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大張旗鼓地采訪“時間去哪了”之后，馬年春晚來了一首《時間都去哪兒了》，于心戚戚一時。記得有句古諺：“你的財寶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們也可順延：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時間就在哪里。看來，我們都將心存在手機里，因為我們的雙眼很難離開屏幕。

一、“電子器官”來到世間

深夜，發現對面走過來的人臉上有一團離奇的光亮，難道真的活見鬼，擦肩而過時發現是手機屏幕的熒光。公車急剎，忙著玩手機的小伙子摔倒而沒有抱怨；車禍現場，觀眾忙著拍照而不是撥打120，一落座，大家就急于掏出手機來。觸目所及的都是盯著手機的人，仿佛只有那片小小的發光屏能調動我們的感官系統。難怪馬化騰干脆將移動互聯網稱為“人體的電子器官”。

我們的靈魂在手機里？或者干脆沒有靈魂一說？?

李敖曾在批評電視對人的控制時說道：“電視的毛病并非它的內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討厭。電視的毛病出在它陪你養成一個壞習慣———一個不能主動生活的壞習慣。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時間給搶走，搶走還不算，還割得雞零狗碎，使你簡直無法過一個奮發有為的生活。”移動互聯網時代這種奴役加劇了。網絡和手機的聯姻正在持續地改變我們的生活，QQ、微博、微信、微電影等新寵并非罪魁禍首，甚至它既不空前，也不絕后。“小微們”同樣是過客，而且會被其他新方式加速度替代。以智力應對世界的人類，使變化每天都發生，發酵出一個名叫愛迪生的人來，他發明的電燈將白晝之光邀請至夜晚，此后，人類大膽地用電組詞：電站、電臺、電報、電視、電話、電腦……電乃光的人造替代物，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將性魅力喻為放電，而將工作后的繼續學習叫做充電。

三十年前，中國還有很多鄉村沒有通電。盛夏，我們將椅子、涼床搬到曬谷坪去，大家“濟濟一堂”，一邊享受夜涼如水、傾聽內心的漣漪；一邊聽老人講故事。歷史就在暗夜那一代接一代的口述故事中延續，仿佛亙古如斯。在這樣的時代，大家、雜家輩出。恒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就在故事和朗讀中從一代流向下一代。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就是家教、世風，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性力量。所謂中流砥柱，靠的是思想價值和文化傳統的力量。

而在城鎮，晚報也曾經風靡一時，吃過飯，男家長就像紳士一樣接過晚報，順手將后邊的副刊賞賜給洗碗后的女主人，從國家大事、天氣預報到街頭傳說、商品廣告，報紙一度像晚禱一樣充當過我們的宗教，報刊的版面順序安排意味著隱蔽的權力秩序，主流意識形態由此實現從國到家的傳遞。我們在隨意翻閱報刊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接受既定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時代的主旋律。

后來，電視出現了，電視以動態的圖像、有聲有色的報道、形神兼備的采訪、多頻道可選擇等優勢掠奪了晚報的受眾。男主人一回到家便摁開電視，坐在沙發休息或打盹，女主人則在廚房忙活，直到將年幼的孩子哄睡好，自己才有片刻空閑，享受肥皂劇。總之，在電視節目和報紙閱讀的選擇上顯示了很大的性別差異和家庭權力分布。

像電腦經過286、386……的升級一樣，手機也不斷地更新換代，從只有權貴所有的笨重的“大哥大”到現在平民的輕盈而容量大的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使新的一頁被翻開了，它挑戰了邊界的概念，你可以隨時隨地與“地球村”任何時空建立聯系。如此一來，科技的更新使升級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升級不僅吻合人類喜新厭舊的本能和對未知領域的探求興趣，也符合消費社會的時尚和商業精神：人也由普通客戶向鉆石級貴賓升級，時尚由審美功能轉向身份認同功能，成為區分社會階層的重要符號。

二、“娛樂至死”的時代

博客曾領風騷三兩年即被微博替代了。2008年開始，微博以140字為限提供了“平民的嘉年華”，“自媒體”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微博使每個人成為信息源和信息發布者，以滾雪球的迅速傳播方式遠拋電視新聞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后來居上的微信，是一個集社交溝通、檢索閱讀、消費支付于一體的新平臺，結合觸摸屏的誕生，用戶只要輕輕一觸，文字、聲音、圖片和視頻即可接收，方便無比。但是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對我們的奴役越深，因為它這種奴役越發不可覺察。對閑暇無情的剝奪和對自由溫柔的謀殺，這一切恰是以閑暇和自由的名義進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們對于這個時代和世界想象，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的來源。

娛樂成了人生的首要信條。消費社會消解了嚴肅的事物和價值，讓一切都以娛樂的方式呈現出來，不管是正能量還是負面消息，社會災難和明星八卦被等量齊觀，付諸一笑。馬航飛機失事曾像電視連續劇一樣占據今年3月的新聞時間，那些真實的疼痛和悲傷輕易地被覆蓋了。杰姆遜曾說：“今天大眾媒介的作用不是使事件像傳統的方式那樣成為‘可以記憶’的，而是在事件令人眼花繚亂地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襲來時，消滅這些時間，幫助人忘記它們。”因為覆蓋是如此迅速，容不得轉換頭腦來細細思量。傳播如風暴般不由分說地裹挾一切。不僅理性在強大的傳播面前黯然，情感亦然。

