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的人生，溫暖的寫作

?——寫給蕭紅百年誕辰

蕭紅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慘的，短命，窮困，奔波，她從十九歲離家出走，這一走便再沒回頭——中間輾轉回去過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爾濱的東興順旅館，后來懷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蕭軍救美”一段。

這一段堪比小說情節，然而蕭紅自己斷不肯這樣寫，也寫不出，因為她是散文化的筆法，她最好的文字幾乎都是非虛構的，關于她童年的記述，在后花園里，和祖父、秋蟲在一起；關于她的呼蘭縣城，東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那些窮鄰居，翠姨和堂哥的戀愛……她以一個小孩子的眼光，就這樣東看看、西瞧瞧，很多年后才想起把它寫出來。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離家出走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她幾乎是馬不停蹄的，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幾乎大半個中國她都走過了——這大概是她一直以來的夢想：離開家鄉，到外面看看去！蕭紅的出走是為逃婚，然而即便不為逃婚，她大概也會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蘭縣城藏不下她，不是因為她要寫作，立志當個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蕭紅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歷朝歷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愛折騰，不愿守本份。李清照也折騰過，那是人過中年，趙明誠死了以后，她擇人再嫁，嫁的是張汝洲，此人大概品性不端，貪慕李清照的錢財，因此夫婦不睦，常有惡語相向、拳腳相加的時候。我讀李清照的生平，讀到這一節，真是“驚且駭”，繼而又有些欣喜，以為是看到了一個真女子，并不如常人所想的，總一副“凄凄慘慘切切”幽怨模樣，而是具有真性情、大胸懷的，否則怎會扶窗北向，呼出“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這樣的千古句？

總之，早晚都得折騰，這是一般文藝女性的通病——或許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華的去折騰文藝，沒才華的去折騰異性，世間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連帶文藝、異性一塊折騰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動靜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間極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為，譬如畢加索，譬如拜倫。也有一類人，生命能量更大一些的，他把能量攢著，所謂“術有專攻”，攢到一定程度，世界就亂了，我所知道的拿破侖和希特勒，在私生活方面都是極其節儉的。

其實文藝創作也如此，才華是一方面，生命能量是另一方面，這兩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世間若真有個林黛玉，恐怕也是“空有才華自嗟嘆”，因為她太弱了，耗不起。創作本身，該是對生命的一場消耗吧？很奢侈的，對女人來說尤其如此，大概是，女性無論身心兩面，較之男人都弱了一層，若想做成一件事情，必得付出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其余事竟難以顧及了。

倘若有人以冰心、凌叔華等人為反例，——然而此兩人實在不是作反例的合適的人選。第一，才華不夠，凌叔華或許稍好些，然而太多的小兒女閑愁，格局終究有限；第二，不多的一點才華，冰心分出來了，用來愛全天下的小朋友去了；凌叔華也愛，比較合乎情理，她愛上了英國的一個年輕人，后來不了了之；其實還是折騰，又不夠徹底，只好妥協，終究是心力不足，有也是有的。

妥協下來的結果是，生活圓滿了，創作結束了——也許是，生活不圓滿，創作也結束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涉及到才華。

不是說，生活和創作不可兼得，雖然兼得者很少；我想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個性，創作尤其需要個性，而生活必不能有個性，除非實施分身術，否則誰能做到左右縫源，寫作時是一副面孔，生活時另換一副面孔，一天中無數次的變臉，一月月，一年年，非發瘋不可！

也有不折騰的，像張愛玲，我想，這是因為她有自知，太過冷靜；就生命力而言，張愛玲是弱了些，遠不及她的才華，幸好她那時還很年輕，是能夠凝神、聚氣寫幾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來不及了。我能夠想像，她住在上海的那間公寓里，不拘是書桌旁，還是陽臺上，整個身心都打開了，每個毛孔都在呼吸，感覺、聽覺、味覺、嗅覺、自己、世界全連成一片了……即便沒有胡蘭成，這樣的寫作怕也不會持續太久，她是整個把自己搭進去寫了，兩年已是極限了。

