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 ?間：2015年1月20日 星期二下午

地 ? ?點：廣東科技出版社副總編輯室

訪談對象： 鐘潔玲（原花城出版社中國文學室主任，《心靈史》責編，現為廣東科技出版社副總編）

采 訪 者： 申霞艷（原花城出版社《花城》雜志編輯，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申霞艷：很高興我們兩個老同事一起來談論《心靈史》的誕生始末。我知道今天編輯工作很依賴現代通訊工具，像QQ，微信之類。想請你回憶一下當時編輯的工作情況，比如你們是怎么跟作家聯系的？當時的文學狀況究竟如何？比如你怎么會聯系張承志這樣的作家？

鐘潔玲：我是81年進大學，那是文學復興時期，那時一片石頭砸下來肯定會砸中一個詩人，大家對文學都很狂熱。全民看小說，作家知名度很高。像張承志，我們傳閱他的《黑駿馬》，從宿舍討論到飯堂、課室，圍繞著游牧民族的倫理風俗與漢文化的沖突，爭論不休。但都為那種強烈的抒情氣質迷醉，那時我還能背出里面的段落和句子！最開始讀他的《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不算喜歡。最喜歡的還是《黑駿馬》，還有《北方的河》等一批，我覺得在當代作家里，張承志是最特異的，強烈深刻，有種非凡的氣度，讓我產生共鳴。這應該是后來合作做《心靈史》的契機吧。

申霞艷：你是大學畢業就到花城了？

鐘潔玲：對，大學畢業就到花城出版社。面試我的是長篇室副主任廖曉勉，于是我就被分到長篇小說室。一來就做長篇，實在不容易。想想看，一個作家花多少心血時間才出來一個長篇，他肯交給一個20歲的小姑娘嗎？充其量，這么年輕的小編輯，只是初審，后面還有兩道關卡，完全沒有拍板權啊。但我很勇敢，向前輩向作協要作家地址，我早就熟讀他們的作品了，我不怕跟他們交談。于是按著地址一個個撞上門去，結果老是碰釘子，表面都客客氣氣的，但最終人家稿子就是給到別的社去了。不過那時我臉皮還真厚，只要有出差機會，我就一個個地找作家，膽子和臉皮都練出來了。

申霞艷：你是怎么聯系上張承志的？他好打交道嗎？?

鐘潔玲：那時完全靠自己摸上門，不比現在有電子郵件、微信、短信等通訊工具方便。1988年我第一次見到張承志。我記得去北京先找李陀，我說要去找張承志，他說張承志不易打交道，你不如先找史鐵生，他總在家，你去約稿還可以寬慰一下他。后來找到史鐵生，他告訴我要找張承志可先去找葉楠，他倆都是海軍大院的。我真的先找到葉楠，他是白樺的孿生兄弟，我跟他談完稿子，提出找張承志。他說，我得先打個電話。打完電話，他說，張承志同意你去。

申霞艷：說幾個張承志不好打交道的具體例子讓我們見識一下。

鐘潔玲：我一進屋，他壓根沒有讓你坐下來的意思。當時他已經大紅大紫，多次榮獲全國中短篇小說獎，去拜訪他的人多，約稿的編輯也多。還記得王蒙寫了一篇評論，標題是《大地和青春的禮贊》，稱張承志為“學者型作家”，盛贊《北方的河》，還說“……50年內，大家不要去寫河流了。”你知道王蒙的說話風格。見到張承志，我自報家門，他一聽說我是從廣州來的，就問我“你知道珠江這個名字怎么來的嗎”？我老老實實回答不知道，他就告訴我：傳說當年阿拉伯人用船運珍珠到中國來，后來珍珠掉進江里，“珠江”就這樣得名的。就是這樣，還沒約稿就給考了一通。我心想我又不是來考你的研究生，犯得著這么較真嗎？還有一個印象很深，當時我坐在他的書桌旁，看見字紙簍里有兩本嶄新的期刊，折疊著都沒有打開就扔到垃圾簍了。我想：啊，他看都沒看就扔啦？還有，他對那些陌生的訪談和約稿電話都極為冷淡，拒絕了一個又一個。現在想想，他這個人絕不隨和，挺難打交道的。好在那時年輕，抗打擊。我工作很細心，一般出差回來后會循例寫信答謝拜訪過的作家并表示約稿之意。從北京回來，給史鐵生、李陀、劉恒、葉楠還有張承志都寫了信。即便長篇沒什么希望，信還是要寫的。

