捧木心時，稱其文字有一種“民國范”，但木心的文字，卻根本沒法與民國文人胡蘭成的文字相比。木心缺乏胡蘭成那樣的文學天賦和駕馭語言的能力。胡蘭成的文字，有學養而不賣弄，口齒留香，自然天成；而木心的文字卻處處透露出一種畸形自戀和病態的炫耀，就像那些滿身珠光寶氣，一臉濃妝艷抹的女人，既想顯示自己的財富，又要炫耀自己的美麗，整個透露著一種淺薄的俗氣。

陳丹青在《木心談木心》一書的后記中說：“天才畢生甘于無聞者，或許有吧；庸才而汲汲于名，則遍地皆是。木心渴望聲譽，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與自守，一動一靜，蓋出于此，而生前名、身后名，實在是兩回事。木心自信來世會有驚動的，但生前的寂寞，畢竟是一種苦。”但實事求是地說，木心無論生前，還是身后的名，并非都是來自木心的那些文字，而更多的卻是來自文字以外的其他因素。試想，倘若沒有陳丹青這樣的弟子和梁文道們奔走相告，不遺余力地全程推廣，木心也許依然還是那個默默無聞的“文學老青年”。木心在文學的才華上，與文學史上重新“出土”，大放光彩的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根本沒法比。以木心的小說為例，那種要人物沒有人物，要故事沒有故事，要情節沒有情節，要細節沒有細節，通篇自說自話的議論和敘述，與真正的小說可說是八竿子都打不著。而即便是將其稱之為散文，也是非常牽強附會的。對于這種以散文冒充小說的做法，木心則毫不諱言地說：“我的那些短篇小說，都是敘事性散文，就像音樂上的敘事曲。哈代曾說‘多記印象，少發主見’，每隔一段時日我就會想起這句話，凡記印象的，當時和事后都很安逸，發了主見呢，轉身便有悔意，追思起來悻悻不已。現在我用的方法是‘以意象表呈主見’，如果讀者感受了我鋪展的印象，他們自己會有主見，或許與作者的主見相合，不合呢，也罷。”木心的夫子自道，或許正是筆者在閱讀其短篇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時，半天都無法進入，摸頭不知腦的根本原因。

原載《天津文學》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