可是這樣也好！張愛玲是，她把一生的精華集中在兩年內揮霍殆盡了，無論是文字的，還是情感的，三十歲以后已是油燈將盡了。可是才華的體現本該是這樣的吧？集中起來才叫綻放，分攤到生命的各個階段，就看不見了，形同沒有。

我曾經比較過張愛玲和蕭紅——很多人都愿意把她們作比較——其實這兩人毫無共同點，除了都姓張，都寫得好，都活得慘。——可是寫到末一句，我突然有點懷疑，什么叫慘呢？誰不慘呢？也許是，并不是因為她們寫得好才活得慘，而是因為寫得好，讀者“發現”了她們的慘。怎樣的心理啊？深究下去很可怕的。

就譬如蕭紅，倘若有幸如冰心，去過那樣一種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過是猜測罷了——她還能寫出那樣的文字嗎？即便寫出來了，好是好的，讀者還會那樣念記嗎？這世上好的文字太多了，太多都被湮沒了。

想來這是一切文藝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們普遍的歸宿，但凡以才華顯世的，經歷立刻被翻出來，翻尸倒骨盡挑惱人的部分來說，像費雯麗瘋了，克洛岱爾也瘋了，伍爾芙投河自盡，普拉斯煤氣自盡，鄧肯風流且死于非命，奧斯丁終生未嫁，嘉寶隱居又是同性戀……總之，一個個都很傳奇，而且下場很慘。究竟未知是才華帶來了噩運，還是噩運使才華得以名世？也許才華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一個魔咒吧？也許中國古話里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本來寫這篇文章，是為紀念蕭紅百年誕辰，寫到這里突然良心發現：蕭紅地下有知，當不會愿意被人這樣紀念吧？統共就那點事兒、那幾個男人，被人唾沫橫飛說了幾十年，幾乎私生活的每一條縫隙都被扒開了，各種假設、可能性……一二三四都作了回答，她整個人已經被窮盡了。誰愿意這樣被人嚼舌呢？誰禁得起這樣嚼舌呢？若是因為文字的拖累，我想她一定會后悔她所寫過的，雖然她所寫過的，跟她后來所經歷的沒一點關系——可是，真的沒一點關系嗎？

所以我這里不能免俗，終究還是要“扒”一下她的經歷。

我曾經作過一個設想，就是，蕭紅能否活得稍稍像樣一點？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幾個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團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燒死了。一般說來，蕭紅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遠勝于張愛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會一場接著一場戀愛談下去的，每一場戀愛都很失望，消停一陣，歡天喜地又談下一場去了；這并不是她不長記性，歸根結底還是身體能量的問題，雖然她的體質又是很差的。

差不多她是靠直覺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頭腦和理智。

她是十幾歲的時候，家里給定的娃娃親，后來祖父一死，父親逼她成親；逃，當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個性，幾乎是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來錢不湊手，又回去了；再逃，這一次未婚夫追出來了，蕭紅與他來到哈爾濱，竟然同居了。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嗎？

未婚夫的兄長氣不過，也許是面子上掛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們的婚約，蕭紅的反應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這一年，蕭紅差不多二十歲。

我后來總在想，我二十歲時在干嗎？會去告狀嗎？應該不會吧，一般女性都不會吧？差不多就是囫圇幾下，不了了之。是軟弱？是膽小？是舍不得把自己砸進去！說到底，可能還是少一點力，蕭紅身上是有力量的，有一股狠勁兒，冷不防就會冒出來，一俟意識到，她自己也嚇著了。

八百多年前，李清照做過同樣的一件事，她把張汝洲給告進牢里去，——才新婚三個月；代價是她自己也坐了牢。我沒有證據地猜想，李清照在做這些的時候，一定是非常鎮靜的，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走一步都很清楚；她既然能不管不顧地下嫁張汝洲，那么在被騙得人財兩空的情況下，她也會叫他把牢底坐穿。

