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曾說:“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這話被無數當代作家、詩人所認同,但如何使這種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學、更好地傳承文學的核心精神,則要求作家和詩人要有一種文學抱負。

“文學抱負”是秘魯小說家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喜歡用的詞,他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書中認為:“獻身文學的抱負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許,在這個有太多主流價值能保證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時代,所謂的“文學抱負”,就是一種自由、獨立、創造的精神,它渴望在現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尋找到新的寫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時代,文學的探索精神、先鋒意識都不會終結,除非一切的“文學抱負”均已死亡。略薩在談及“文學抱負”時,將它同“反抗精神”一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說:“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挺起長矛沖向風車,即用敏銳和短暫的虛構天地通過幻想的方式來代替這個經過生活體驗的具體和客觀的世界。但是,盡管這樣的行動是幻想性質的,是通過主觀、想象、非歷史的方式進行的,可是最終會在現實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們的生活里,產生長期的精神效果。”“關于現實生活的這種懷疑態度,即文學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學抱負存在的理由,決定了文學能夠給我們提供關于特定時代的惟一的證據。”是的,真正的寫作者必定不會放棄反抗和懷疑,也不會喪失自己的文學抱負,他永遠是一個“孤獨的個人”(本雅明語),唯有如此,他才能一直堅持向文學的腹地進發。

盡管在這個實利至上的時代,寫作正在喪失難度,孤獨正在受到嘲笑,一切的雄心和抱負也正在被證明為不合時宜,但我相信,那些內心還存著理想和抱負的寫作者,并不會失去對文學的敬畏。

青年詩人世賓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喜歡他的詩歌,他的詩歌有著當下詩歌少有的樸素、清晰和節奏感。它拒絕使用深奧的意象,也不炫耀復雜的詩藝,而是有意使詩歌返回到一種單純和簡樸之中。顯然,這樣的詩歌努力,是要重新表達出世界的整體形象和心靈自身的力量。后來我才知道,世賓的這種詩歌實踐和他所倡揚的詩學主張是一致的。他渴望獲得一種整體性的詩歌眼光,以打量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后面到底發生了什么。基于此,他提出了影響廣泛的“完整性寫作”的詩學理論,并以《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書來詮釋他的這一理論。我以為,這對當下的詩歌寫作是有啟發性意義的,也是一次必要的提醒。

所謂的完整性,我想就是堅持人的完整性和世界維度的完整性吧。而“完整性寫作”指的也就是有整體維度的寫作,它所要反抗的是一種將局部夸大為整體的寫作——這種寫作正在當下大行其道。我認同這種觀點。記得在2004年6月,我就和格非先生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認為像20世紀80年代那種單一的局部性的文學變革,已經無法改變中國文學在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和大限,中國文學需要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格非先生回應了我的這一問題,他也坦言:“自己遇到的問題,并非一個局部性的修辭問題,而是整體性的。也就是說,它涉及到我們對待生存、欲望、歷史、知識、相對性、傳統等一系列問題的基本態度和重新認識。我堅信,整體的問題不解決,局部的問題也無法解決。”而在更早的2002年,我應江蘇文藝出版社之約編選一本賈平凹的小說選集,便寫有《時刻背負精神的重擔——談賈平凹的文學整體觀》一文(該文是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賈平凹的《阿爾薩斯》一書的“跋”),呼吁作家對世界應有整體性的關懷向度,并在這篇文章中初步詮釋了我所理解的“文學整體觀”：

什么是文學的整體觀按我的理解,就是一個作家的寫作不僅要有豐富的維度,還必須和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傳統有著相通的脈搏和表情。過去,中國文學的維度基本上是單一的,大多只是關涉國家、民族、社會和人倫,我把它稱之為現世文學。這種單維度文學是很容易被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所利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不乏這樣的慘痛記憶。它描繪的只是中間價值系統(國家、民族和社會人倫的話語特征,就是只能在現世展開,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構中,只居于中間狀態),匱乏的恰恰是對終極價值的不懈追求。而在優秀的西方文學中,正是因為有了終極價值系統的存在或缺席這一參照,才使它們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這點,是非常值得中國作家學習的。因此,所謂的文學整體觀,提倡的就是要從簡單的現世文學的模式中超越出來,以一個整體的眼光來打量這個世界。而實現文學整體觀的關鍵，就是要把文學從單維度向多維度推進,使之具有豐富的精神向度和意義空間。①