申霞艷：你工作認真那是沒得說，每次開選題會你的論證都非常詳實，讓我印象深刻，你的審稿意見就是書評。你給作家的信是親手寫的，還是有模板？

鐘潔玲：當然手寫，因為與每個人處得不一樣。如果他們要你幫忙打聽什么事或者問候什么人，我會在信里向他們匯報。沒有固定模板，都是根據見面的具體細節回復，寫信很用心的。

申霞艷：那你當時有在他們家有吃過東西嗎？我記得夏天去的史鐵生家，喝過豆沙，吃過冰棍。

鐘潔玲：吃過的。在張承志家里我第一次見識那種烤面包機，烤一塊，抹上果醬吃，吃上幾塊就當是午餐。他是穆斯林，有很多禁忌。80年代大家都窮，和現在完全沒法比，那時大家都沒有上館子的習慣。我記得到南京組稿時，周梅森、梅汝愷、葉兆言等作家，都是在家里做一桌子菜招待我們的。有次到周梅森家里，他讓太太整了一桌子菜，我記得有一道蒸鯽魚。總之都很熱情。

申霞艷：那這些作家有給你回信嗎？

鐘潔玲：大部分都有。我對張承志這樣的大家不敢抱希望，后來收到他的信，挺驚訝的。他讓我不必再去信，他說，你不要催我，有稿件自然通知你。我心想，不催能行嗎？多少眼看就要到手邊的稿子都“跑”掉了，何況你這種還在腹中的，誰知道半路會殺出多少個程咬金來？

申霞艷：他的回信大概是有模板的吧？

鐘潔玲：最初的回信真像公文，就是那種最沒感情的回信。我還記得，他家墻上掛著一個小鏡框，里面鑲著一幀紅紙寫的阿拉伯文，半張A4紙那么大，問他那是什么，他說：“是‘犧牲’二字，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送的。”

記憶中就是這樣子，健談但不隨和。人家傳說他話不投機就會翻倒凳子讓你坐，好在我還沒有遇到他翻凳子的事。

申霞艷：后來怎么會把《心靈史》給你呢？看來是你的誠意打動了他。

鐘潔玲：1989年初夏，我和關天曦兩個人去北京參加一個編輯學習班。當時辦班的地方靠近王朔住的大院，我就去找王朔。王朔這個人很好玩，雖然從來沒給過我稿子。他帶著一群青年男女，玩得很瘋，就像他作品里寫的一樣。我問起張承志，他就說：“張承志最近寫的還是那些，‘黑駿馬在上面跑，北方的河也在上面流’。”王朔講話非常風趣，無視權威，感覺跟街頭小混混差不多，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情景。

申霞艷：你是這次知道張承志在寫《心靈史》的嗎？

鐘潔玲：是的。我聽說他幾年都往黃土高原跑，一直在醞釀。89年冬天我再去了一趟北京，圈里的人說他正在寫一個“很大的東西”，這個大不是指篇幅，而是指分量。我忍不住這份“渴望”，硬著頭皮再去登門找他。這時他已經辭退一切公職待遇，從海軍復員，成為一個純靠稿費生存的作家。我詢問他長篇，他還是冷淡地說：“你不用催我，也不必來信。我寫好了自然會通知你。”我后來知道，他是在1989年9月開始寫《心靈史》的。我沒有報太大希望。直到1990年夏天，張承志把書稿寄到我手上，書稿是手寫再復印的，特別厚，特別重，讓我感覺既驚喜又沉重。