我在想，較之蕭紅，李清照是個更有力的女性，所以一樣是折騰，蕭紅把命賠進去了，才三十一歲。而李清照活了七十多歲，經歷了夢幻一般的人生，先是童話里才有的前半生，書香府第，溫柔富貴，神仙眷侶，東京城里去看元宵燈節；后是戰爭，離亂，夫亡，整個北宋王朝的覆滅，兩個皇帝都成了俘虜……可是這些都不說了，不說了，往后退，往后退，慢慢竟退成她泣血的后半生的一個背景！她這樣一個女子，站在偌大的舞臺前，時代的帷幕已經拉開，眼見得風雨飄搖，殘垣斷壁……可是她竟然站定了，攢了一身力氣，又是砰砰一陣作響，——她把自己搗鼓進牢里去了！同時，她還不忘創作，一時間詞風大變，悲愴，雄渾，遼闊……這是個真的天才！

回頭說蕭紅。蕭紅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責他的負心和不擔責任，我想實際情形也許并不是這樣。汪只是個普通的青年，小縣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約也知書達理，類似于蘇青丈夫一樣的人物，他們的麻煩就在于，他們都碰上了文學女人，一個要離婚，一個要逃婚；汪雖軟弱，卻也仁厚，蕭紅再次逃婚的時候，他追出來接濟；同居期間，蕭紅告了他的哥哥，汪會站在哪一邊呢？我想恁是誰都會選擇哥哥。及至蕭紅懷孕，他逃走了，他縱有萬般不是，前提是，兩人的感情壞了。

好了，現在蕭軍出現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決堤的那個夏天，滿城的汪洋啊，蕭紅被困于東興順旅館，餓，挺著大肚皮，交不起旅館費，老板急吼吼想把她賣去當妓女……這時蕭軍現身了，在合適的時候，合適的地點，扮演了他最喜歡、也最合適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蕭軍也沒錢，因此，他像變戲法似的，也不知從哪兒弄來一葉小舟，擱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繩子把她從窗口吊下來……這一幕，簡直像電影里的橋段。

蕭紅的一生，實際上比她的文字要豐富多彩，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戲劇性，跟假的似的；也許那是亂世，人生人性的廣闊翻飛，都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能設想的。

蕭紅漂泊的一生就這樣開始了，她再沒想到，她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習慣，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定，她這十年一味總是凄風苦雨，恰恰相反，她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首先是，她的生命能量得以釋放了。蕭紅的性格，是一定要在奔走中才能煥發活力的，把她局限在一個地方，她會很快枯萎的；她沒有在一個地方枯萎，卻因為一路奔波、心力交瘁而死；總之，這個姑娘，是怎么也弄不好了。

起先，她跟在蕭軍身后，我能想像她那雙單眼皮的不大的眼睛，鼓鼓的小圓臉，一路走著，跳著，看著，指點著，嘰嘰喳喳像個小麻雀似的。這是兩蕭的好時光，以至他們到了青島，窮得去變賣家俱的時候，我仍認為這是他們的好時光。其中主要一個原因是，他們適時扮演了對方需要的角色，蕭軍自不必說，此時的蕭紅，她是一個小鳥依人的小女子。——她性格里是有這一面的，雖然不全是。

此時，兩蕭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了，在青島，寫《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蕭紅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別人的影響，卻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倘若蕭軍是個畫畫的，那么中國美術界很有可能多出一個優秀的女畫家，我猜想；倘若蕭軍是學音樂的，那么蕭紅呢，極有可能把個什么樂器擺弄得像模像樣。

現在，蕭軍是個青年作家，比較左傾，身邊的朋友也多是些進步青年……于是蕭紅便寫了《生死場》，——可能是一群人聊出來的主題，跟蕭紅說：“這個合適你，你來寫吧。”于是蕭紅琢磨一下，便開始寫了。

這并不是她擅長的題材，這時候，她也沒找到自己的題材，不過東一榔頭西一棒的，什么都試著寫寫。寫的時候，腦子里可能還想著時代、戰爭、革命什么的，這樣一些大詞匯，一時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鄰居，她就又活了。

寫得不錯，因為魯迅的推介一炮打響，大概是成名了。然而我以為，《生死場》并不能算作蕭紅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經的一座橋。