我的這一論述,或許是對世賓所提出的“完整性寫作”詩學原理的一種回應。但世賓走得比我更遠,他在《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書中,對自己所提出的理論有系統的研究和闡釋。他有一個雄心,就是要重新解釋一個健全的詩歌世界應該有的景象——而“世界”一詞,在世賓那里,至少包括現實和夢想兩個維度。但是,工業革命之后,現實與夢想已經不再一致,而是長期處于嚴重的分裂之中,正如世賓所說,“世界呈現出分裂的狀況,人呈現出分裂的狀況,一切必須重新收拾。”
在這個時代的詩人身上,必然存在著兩股無法忽視也無法去除的力量——現實與夢想。這兩股力量構成了他們人生的所有矛盾、痛苦和歡樂;這兩股力量張力越大,他的個體矛盾性就越大,在某一個時期,由此所產生的美也就越大。在我們這個時代,美既不是現實,也不存在于現實,它也不是夢想。夢想是些基本理念,美是夢想與現實兩股力量之間的張力,張力越大,美的強度就越高。由于現實的有限性,它永遠不與夢想重合,但作為詩人,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毫不妥協地從事著堂吉訶德式的工作,自作多情地企圖把這兩者糅合在一起。這種糅合,就構成當代詩歌的基本地形圖。這地形圖顯示兩股力量的對壘——現實和夢想的對壘;美產生于對現實真實生存的切入和對夢想的敞開;在這緊張的對峙中,詩歌產生了,人復活了。人的復活在于矛盾性的呈現,在緊張地抗拒物質化、欲望化的過程中,依借夢想的力量,人獲得痛感和欣喜,這痛感和欣喜就是存在的證明。②

那么,一個詩人,如何才能完成現實與夢想之間的對接世賓進一步提出:必須通過批判來接通兩者的聯系,即通過思考“關于在”來說出“存在”——這個“存在”不是現實,而是詩性的世界。詩人以一生的時間由一首首詩來構筑這個世界,它形成了現實的另一面。我想,這是世賓的詩學理論的根基。“完整性寫作”的起點就是批判現實,在批判中,詩人得以看清世界的容顏和生存的真相,并借著批判超越黑暗,從而建立起對世界的“信”,抵達夢想的彼岸。

很顯然,世賓是要在《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書中,將我們帶到人類生存的寬闊領地,所以他花了大量篇幅去闡釋世界和文明所走過的歷程,以及它們所面臨的當下處境。世賓所理解的詩歌,并不局限于語言的實驗,他認定詩歌還應具有更完整的維度:詩歌應該解釋人的境遇,處理生存的難題,敞開詩性的世界——這些詩歌的基本使命,如今正在被當代詩人所漠視。當詩歌普遍淹沒在技藝的表演和欲望的碎片中時,詩人不僅不再“靠近亞當純真的眼睛和舌頭”(愛爾蘭詩人西默斯 希尼語),也不再是“宇宙中一條柔韌的纖維”(意大利詩人朱塞培 翁加雷蒂語),而成了冷漠的炫技者和經驗的轉述者。但世賓提醒我們,詩歌除了表達經驗和現實之外,它還要有企及夢想、照亮內心的精神向度。現實和經驗往往帶著黑暗的品質,詩人如果只沉迷于黑暗,他的勇氣、責任、力量和信心就無從體現。所以,真正的詩人,除了批判精神,還應發現人性的光輝、生存的詩意,進而實現對“新世界”的語言建構:

藝術在訴說的是人的道路,怎么使人真正成為一個人:他們怎么消除黑暗的籠罩,或者在黑暗中怎么獲得人性的光輝。在這個角度上,詩人無疑必須保存批判和歌唱的權力,他在對黑暗的批判和擔當的同時,他還必須對——此在來說,稍縱即逝的人性光輝和因這光輝所成就的事物表示敬意。詩人的目標便是能逐漸向世人顯現一個區別于現實的詩性世界。詩人的夢想有多大,這顯現的世界就有多寬闊。它是人類“信”的產物,它實際是人類以“信”為動力所創造的世界。消除和承擔黑暗是一個新世界的建設的開始以及它漫長的責任。③

世賓所說的,顯然是詩歌的大勢,文學的大勢。他試圖將詩歌精神的建構,聯于詩人的靈魂世界,并借此說出“存在”,這種詩歌的理想主義,旨在重組詩人們業已破碎的心靈,恢復詩歌的精神重量。因此,世賓提出了“夢想創造世界”的口號,這是要開啟詩人的另一只眼睛——詩人的一只眼睛觀察現實,清理現實,另一眼睛卻要向夢想的彼岸伸越,只有這樣的詩歌世界才是豐盈的、完整的、創造的。世賓正是緊握這兩條詩歌通道,懷著對偉大詩歌精神的向往,試圖通過對詩歌與人、詩歌與現實的關系的重新詮釋,來為人的夢想、人的在場、人內心中的詩性作證。

真正的詩人不僅是創造者,也是生存者;真正的詩人創造詩性的世界,也活在這樣的世界里。世賓正是在這個闊大的背景里,描述了詩歌、世界、生存三位一體時的語言景象,他的“完整性寫作”就誕生在這三重關系之中。盡管世賓的這一理論在具體闡釋的過程中還略顯空疏,但在世賓身上,真正重要的,也許是他那種充滿生存關懷的理論氣質,以及他那在這個時代不多見的理想主義精神。世賓讓我們再一次意識到了“詩人”一詞的重量。由此,我想起法國重要學者丹尼·梭拉形容卡夫卡的一句話:“他在,就還不是完全的黑暗。”這句話,也同樣適合用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身上:只要詩人在,就還不是完全的黑暗——假如我們的詩人確實還心懷夢想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