申霞艷：拿到書稿，審讀過程如何？與預期一致么？

鐘潔玲：編《心靈史》的過程，稱得上是頁頁驚心。它描寫的是西北一個叫“血脖子教”的回教支派——哲合忍耶。它主要分布在中國最貧瘠的寧夏甘肅交界的黃土高原腹地。這里的百姓食用地窖里帶著草根土塊和干羊糞的雪融水，卻用村中唯一的井水凈身做禮拜。這個教派誕生于清代乾隆年間，哲合忍耶即是高聲唱誦。因它倡導“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視為異端并遭到鎮壓。強權對弱者的欺凌，使哲合忍耶走上了一條與幻想決絕的道路……在不到兩百年的時光里，有50萬人犧牲，總共才200萬人。犧牲者從未進入過正史，中外學者從來也無法窺透哲合忍耶神秘的內核。張承志第一次從他們的角度，描述了哲合忍耶備受迫害的歷史，以七代導師為線索，把哲合忍耶的故事劃分在七段輝煌而悲壯的光陰里。在《前言》里他說：“這部書是我文學的最高峰……我甚至在考慮，以這部書為句號，結束我的文學。”?

申霞艷：他當時有什么要求嗎？編輯和作者關系如何？

鐘潔玲：書稿寄我前，我們通了多次電話，版稅方面沒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再三叮囑“所有地名、人名、支系不能出錯”。那時普遍不興談版稅，全國統一稿酬，出版界的商業氣息不濃。91、92年都還好，大概是93年開始作家就有要求了，特別是《廢都》等作品熱起來后。我們當時沒有刪改過張承志的書稿，一是他比較嚴謹，字字推敲；二是我們也很尊重作家，這一代作家與五六十年代《紅巖》《青春之歌》的作者不同，他們有能力修改自己的作品，不需要編輯去改寫什么的。一位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一定有它嚴密的肌理，你不能輕易動它，需要修改的地方，由編輯提出建議，讓作家理解消化后自己動手修改，這樣作品的血脈、文氣才會全書貫通、保持一致。當時校對要按照規范修改字句，張承志看校樣說過一句很嚴厲的話：“你們不要亂改，這么改就把作家個性抹殺了。小說要都這么個改法，你們讀新華字典得了”。他的手稿17多萬字，是充分征求了穆斯林群眾和宗教負責人的意見之后才定稿的。?

申霞艷：出版過程順利嗎？

鐘潔玲：出奇的順利，這是意想不到的。我是用長篇小說的名義報的選題，當時張承志已是全國級別的名家，二是書稿有分量，社里自然非常重視。當時的社長是范漢生（我們叫老范），他曾一度把終審權放到編輯室里。我初審，二審是副主任黃茂初，終審是室主任廖文。廖文是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畢業的，他對這部書稿推崇備至，他把書稿抱回家里一字字細讀，跟我的情形一模一樣。那幾天，他每天上班都跟我和黃茂初交流感受，室里就三個人，他興奮地端著茶杯，從編輯室這頭到那頭，來回踱步，滔滔不絕，我們都為書稿傳遞出來的那種與強權抗爭的血性和磅礴的氣勢所撼動。我為自己拿到這樣的書稿而備感欣慰。我們就是在這種氛圍中感受、編輯、出版了這本書的。1995年，張承志來廣州，特別要見一見廖文，還送了一本親筆簽名的小說集給廖文。他一定覺得，終審這一關若放到北京，一定過不了。絕大部分作家從來不關心終審是誰，要謝最多謝責任編輯。這一點從他當時給我的來信就看得出來。

1990年11月，張承志孤身一人到日本謀生，成為“出國潮”里千千萬萬中國人的一分子。11月16日，張承志臨赴日本之前從北京給我發了一信，里面有這么一段：

“《心靈史》快出來啦，我像盼自己的獨生女一樣盼著那一天。有了她，我死也值了。……未來，有一天，人們會感到她的意義的。以后，我只是一陣風而已。最后一關，你千萬千萬留心，再仔細為我讀一遍！”