這樣一來，兩蕭又啟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見魯迅，這是1934的冬天，蕭紅二十三歲了。——此時，十四歲的張愛玲正就讀于上海圣瑪麗亞女校，是個文藝少女，以天才自視，可是面上很謙遜的，她不怎么愛講話。她讀一切文藝的、通俗的小說，給校刊投稿，后來也嘗試寫了像《牛》這樣質樸的農村小說，以及像《霸王別姬》這樣綺麗的歷史小說。只是在繼母治下生活，永遠穿一年醬牛肉色的長袍，她是很不開心的。

在上海，蕭紅煥發了更大的活力，遺憾的是，和蕭軍的關系變冷了，很多人都認為是和魯迅有關，我也這么認為，——幾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發生什么；也許是什么都發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從哪兒看到的一段，或許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兩蕭和幾個朋友走在上海的馬路上，蕭紅一高興，提議說：“我們賽跑吧，”于是便開始跑…… 我至今都能聽見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發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聲音，她的笑聲，她也許還會尖叫一聲；她個子蠻高的，她在路燈光底下漸長、或漸短的影子。

蕭紅臨死前的樣子，我想像著，并不覺得太難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個深夜，在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覺得心里堵得慌……蕭紅的天性，實在是很開朗的，很容易就快樂的，她是那種“給一點陽光就燦爛”的人，然而就這一點點陽光，上天對她也是吝嗇的。

有一次她去魯迅家里，一進門，什么話也不說，就咯咯笑了。魯迅問：“為什么笑呢？”

她說：“天晴了，太陽出來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蕭紅最可貴的一點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樸和自然，她投向萬物時如初生兒一般新鮮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遠的閨女，不管環境多么嚴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個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頭，若是看見了什么新鮮物件，她都會忍不住湊上前去，說一聲：“咦？”

她這一點，和張愛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難以想像她們會成為好朋友——真實的情況是，她們絕無可能認識，蕭紅寫作的時候，張愛玲還是個中學生；張愛玲寫作的時候，蕭紅已經死了。

兩蕭在上海呆了不到兩年，這也是魯迅生命的最后兩年。對于兩蕭來說，魯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親一樣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蕭紅還是個年輕女人，偏偏又容易動情……起先，他們住在法租界，離魯迅家很遠，為了方便見面，他們就把房子換到魯迅家附近了。

魯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這些年輕人來到魯迅的書房里，不拘站著，坐著，喝茶，抽煙……他們是什么都聊的，時局，人生，文藝，苦惱。魯迅聽著，附合著，或是給予他們一點意見。倘若他們說了什么笑話，魯迅便笑了，放聲的，明朗的，笑得煙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蕭紅見到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會驚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這個人也會笑呢！”或者是：“咦，這個人也會打噴嚏呢！”她大概是覺得很親切了。

兩蕭常結伴來看魯迅，每天都來……后來，就是蕭紅一個人來了。

蕭紅來到魯迅的書房里，魯迅也只是平常地問一句：“來啦？”

蕭紅說：“來啦！”

家里來客人的時候，蕭紅便和許先生一起做飯，包餃子，包韭菜合子……兩個女人一起閑話，許廣平告訴她她從前的往事，她在女師大念書，怎么做家庭教師……兩個女人之間，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說。

蕭軍開始打蕭紅。自然了，他是從青島一路打過來的，越打越順手，一直打到他們分手。蕭軍打她總有太多的理由，一說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蕭紅分手，大概他以為，他對她負有救世主一般的責任，這責任是從哈爾濱的一條船上開始的，從此這責任就深種在他們心里，一直到蕭紅將死，她還在念叨她的業已娶妻蔭子的蕭三郎。

然而蕭軍在上海的打她，也許另添了一個理由，但這這個理由他是不會說的，也許他壓根心里就不愿意承認。我想像這一幕，真是難受得很，后來魯迅逝世，蕭軍參與了喪事的全過程，行弟子禮，他是走在第一個的。

情況就是這樣吧，每天蕭紅都要去魯迅家，常常一呆就是一天；蕭軍知道她去哪兒，又不方便總問的，或者就是問了，也未必問出什么來。他已經左右不了她了。這時候，也不知他看出來沒有，蕭紅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很韌的，很有勁道。她不復是從前那個柔弱的、順從的小女人了。