閃爍的屏幕有效地阻斷了“激情”，比如足球賽現場，我們會聽到歇斯底里的加油聲或者憤怒的討伐聲，現場夾雜著混亂、噪音與活力，夾雜著意外和諸多的可能性，媒介則將現場過濾提純、按照新聞機制經過“視點”修復成邏輯有序的畫面。而受眾往往將新聞和現實混為一談，麥克盧漢早就說過：“讀報紙的人不是把報紙看做高度人工制造的、與現實有對應關系的東西，他們往往把報紙當做現實來接受。結果也許就是，媒介取代現實，取代的程度就是媒介藝術形式的逼真度。……對于看電視的人來說，新聞自動成為實在的世界，而不是實在的替代物，它本身就是直接的現實。[ 【加】埃里克·麥克盧漢 弗蘭克·秦格龍編：《麥克盧漢精粹》，第407-408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事實正是如此，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表達了與《一九八四》截然不同的思考和對未來時代的隱憂：人們會漸漸迷上奴役、愛上壓迫，并不由自主地追隨那些讓人放棄思考的文化工業，最終被我們拋棄的是自由。新科技使思想的奴役如此溫柔、舒適、隱蔽，讓人難以覺察。

信息傳播帶有的強制性，使我們失去了對新聞的甄別與判斷能力，社會新聞、深度評論、娛樂休閑、宗教和玄學、保健養生和笑話假新聞等等具有同樣的傳播權力和流通速度。這改變了過往新聞的篩選和等級制度。以往，報刊上的頭版頭條一直享有特權，正如電視欄目的“黃金時間”檔節目。現在，在手機上，我們有了空前的選擇權，默默瀏覽還是積極回應，窺視別人還是自己當演員，傳播何種信息，我們相當自由。

三、消逝的閑暇

移動互聯網以其方便、快捷贏得了用戶的青睞，同時也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對世界的想象。“一千個鐵桿粉絲”的理論正從硅谷走向全球。被個性化定制的娛樂性精神食糧，以人造的快感操縱著我們。

我們足不出戶就知曉“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還能窺探對方的思想與趣味。從朋友圈貼出的圖片，我們他們的生活，這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們的社交沖動，更深層地迎合了人類的窺私癖、炫耀疲和自戀動機，使其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虛假繁榮。微信使“有朋自遠方來”變成新的“現實一種”，費孝通先生曾將鄉村定義為“熟人社會”，今天，“朋友圈”將鄉村的“熟人社會”挪到了手機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關于“熟人社會”的想象，這當然與“鄉土中國”有著質的不同，它創造性地吸收了現代性的“流動”。朋友圈人數的增加、信息的交鋒使人深陷其中。

微信數字化的特有方式為我們將朋友進行再定義，朋友圈的選擇只經過一鍵認證，于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的情感去衡量朋友圈里的“朋友”情感深度，不同性質的“群”瓜分我們的時間和生活，也在內部給我們提供多樣化的身份認同。手機的內置鏡頭還悄悄地修改了性別權力，傳統的攝影機的鏡頭總讓人聯想到男性的權力，女性的被看地位決定了她們經常成為鏡頭捕捉的獵物，而智能手機卻努力抹去性別的影響，中性化已經成為持續的時尚趨勢。傳播技術的更新也促進了人的解放。

微信也消解獨特性和原創性，轉發、病毒式的傳播方式使得消息在無窮無盡地漂流，無所謂源頭、無所謂終端，生產、傳播、消費和再生產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同時也使我們陷入其中，真偽莫辨。偽消息的傳播同樣呈幾何倍數增長，無需代價。“知識二傳手”將隨網絡大量涌現，知識消費、傳播、接受的方式也將改變只是生產的方式。

印刷文明將我們與過去，與人類歷史發生穩固的精神聯系，使我們深刻地意識到過去的現存性與未來性，讓我們在此時此刻回望歷史、眺望未來。正是這種聯系讓我們獲得歷史的坐標，找到一種縱深感和沉潛感以及對歷史的敬意和深情。數字文明并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它將這種歷史的厚重感從我們身上卸去，讓我們在知識的片鱗只甲中得到轉瞬即逝的快感。虛擬世界的控制和真偽莫辨的消息海洋使我們的人生喪失深度。

我相信，以后朋友圈的行照和照片會成為鉆寫傳記的重要依據，學術論文會以貼于朋友圈的文章作為主席和參考，朋友圈還可以成為社會學的分析指標，譬如我的朋友圈就是個微縮的“文藝現場”。

但今天，微信榨擠了你最后一點空閑，那些空閑曾經使我們內心自己有的標志，豐富的內心生活是人類烏托邦的棲居地。手機在提供我們方便的時候同時控制我們，沒有手機，我們便會焦慮不安，手機對我們的控制是與現代生活的變化相應的，社交是現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今天很多人花在社交上的時間、在旅館度過的時光甚至超過了在家庭和單位度過的時間。這種頻繁的社交凸顯了手機的重要性，移動互聯網以解放的表象加深了對現代人的控制。

從大時代到“小時代”，博客到微博、短信到微信、電影到微電影、小說到手機小說、笑話到段子……手機互聯網讓所有的時光平等：生活、上下班、晝夜的界限模糊，我們的行為被微信及其主宰的意識形態深深控制。

手機將我們變成了“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身心異處的人。移動互聯網給我們整個世界和全部的自由，并以自由的幻覺對我們進行奴役和宰制，自由意志被無形瓦解，喪失了唯一重要的自由——思想自由，只能哀嘆閑暇的消逝、內心生活的消蝕，卻無法阻擋，因為這不只是時尚的步伐，也是歷史的步伐，科技挾持歷史的腳步勇往直前，只有加速度，沒有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