1991年3月29日（《心靈史》已經付印），張承志從日本來信：

“書的事，全靠你了……千萬不要再宣傳。一切作家都為了出名而寫，我這本終生之作為了不出名而寫。——只要哲合忍耶老百姓屆時能拿到三千冊書，我的人生便可以說全成功了。我一直在這樣想。只要有一批樸實的人，他們愛惜甚至保衛我的這本小書，我便實現了最大的意義。而在俗界的成功名利，一切都可以扔得干凈。”

申霞艷：說明張承志對當時的出版制度還是挺了解的，他都沒有讓刊物發這個大東西。從他的言辭和行為看，他一生最重視的作品就是《心靈史》，你回想一下他當時為什么會把這么大的一本書交給地方社，交給你這樣的年輕編輯來做？

鐘潔玲：你這個問題很多人問過，1995年我在北京再見李陀時，他也說：“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承志那么聰明，怎么會把《心靈史》這樣重要的著作，交給一個資歷尚淺的小姑娘？你知道當時北京有多少大社想要這部書稿？”可能當時張承志充分考慮過，一是花城出版社雖然是地方社，但有全國影響，二是“山高皇帝遠”，地方出版社審稿尺度會稍為寬松，當然也從交往過程中覺得我做事嚴謹認真，很有章法，靠譜。

幾年后，張承志托人送我一本書，在扉頁他寫道：“鐘潔玲存念：紀念我的生涯和我的文學中，最重要的支持與合作！”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我的信任。

申霞艷：《心靈史》出版后影響很大，除評論界外，我記得王安憶、張煒這些作家對這部作品評價相當高。你這里應該收到更多反饋。當時的情形如何？

鐘潔玲：那時候印刷及發貨都比較慢，出版頁上印著的出版時間是1991年1月，但這本書真正面市是1991年4月16日，到4月20多號才在各地書店鋪開。首版雖然只印了7千冊，但在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北京、上海、蘭州、安徽、四川，紛紛有來信表揚這本書。許醫農（《山坳上的中國》的責編）看到了，來電話、寫信給我，盛贊這本書。她是業界的老前輩，后來她到廣州時還親自到編輯部來鼓勵我，令我感動不已；我們的同事林賢治說“這是這幾年花城出的唯一的一本好書”，我當時年輕，把這些贊美的話都記錄下來了。《心靈史》的文化價值是不容置疑的，也為花城出版社贏得了榮譽。到7月份各地已經回報銷售一空。后來社領導問發行其他的書銷得都慢，《心靈史》為什么這么快？當時的發行部負責人是朱迅，他形象地說：“這本書寫了西北一個廟，那個廟里的和尚把書都買走了。”我們的發行員不懂回教的廟叫清真寺，就直接翻譯成廟，我們笑壞了。

申霞艷：這么火，怎么沒有馬上再版呢？

鐘潔玲：我特意翻了我當年的記事本，這本書出版之后遇上了漫長的陰郁期。說它陰郁，是指不明朗。從來沒有人說它有問題，但就是不準加印，相當于禁音了。不過整個過程，沒有一個人受到批評指責，沒有人受處分，謎一樣的無解。

早在1991年7—8月，我收到各地反饋，就準備申請加印。起初是等數字，張承志想先讓回民那邊統計一下印數再決定加印的量。這個有張承志的來信為證。1991年8月4日從日本來信：

“……昨天收到寧夏回信，上次他們買的二千多冊書早被一搶而空，據來信介紹的情況，此書受到了哲合忍耶派回民和西北回族文化界強烈歡迎。我心中的石頭，總算落了地。寧夏社科院和宣傳部在醞釀召開討論會，回民們大多是邊讀邊落淚，等等。哲合忍耶大多數沒有見到書，紛紛在找。因此，有可能以洪樂府清真寺出面（寧夏、青銅峽市，峽口鄉），與花城聯系再印的問題。

