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8月15日

地點：廣州外商活動中心

申霞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陳希我：小說家

一、探索人類精神的深淵

申霞艷：很高興能夠坐在一起嚴肅地聊聊文學，對你的創(chuàng)作我比較熟悉，你的長篇都是我們花城出版社出的，有些中篇我還看過電子版。關于如何走上文學道路，你在其它地方已經(jīng)談得多了。我更愿意去了解你這些年的寫作路徑，從年譜上梳理，長篇從《抓癢》、《大勢》到《移民》有不變的內核，就是你對精神性的追求；也有變化，有一個作家不斷成長、逐漸開闊的過程，這里面是否存在你自己內在的一個寫作規(guī)劃？

陳希我：我不是個有規(guī)劃的人，但回頭看還是有個脈絡吧。《移民》跟之前作品還有個變化，是小說中的人物缺乏之前作品里的狂狷，變得隨波逐流。這小說是經(jīng)過漫長的20多年的醞釀的，這期間我的生命，用王小波的話說是一次次被騸。狂狷只是階段性的，只是對被騸的反彈。而且狂狷只能在幻想中，《移民》比較傾向于寫實。但《移民》中的人物還是有抗爭的，陳千紅看似隨波逐流，但她幾乎每一次墮落，都是在掙扎無效之后的的選擇。最近我更感興趣在親情倫理上，我近期寫了《命》《父親》。之前我觸碰過親情倫理，像《我愛我媽》。

申：《我愛我媽》我當時也看過，印象也很深。那時山西作家曹乃謙也寫了一對亂倫的母子，但可以理喻，家庭貧困，兒子智力有問題，娶不到老婆狂躁。所以，母親支開父親到城里大兒子家去，暗地里犧牲自己，滿足傻兒子的欲望。曹乃謙的處理方式就是把痛苦的來源歸結于外部條件，所以大家能夠接受這位母親的自我犧牲。但是，你的作品把這些外部因素撤掉，變成一個純粹倫理挑戰(zhàn)，文學能否這樣處理我也很懷疑。我看了你的新作《命》和《父親》，試圖把整個寫作放在家庭倫理內部，寫父親、母親與兒女的關系。你是準備做一個家庭系列？想達到一個是什么樣的目的？

陳希我：仍然是冒犯。也是想逃避性的糾纏。我老是在性的問題上被糾纏，無論是發(fā)表出版，還是被評論，贊我者因為性，罵我者因為性。雖然性是一種最深層的冒犯，但在寫性泛濫的時代，性就成了噱頭，成了迎合、媚俗、消費意識形態(tài)。

申：性在今天確實有媚俗的嫌疑，而且，我也不認為性愛描寫能吸引開放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你的新作《命》里面的母親，讓我想起曹七巧。張愛玲說她更喜歡參差，喜歡桃紅和蔥綠，不喜歡黑白分明。我覺得張愛玲的美學，跟你這個往極端上推不太一樣。

陳希我：也有相似性。張愛玲她是以世俗邏輯講世情故事，我是逆世俗邏輯展現(xiàn)心靈抓狂。當然曹七巧也抓狂，但張愛玲以外展內，我是直奔內心。張愛玲了不起，但不是我的菜，我成不了她那樣的作家。

申：張愛玲徒子徒孫太多了，我們不去理會。我個人比較認同她這個參差的審美。因為日常生活里，大多是些重復的、無聊的事，需要我們妥協(xié)、煎熬、焦慮、承受、自我放棄，需要我們去死、去鋌而走險的并不多。所以你這個一味往極端上推的寫法可能不能引起太多共鳴，當然你寫作可能也不是為了尋求所謂的市場。?

陳希我：其實極端也可以達到參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不極端？那簡直是魔鬼跟圣徒兩種人格的糾纏，這就是參差。人物跟周圍人物、跟自我也組成了參差關系。所謂“眾聲喧嘩”，一是指人物跟人物，一是指人物自身，互相打架。我認為虛構寫作只有極端，才能跟非虛構區(qū)別開來，才能彰顯文學的魅力。其實妥協(xié)承受也并非我們日常生活狀態(tài)，表現(xiàn)妥協(xié)忍耐也是把日常狀態(tài)推向另一方向的極端。比如人遇到不平，勃然大怒是一種極端反應，面無表情也是一種極端，“零度”即是極端。至于在對瑣碎生活面目呈現(xiàn)上，“生活流”也不是呈現(xiàn)生活面貌，而是將日常生活指認為瑣碎的修辭手法，至于重復，更是現(xiàn)代主義刻意的修辭手法。

申：你說的這個情況的確，我們在宏大敘事里臉紅脖子粗慣了，于是先鋒干脆來個無表情敘事。在你的作品里，你把所有外部因素都驅逐了。例如，中國很多人寫婚姻，就會寫成兩種：一種是貧賤夫妻百事哀，困難夫妻熬不下去，妻子跑了；另一種是成功人士經(jīng)不起外部世界的誘惑，就是陳世美的當代翻版。這兩種情況內在邏輯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抓癢》里，把兩個人發(fā)生感情問題的原因歸結為個人，跟周圍世界沒有任何關系。這種摒棄外部世界的處理還是很特別的。你當時有什么樣的考慮？

陳希我：李敬澤說我“為中國小說探索一種崎嶇艱危的精神向度 ”。《抓癢》中的主人公：一個是成功的商人，一個是體面的教師，經(jīng)濟、社會地位、感情都沒有問題，但還是出軌了，這就只能指向內心。《我們的骨》也是這樣，在富足的時代，兩個老夫婦偏偏惦記著當年的瓢骨。我是有意將讀者引入人的精神的深淵。我喜歡探索人類的精神深淵，我迷戀“臨淵”狀態(tài)，這是我寫作的最原始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