蕭紅來到魯迅家里，也不過是說點家常。魯迅不在，她就和許廣平說；許廣平不在，——然而許廣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婦；她就和他們夫婦一塊說。或有就是，她陪著海嬰公子玩一玩，海嬰最喜歡她了，因為她有小辮子，他最喜歡抓她的小辮子了。

她心情好的時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紅上衣，一家人都沒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樓，問魯迅：“我這衣裳好不好看？”

魯迅就會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實地作出評價：“不大好看。”

隔了一會兒，他又告訴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紅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綠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說到她的靴子……這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兩人獨處的唯一的場景，然而也只是說說衣服，鞋子，搭配。——是啊，還能說什么呢？什么都在里頭了。

說了一會，蕭紅看時間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樓去，第一，她不能耽擱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顧忌許廣平的感受，——如果這個家她還想每天出入的話。

站在蕭紅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這段時間她是很壓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門赴約，許廣平替她打扮，找來各種顏色的綢條裝飾她的頭發，其中一根紅綢條，扮得蕭紅似乎不是很好看，魯迅生氣了，大聲地對許廣平說：“不要那樣裝她……”這一幕真是意味深長，在那不知是春天還是冬天的房間里，三個人，靜靜地站了一兩秒，有什么東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許廣平很窘，蕭紅安靜下來了，魯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這一兩秒，這艱難、隱澀、沉重的一兩秒過去就好了。過去了，又是什么都沒發生了。

后來，蕭紅便離開了，她去了日本，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為什么要離開呢？據說是“養病”，又有說是“精神上的苦悶”，她走的時候，魯迅正在生病，——已經斷斷續續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個月以后，魯迅就去世了。

這三個月中間，她跟魯迅沒有任何聯系；蕭軍也覺得蹊蹺，很多年后，他跟牛漢說，“他們沒有任何聯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這之前發生什么了嗎？

然而這些不說了，再不會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這兩年，是蕭紅生命中最有意義的兩年，——如果不能說是最幸福、或是最快樂的兩年。首先，她沒那么窮了，至少有飯吃，偶爾還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雖然是短暫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她結識了魯迅，每天朝夕相處，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籍，也成了她忍受蕭軍的鐵拳頭的最大的慰籍，成了她生活中類似于支柱的東西，成了習慣！

這兩年對于魯迅來說呢，也是一種慰籍吧？我想像他那位于大陸新村九號的二樓的書房里，雖然也能照進陽光，不知為何總有一種陰天的感覺，隱隱的有點冷；一家三口并兩個老媽子，三層樓，一個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歡年輕人來家里的，來他的書房里，歡天喜地，海闊天空。

內中就有這樣一個姑娘，開朗，天真，聰慧；起先她或許有些拘束，話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變了個人，咭咭呱呱，愛笑，她是什么話都愿跟他說，——究竟她也說不出什么來，卻總能把他從一大堆的書稿、校樣、人事、煩惱中暫時解脫出來，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間。后來，她就每天都來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個人躺在書房里，眼看虛空，大約也意識到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獨的，他這樣一個瘦弱的老人（他那時其實并不算太老）……身后響起熟悉的腳步聲，他回過頭去，頓時，滿屋子的陽光啊，他打了個招呼：“來啦？”

她說：“來啦！”

魯迅死了兩個月以后，蕭紅回到了上海，先去萬國公墓祭拜；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戰爭爆發。

這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兩蕭都曾做過努力，從上海到武漢，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終不行了，他們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這時，蕭紅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蕭紅和丁玲曾有過一夜長談，談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個問題，她為什么沒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樣；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這一類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蕭軍也是從延安過來跟她匯合的……唯一的解釋是，她和張愛玲一樣，對政治既無興趣，也不通。