盼你與有關部門商量一下，最好由社方主動與馬烈孫聯系再印。我估計再印一萬冊銷給他們是毫無問題的，若不考慮民族，而判斷更多的讀者，我估計印五萬冊也決不會蝕本。一年之內，銷掉五萬冊不會很難。這可以由社里向西北五省和全國再次征訂，只要征訂認真，會在商業上也成功。

這其實是我唯一一冊可以‘暢銷’的書，盼轉告社里，最好積極一些。”

1991年8月18日的來信有這樣一段：

“給你寄上一份勘誤表，萬一可能重印或再版，千萬按此表改動。《心靈史》一書在西北一搶而光，已經引起巨大轟動。我在日本都收到甘肅、寧夏各處農民的來信。讀著心中激動無比，原有的擔心，也因群眾的興奮消失了。只是不知道出版社有無其他情況？大事成功了，我的一生也在你的幫助下完成了！心里這些天激動無比。

目前西北迫切盼《心靈史》再印一次，他們可以大大包銷。盼你在煩亂之中一定抽出時間與出版社領導認真談一次。那七千本，據說在國內已銷空，哲派直購的二千多本，二周時間便一搶而空，到達地點只是哲合忍耶的幾百分之一的地區。”

1991年9月，發行部反饋：西北出現了《心靈史》的盜版本。早在9月1日張承志來信已經披露“盜版”問題。

“心靈史，目前已有河南的真正海盜版，甘肅已有幾種土制版，我不知你是否也感到這里面的意義。一個作家如果最終成一個名利場的追逐者，那不能算什么。我為我的這個大結尾，總是暗暗驚喜和自豪。”

翻查我的記事本，1991年8月起，我就申請重印，但社里一直沒有同意。社長老范說，這本書“上頭”有看法，出于他的敏感和謹慎，他不同意重印。

1991年9月28日，張承志從日本來信，詢問重印之事。給我的信里，附了一封寫給花城社社長的信，要求重印《心靈史》。我及時轉交了老范。但此信也如泥牛入海，沒有獲得回復。

我多次找老范探詢，從他處打聽到兩種“異議”：一是新疆部隊里有人告狀，告到北京去的。后來又說是另一個教派的人有意見。都是含糊其辭的。

1992年1月21日前后，老范從北京出差回來，找到我說：“《心靈史》現在有麻煩了！現在中宣部和總署通知我們調樣書去審讀，你要樣書室準備好幾十本樣書，交給辦公室，要分送出版局，省委宣傳部，還要寄到中宣部和總署。現在需要我寫一下組稿經過及審閱意見。”

到此時，廣東新聞出版局來了一個通知，說“鑒于民族問題敏感，《心靈史》一書暫不重印”。

1992年2月我交了一份《<心靈史>組稿經過及審閱意見》給社里。之后社里向我轉達出版局的意思：再找兩位專家，從專業角度評價一下《心靈史》。我馬上通過我在省博物館工作的同學，為《心靈史》找到兩位審讀專家：一位是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民族學專業教授楊鶴書先生；一位是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長馬建釗先生。恰巧，馬先生是回民。我以出版社的名義請他們審讀《心靈史》，看看有什么瑕疵。很快，兩位專家給我寫出了審讀意見，對《心靈史》評價很高。楊鶴書先生在審稿意見里面說：張承志是采用了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來調查哲合忍耶派的歷史的，在學術上站得住腳。

回想出版局這個“暫不重印”后來就成了“永不再版”。這個處理很奇怪的，沒有批評指責，也沒有禁印文件。《心靈史》就這樣被永久擱置了。一個死結系在那兒，至今沒有人解開。

不準加印的消息不脛而走，各地文化人紛紛向我要書。我們退休的老領導李士非有一天竟然親自回到出版社來找我要書，說北大的謝冕教授一定要一本。但我告訴他，我手上的樣書全部上交了，一本也不剩，愛莫能助。

