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過去了，回顧這一年的小說創作，我的基本感受是：談不上失望，也談不上驚喜。很多作家都在持續推出作品，寫法依然嫻熟，依然多樣，依然保持水準。跟往年相比，有的甚至更嫻熟，更多樣，涉及的經驗領域也更廣闊，因此談不上失望。然而也談不上驚喜，因為很少遇到足以令人震撼之作，沒有多少作品是超出預期的。我為此感到疲憊，隱隱有種危機感。

問題出在哪里？我確信試圖寫出獨異之作的作家大有人在——在寫下這個句子時，我腦海里很快就出現了許多熟悉的面孔。然而，作家的文學抱負與其作品多少有些不相稱，有的是不得其門而入，有的則在為一種創造的幻覺所麻痹。比如說，一些被認為或自命為是現時代的先鋒作家的作家，其實仍然跟馬原、余華、格非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樣做著同樣的工作，著力于形式實踐。然而，由于這中間有著足足三十年的時間區隔，這種努力更多是一種無用功，一種重復勞動，因而變得有些荒誕。小說內部的可能性幾乎已經耗盡，形式創新已變得異常困難，因此，在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先鋒小說往往是這樣的：有的作品其實就是隨筆而已，卻被言之鑿鑿地命名為小說；有的只是借用了人類學的方法卻缺乏人類學的嚴謹與小說的文學性，同樣被命名為小說。諸如此類的列舉還可以繼續，其共同點是把一些非文學的文本強行說是文學文本，或是文體間的錯位命名。

這種名與實的錯位挪用，看似拓寬了小說的邊界，事實上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創造。并且，由于這中間隔著三十年的時間差，偏執于形式的創新而忘記了現實和精神層面的探索，反而會顯得無比的落后。一個可見的、顯然的事實是，昔日先鋒小說的敘事革命成果已經為今天大多數的青年作家所繼承，所掌握，他們借此迅速地完成了詩學或敘事藝術的基本積累，繼而開始進行個人化寫作風格的建構。當然他們也尚在探索的途中，革命尚未成功，使命并未完成，可是相比之下，所謂的先鋒作家可能是更為落后的一群。

問題出在哪里？我確信并不是因為作家過于懶惰。事實上，很多作家一直在勤奮地寫作，也一直在勤奮地閱讀。他們仍在努力消化博爾赫斯、卡夫卡、加繆、馬爾克斯的文學遺產，同時敏銳地關注全球范圍內同時代作家的新作，力求建立整全的世界文學的視野，成為世界文學共和國的優秀公民——我們只要打開微信朋友圈隨便看看作家們發的書單就能確證這一點。甚至，在“70后”一代作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人有著文學圣徒的虔誠。比如弋舟、李浩、阿乙。最近看到一則訪談，題目為《阿乙：我的這條命為文學而準備》，熟悉阿乙的人必定知道，他在生活中確實是這么做的。

客觀地說，進行平行比較的話，中國作家寫得一點都不差，甚至比國外不少名氣甚大的同行還要好。如果說今天的小說界顯得有些平淡，讓人感到疲憊的話，那么這種狀況可以說是全球性的。你會發現，讀到的多數當代作品，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不管它的作者是來自中國、日本、英國還是來自美國、西班牙、冰島或其他國家，大多無比嫻熟，在技藝層面可圈可點。可是它們很難在思想的層面震掉你的預期，很少會讓你覺得無從把握。讀這些作品，你不能知道得更多，也無法獲得更深的認知，因為它們所描述的大多是我們生活中已知的那部分，作家們的文學譜系也是清晰的。

還是那句話——談不上失望，然而也談不上驚喜。

問題出在哪里？我確信并不是出在文學的內部，而是在于，作家的思想視野開始變得日益逼仄了。今天的小說界，在思想層面存在著一種可怕的滯后——在文學向內轉之后，閱讀好像也跟著向內轉了，多數的作家只關心狹義上的寫作，只想知道狹義上的同行在關心什么，在寫什么，卻不再關心那些廣義意義上的精神同行，比如哲學、人類學、歷史學領域的同行在關心什么。

小說這一文體的出身并不高貴，但小說的重要性在于，它一度是走在哲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前面的。正如昆德拉所說的，“小說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無意識，在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階級斗爭，它在現象學家之前就實踐了現象學（對人類處境本質的探尋）。在不認識任何現象學家的普魯斯特哪里，有著多么美妙的‘現象學描寫’。”也正因此，昆德拉才有底氣帶著嘲諷的語氣說：“我太害怕那些認為藝術只是哲學和理論思潮衍生物的教授了”。可是在今天，受新的理論思潮或哲學觀念所啟發形成新的文學觀念的作品都不多，更遑論走在哲學和理論思潮前面。仍舊是以“70后”作家為例，雖然他們的知識構成并不是鐵板一塊，但是大多數人都可以說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們所借用的思想資源，大多是到存在主義哲學為止。

也不能光是指責作家，事實上，在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新思想的產生也開始變得遲緩了，巨人越來越少，巨人的身高也越來越矮。同時悖謬的是，不管是研究還是創作，專業化和細化的程度在日益加深，學科內部知識范式的轉換卻不再頻繁，跨學科的融合與對話已成大勢。

今天的小說創作，大概也難以逃脫這一悖謬。任何一個時代的先鋒作家和先鋒思想家，都對他們所處時代的巨變有敏銳的感知力和判斷力。可是今天絕大多數的作家在面對現時代的變化時，卻顯得如此后知后覺。比之以往，現實無疑是更加曖昧多變了，僅僅憑作家一人之力，已很難完全對時代做出準確的判斷，更無法進行有原則高度的批判。因此，我們不能再要求作家做先知。如果還有作家想成為先鋒的話，我想除了需要決絕的勇氣，也要有合作的精神，要敢于跨出專業的藩籬及時地借鑒其他學科的新知，又要更徹底地回到文學本身，既與共同體的成員合作，又與他者對話。

在這方面，現時代的電影、電視劇比文學要遠為成功，因為它們往往能夠集結眾人之力，吸收和借鑒哲學、科學方面的最新成果，將之轉化為藝術。今天看文學作品，很少會覺得知識不夠用或是完全無知的狀態，可是看很多好電影，真的是覺得腦洞大開，會有一種緊迫感——它們所關注的問題迫使你持續思考，更讓你迫切地覺得必須更新個人的知識結構。在好幾個場合，我都拿英國的短劇《黑鏡》來舉例。為了清楚地理解這部短劇到底想表達什么，我意識到我必須比以前更深入地去理解技術批判理論，必須重新認知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也正因如此，今天寫一篇電影隨筆所花的時間，可能遠遠比寫一篇文學評論的時間要多得多。

收到周嘉寧的新書《密林中》時，她所寫題詞令我印象深刻：“依然穿行于密林中”。這是她寫作的自況，用來概括2015年的小說創作，無疑也是非常合適的。新年伊始，我期待我們能跨出樊籬，穿過密林。我期待一種新的敘事精神——它植根于我們的時代，是有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斷力的，有真正意義上的思的發現與藝術的洞見。形式先鋒的可能性總會耗盡，可是在任何時代，精神先鋒的世界都是無邊的。

2015年12月13日初稿

2015年12月22日再改

2015年12月30日三稿

原載《小說月報》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