而且這時，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們剛認識半年，這半年來，端木一直陪伴身邊，——當然不只他們兩個，還有蕭軍，還有一群人，俗稱“東北作家群”的，他們是從武漢一路輾轉來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蕭紅就又回到了武漢，不久，她懷揣蕭軍的孩子，和端木舉行了婚禮，這已是1938年5月了。據載，蕭紅對這次結婚是很平靜的，在婚禮上，主持人讓她發表感想，她說，她沒有別的希求，只想過安定的生活。——然而對蕭紅來說，安定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簡直是難于上青天；先不說那個亂世，兵慌馬亂的，一顆炸彈沒準就家破人亡了；單說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難能有一顆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種人，一句話，她是“生活在別處”的人。對于這樣的人來說，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詞匯，是他們赴湯蹈水、飛蛾撲火、怎么求都求不來的詞匯，慢慢的，它就變成了哲學的詞匯。

兩蕭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們惋惜的，然而對于蕭紅來說，我想這也是她性格的一個必然。她在生活上總有點稀里糊涂的，隨意性很大，或有偶爾列個計劃什么的，一二三四貼在墻上，執行不了幾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潑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過是遇上誰就是誰，遇上蕭軍是蕭軍，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來她又遇上了駱賓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這個年輕人陪她度過的。

人家對她一點點好，她就記著了，早已泯滅的對于生活的希望又起來了；這一點她不像張愛玲，張愛玲是先預設了人生是一場悲劇，她按著這預設往下走，不作一點反抗，很冷酷地看著自己往下掉；她對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悅和慈悲，有驚喜。她對于愛也是這樣，她是可以去愛人的，而不單單是被愛。胡蘭成避難的時候，她去鄉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畫像；私下里，兩人還交流對這姑娘的看法，議論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賣文為生，省吃儉用攢錢匯他，因為她體會他的難處，知道他更需要錢。她做完了她該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結這件事，寫信告訴他不再聯系了，這以后就真不聯系了。這以后，她就徹底地放下了這個人，其實是放下了所有的人，——連賴雅都不算的。

某種意義上，張愛玲是比蕭紅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躍；她對于這世界幾乎是采取主動的態度，——雖然是以被動的方式：避世，旁觀，悲觀，獨處……然而這也是她主動選擇的結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責自負”，敢承擔，不推諉，不依傍任何人。我想這是因為她天性聰慧——少有人達到的聰慧——把人生的來龍去脈過早地看清楚了。

蕭紅卻正相反，對于人世，我想她從來就沒看清過，她就像一個小火爐，一個魚躍飛身撲進這滾滾紅塵，然而她這小火爐終究是不能燙傷任何人，她只是自顧自地燒著，傷了她自己。甚至對于愛，她也從來就沒搞清爽過，雖然她一直在“愛”里頭，她是太需要愛、也敢愛，卻不知道怎么去愛的人。人家對她好，她心里有感應，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對人終究是有要求的，蕭軍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綿軟，她照樣也吃不消；恁是換了誰跟她一起生活，慢慢的她心里總是有苦楚，有委屈……對于男人來說，她其實是很難侍候的。

世人對端木多有指責，——自然了，兩次生死關頭他都丟下蕭紅，一個人獨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漢大轟炸，蕭紅一個人腆著大肚子，混跡于逃難的人群里，從武漢到漢口，到重慶，到江津……慘是很慘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邊是日本人的炸彈、飛機轟鳴、滿城人都在逃難……她親愛的丈夫又不知哪兒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許并不那么簡單（后來白朗等人也證實了這一點），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與她們的內心發生共鳴的，他對于蕭紅的懂得和體諒，自始至終都沒有一點改變。他是蕭紅在世的時候，少數幾個看出她才華的人之一，——另一個據聽說是胡風。這一點對蕭紅來說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寫作上可能沒那么自信，尤其跟蕭軍一起的時候。

他執意要給蕭紅一個名份，因而不顧全家人的反對，以未婚少爺的身份娶了一個經歷復雜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堅持舉行儀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蕭紅想要什么，喜歡什么，這是他對她的憐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當作自己人，一個同樣有才華的自己人。后來蕭紅說他是“膽小鬼、勢利鬼”，那是蕭紅不識人。