我把這些事都去信告訴了張承志，1992年3月6日我接到張承志來自日本的一封長信：

再說《心靈史》。我仔細研究了你的信，以前也有一些類似的信息，我早有思想準備。……你個人，應該把此事經緯搞清，自己備一個案……也許，它會是你編輯生涯中值得紀念的一件事，也許它的風波應當有一個人記錄下來，這個人最好就是你。

《心靈史》是作家張承志深入中國最貧瘠的大西北六年后，寫下的終生心血之作。在原則上，不要讓步。也許，腳印不會陷在泥里，而在明天閃光。

關于專家，最好講張承志就是專家。他的導師翁獨健是原燕京教授，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權威。張承志的專業就是民族史。

看來，應該考慮盜版自印的問題了。你可以向社方表示，作者對于不加印，而影響作者利益不滿。此事風波不是“上面的”單方面的，這個“上面”并不明確，用莫須有的罪名壓制書的出版，同樣是不能容忍的。告訴我，如果需要我馬上給社方去信抗議，逐漸把此事責任由我承擔起來。

……我說過，《心靈史》書上印著你的名字，是你進入大西北的通行證，你已經是大西北等待的客人。如果有一天你去那些地方去走一走，你一定會感到你介入了一件你人生中美好的事業。別害怕，別低頭。

從這封信看，張承志也知道“‘上面’并不明確”。這個“上面”是極具中國特色的。

申霞艷：我們不準出后，《心靈史》有過哪些版本？我就得了一本盜版本，應該是根據我們的版本影印的，但沒有版權頁。是一個回民朋友在清真寺邊買來寄給我的。

鐘潔玲：盜版很多，據說91年夏天在西北各種盜版加一起至少有一百萬。買不到《心靈史》農民，到清真寺“請”來一本，然后一家家聚集起來，讓識字的人誦讀全書，大家一邊聽一邊落淚。

自花城版后，《心靈史》再沒單獨成書，但由正規出版社出版的張承志作品集卻收錄過它，是藏著掖著放進去的，我知道的有過兩次。第一次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集子名叫《回民的黃土高原——張承志回民題材小說》，總共收入5個短篇、4個中篇和1個長篇，這個悄悄塞進最后的長篇就是《心靈史》。看得出，出版社最想賣的，就是這個長篇！熟悉的人都知道張承志此后就沒有再寫小說，轉向了散文創作。第二次是1995年8月海南出版社出版了4冊張承志文學作品選集，有一冊是長篇小說卷，里面只含一個長篇，就是《心靈史》，但封面同樣沒有出現《心靈史》，也是裹夾著出成的。這選集的責任編輯是洪聲，印了30000套以上。這兩次藏著掖著地出版的《心靈史》，后來據說也被發現了，于是不許再印。2006年底鐵凝當選作協主席之后，也聯系過張承志，向他要《心靈史》，聽說已經沒有書了，她就好奇地問，為什么不再出版。她甚至說，由她去聯系出版社。結果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在不許再印的20年時間里，張承志一遍遍修改《心靈史》。因為再版無望，到了2012年有人幫他把《心靈史》“改定版”印了現來，沒有出版社，非正規出版，所以封底標明：“全部贈閱，嚴禁營利”。這一次非“盜版”是因為作者同意，且是贈送愿意讀它的人，不走渠道，不要錢。

《心靈史》，這樣一部當今已經進入了當代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著作，經歷了正版、盜版、土制版、藏掖版，最后變成自印贈閱版。你說是不是很荒誕？

申霞艷：像《心靈史》這樣的作品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中完全是個異數，尤其是90年代初。現在回想起來，八十年代的文學熱情和探索精神導致了九十年代初一個長篇小說的高峰突起，你看，《心靈史》、《九月寓言》、《活著》、《白鹿原》、《廢都》……真正堪稱“黃金時代”，提供了多樣化、多元化的價值形態。當代文學史給先鋒文學那么高的地位，敘事形式得到極大的推崇，張承志卻有意識地回避形式，今天完全可以說《心靈史》是“非虛構的開山之作”。作者下了那么大的田野調查的功夫，聽了那么多的口述史，在寫作過程中還有意地避開了《黑駿馬》、《北方的河》那種詩情浪漫氣質。而且，張承志后來一直沒有再寫過小說，這說明當時他已經對小說的虛構性質有所懷疑，對文學離現實社會越來越遠保持警惕。他們那批成名于80年代的作家至今還在寫作出版、普遍量大，像張煒的《你在高原》就450萬字，張承志全部作品加在一起也沒有這個量，可見他對文學還是有他個人獨到的理解。你后來跟張承志有了更多交流，他提過當時為什么要寫這本書嗎？

鐘潔玲：后來無數次追問，他才說到了寫作緣由，完全是無意中撞到的，機緣非常神秘。自北大考古系畢業后，張承志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歷史學碩士，取得學位后去日本進修。1984年回國，剛回來有點憤世嫉俗，哪都看不慣，就想到農村去看看，去哪兒呢，去那些沒有去過的地方，比如寧夏。他一下就到了寧夏。他跟寧夏接待單位的人說，想找一個最窮的地方，對方就說，那你就去寧夏南部隴東山區西吉、海原、固原一帶看看吧，那是全中國最窮的地方，簡稱西海固，山區、交通不便、缺水、生活困苦。到了西海固，當地安排他入住一個回民家里，因為這家稍為干凈，女主人會做飯。這樣，他就進入了西海固沙溝村的馬志文家。入冬的一天，他考察結束，正準備回北京。誰知夜里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大雪把山路封死了！他只好在村里多呆幾天。晚上坐在炕上聊天，馬志文無意中講到了他們這一支系祖先的故事，張承志這才知道兩百多年來，這里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他聽得熱血沸騰。接下來，馬志文通知親友鄰居，一戶戶來講故事，這就是今天口述歷史的方式。此后6年，張承志在西海固展開調查，收集了近160份家史和宗教資料。清真寺里的學生爭當他的秘書，陪著他尋覓古跡。老百姓得知他立愿寫書，便把內部秘藏的一部歷史典藉拿出來，這部典藉叫《熱什哈爾》，是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再混合著漢語寫成的，作者叫關里爺。大約是寫作時處境危險，關里爺采用一種隱秘到近乎拒絕閱讀的方式，來記錄歷史。張承志組織清真寺的學生，把它翻譯成漢語（后來在三聯書店和臺灣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這本書成了《心靈史》的資料基礎。

《心靈史》出版后，張承志的名字在大西北熱了起來。從西海固到青銅峽，從甘肅到新疆，山區川地里的農民口口相傳：一個叫張承志的大作家為咱們窮人寫了一本書！我從沒去過西海固，90年代想去，張承志說，那是一種成人風景，干旱粗礪，沒有經歷滄桑的人是不會喜歡它的。我想那兒怎么窮也是七溝八梁的黃土高坡，很美的啊，我從小生活在四季常青的廣州，我期望找點反差，不過還真的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機會去呢。?

申霞艷：我倒是有年暑假慕名去了西海固，還去了馬志文家，里邊有個高屋子，就是當年張承志寫作住的地方。他保存了張承志的一些東西，拿了一些和張承志的通信給我看，還讀了一些自己寫的打油詩。現在你再回頭談談你對張承志的印象？