蕭紅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墳頭祭奠；后來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塊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來廣州祭奠，以期離她的墓地更近一點；后來廣州也來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為祭奠……端木這樣的人，其實是很稀罕的，即便那個時代都難有；更稀罕的是，對世人對他的非議和誤解，他能不著一詞，至死都不作解釋，我以為這點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個說法不知是否可信，蕭紅寫《呼蘭河傳》是受了端木的啟發，從時間上看，確實是《科爾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許端木常跟蕭紅聊起，關于這篇小說的構思、風格，關于他的家鄉，他的童年，他對這一切的思念……無論如何，蕭紅又開始寫了，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婦來到了香港，——此時，張愛玲已在香港呆了兩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學兼優的二年級生，照樣很沉默的，對這世界采取一種局外人的冷眼旁現的態度；這是中國兩位天才文學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個時間段，生活在同一個城市里。

蕭紅在香港住了將近兩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這兩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可以說，沒有《呼蘭河傳》，蕭紅將不成為蕭紅；有了《呼蘭河傳》，呼蘭這個不起眼的北方小鎮，就成了中國文學版圖上最閃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說，蕭紅從十九歲離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個中國，中間歷經饑寒、戰爭、逃難、逃婚、生育、和男人的傷心事，身體的衰敗、內心的動蕩……為的就是寫這樣一部小說，寫這一部安穩的、平靜的、溫暖的、跟她的傳奇經歷絕無關系、事實上又有絕大關系的小說。

我的意思是，蕭紅若沒有離開故鄉——故鄉本來就是用來離開的——她就不會去寫《呼蘭河傳》；她若沒有后來的坎坷和不幸，《呼蘭河傳》就不會寫得這樣有感情，雖然她并不愿為了寫得有感情而去經歷那些坎坷和不幸。

總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蕭紅，借得短暫安寧——日本人還未打進來——她開始了《呼蘭河傳》的創作。我能夠想像，寫這部作品時，她一定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時候，不知她是否意識到，她是來到幾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鄉；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結核，也許常擔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親近；回望自己這一生，她所受到的傷害，才知道祖父是這世上唯一對她好的人……她這個時候，整個就又回到了故鄉，回到了童年，——某種意義上，她終生都活在童年里，從來就不曾離開過。

我揣摩蕭紅的寫作速度，應該是相當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氣呵成式的寫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寫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寫出來，心中沒有，她就不寫了。她的語言雖好，卻很少講究，一看便知是噴薄而出的，——噴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氣血充足，氣脈貫通，語言上卻粗鄙簡陋，不忍卒讀。蕭紅卻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細觀沒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幾段讀下來，那個意思便有了，她想表達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過了她能表達的……這個人對語言的運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寫文章就像說話，很口語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調門，顛來倒去，咭咭呱呱，卻是怎么說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學的素養，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師承，卻創造了今天“口語化”寫作的先例，——不知可否這樣說？

而張愛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認，她寫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讀詩書，有深厚的中外文學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況下開始寫作的，有太多的約束，一落筆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卻創造了自己的風格；因為講究，就整體的作品而論，她的成品率大于蕭紅，少數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璣，有些字詞的應用簡直是神來之筆；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約束之下獲得了自由；她的寫作有點像跳芭蕾，捆著，綁著，腳尖踮起來，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這么一直跳下去，達到了她這一行的極限。她和蕭紅的區別就在于，一個是跳芭蕾的，一個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對她們作過比較，我曾經以為，蕭紅的文字是可能的，張愛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即，張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現在推翻了這說法，這兩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們這些平凡的寫作者窮一生之力也難以企及的，因為她們不是在用力，她們是在耗自己的氣血和生命！

1941年10月，蕭紅入住瑪麗醫院，確診是肺結核，一個月以后，因經濟拮據返家養病。

1942年1月，香港淪陷。

1942年1月22日，蕭紅病逝于香港。臨死前，在紙上寫了一句話：“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與別人寫了。”

這個別人她是看不見了：她死后不久，張愛玲即返回上海——蕭紅生活了兩年的、發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43年春天，張愛玲正式登上文壇，發表了以香港——蕭紅寫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為背景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從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國文學的這一對雙璧，這兩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