鐘潔玲：張承志身材高大，外表酷似三島由紀夫，喜歡哼唱岡林信康的歌，嗓音很好。我初見他的時候，他順手撕下報紙一角就卷上一支莫合煙。后來有位作家告訴我，他這個抽煙的樣子迷倒一群女大學生，哈哈。張承志也說過，他出國過關時曾被扣起來，原來是查他的莫合煙，人家以為那是大麻呢。跟人聊天你就發現，多數人的神是散的，而他卻是聚的，他有一種定力，有強大的氣場。他對中亞、新疆、甘寧青伊斯蘭黃土高原的歷史宗教都有研究，會日語、蒙古，還會點哈薩克語和滿州語。他這個人和他的作品，都有一種大格局。2007年我出了他的3冊《自選集》，用的那個封面，譯文室的人一看就說是三島由紀夫，臉上只有一雙眼睛，瘦得只剩下精神了。和他這么多年的交往之后覺得他其實是個很有趣的人，他說自己讀了那么多書，只有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才能教育他。你看，他這是什么邏輯？他知識面非常開闊，有一天，他說他騎著自行車去北大找一位教授談土豆，一談就是一天，他說那天非常幸福。另一天又找另一位考古學家談麥子，談之前他已經看完一堆書了，所以談起來很有共鳴，感覺非常美好。他對高質量的精神交流充滿興趣。

我還記得，《心靈史》不給再版的時候，他告訴我，不要低頭，不要夾著尾巴做人，有什么事大西北的人會舍命保護你，我就是要為這樣的人寫書。“我只要寫一張兩指寬的條子，說你是《心靈史》的責任編輯，你便可以走遍大西北的窮鄉僻壤！”在我23年（1985年-2008年）的小說編輯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這本《心靈史》和這次合作，其次才是王小波的三部曲。

申霞艷：作為一個資深長篇小說編輯，你覺得張承志的《心靈史》在今天看有什么樣的意義？

鐘潔玲：我重新回顧張承志，感覺他是一個作品與人品合而為一的人。他從不向體制妥協，主動辭職脫離體制之后，一直過著清貧而自足的生活。我對他深懷敬意！他說過：“我們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億人都變成財主。基于這種認識，我希望自己的文學中，永遠有對于人心、人道和對于人本身的尊重；永遠有底層、窮人、正義的選擇；永遠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氣質。”我在給中山圖書館的推薦語寫過：“張承志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深刻、最有體系的學者型作家，《心靈史》是張承志文學的最高峰，注入了他極大的心血。”張承志當時就考慮以這部書結束自己的文學生涯。這本書的語言不太修飾，不像從前，為的是能給當地的老百姓看。什么樣的內容選擇什么樣的表達方式這是很多作家追求的。你剛數到90年代初的長篇盛況，那時候真是百花齊放，現在不太可能重現。現在看來，除了說《心靈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它是為真正意義的窮人寫的一部書外，更為重要的是這部書詮釋了他本人對革命與信仰的理解，寫出了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就叫信仰吧。張承志曾經跟我提議做一套叢書，叢書名就叫“六十年代”。在他《心靈史》改定版里這樣表白：“我是一個偉大的六十年代的一個兒子，背負著它的感動與沉重，腳上心中刺滿了荊棘。那個時代的敗北，那個時代的意義，使我和遠在地球各個角落的同志一樣，要竭盡一生求索，找到一條——自我批判與正義繼承的道路。”多么悲壯的誓言，多么堅忍的行動！現在花俏的東西多，有力量的不多，就像他常講到的一樣：“有人跳舞，有人上墳。”他也談到自己當時也曾想過調去名校當老師，但陰差陽錯沒去成，如果去了大學說不定也會像其他人一樣圍繞制度轉，畢竟巨大的現實誘惑誰都難以抵擋。但當時離開了也就離開了，結果發現并沒有因此失去什么，反而獲得了自由和寬廣。人活著其實不需要太多額外的物質。

申霞艷：非常感謝你談得這么詳細。《心靈史》可能是當代文學命運最離奇的一本書，它沒有合法再版但卻源源不斷地出現在清真寺和大西北的廣漠農村，出現在哲合忍耶百姓的心里。《心靈史》也是我們在大學課堂經常要講到的一本書，有些學生說看不下去，但一個班總有那么兩三個學生對這部小說很崇拜、很狂熱。在我看來，這本書是一本真正具有超越性的書，它超越了小說、超越了文學和宗教，甚至也超越了時間。

2015年1月20日

（本訪談感謝鄒容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