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4期

毋庸諱言，過往的中國戰爭文學敘事，常常跟英雄性、民族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二十世紀以降的世界文學譜系中，從英雄性向人道主義的轉折是戰爭文學的鮮明標識。這種潮流也促使了近年中國戰爭文學（包含電影等泛文學敘事）對狹隘民族主義話語的反思和對世界主義話語的實踐。然而，這種文學實踐常常陷落于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的話語糾結之中。民族主義的戰爭敘事站在民族性立場上指斥對手、塑造敵人、建構英雄，從而完成政治動員、整合民族認同、敘述國家前傳、建構政權合法性的功能。時至今日，《葉問》及各種抗日神劇的流行印證著民族主義話語法則并未耗盡其歷史勢能，反而在各種力量的推波助瀾下長盛不衰。可是，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國文化場域也在孕育著新的思想話語。新啟蒙與世界主義的登場瓦解了階級民族主義戰爭敘事的僵硬臉孔。在近些年關于抗戰歷史記憶的文學及影視敘事中，以世界主義為支撐的人性主義逐漸成為一種流行話語。這些電影因為打破組織/個人的絕對同構性關系，展現了戰爭和人性的多種豐富性而廣受肯定（如《集結號》）。也有導演試圖打破從本民族立場出發進行的戰爭控訴、反思策略，轉而從日本士兵的反向視點觀照戰爭（如《南京！南京！》），引發了大量爭議。必須指出的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戰爭敘事雖在本國范圍內政治正確，并討好一般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閱讀者，然而顯然失卻對戰爭進行深入反思的動機和可能。而世界主義話語支撐下的戰爭敘事，事實上也無法落實戰爭災難記憶的反思性和具體性。它回避了戰爭的正義/不義的問題，抹平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不同性質的戰爭受難具體性。某種意義上也是以“還原”的旗號重構了“人性”的臉譜。比如《南京！南京！》確實不免招致這樣的非議。

借用卡佛那個著名的句式，向戰爭敘事發出這樣的追問：當我們敘述戰爭時，我們敘述什么？敘述逝者的哀慟、敘述英雄的氣概、敘述民族的血淚和仇恨，同時也敘述民族的光榮與夢想，這大概是今日中國戰爭文學敘事最常見的答案。從中我們不難辨認出某種以英雄性、民族性為內核的敘事倫理。可是，慘烈復雜的歷史在召喚著新的民族災難記憶書寫，一種既區別于狹隘民族主義，超越敵人面具和道德控訴，將人性和同情施與戰爭雙方的無辜者的書寫；一種區別于簡化世界主義，能呈現戰爭受難者的具體民族身份和內在精神立場的書寫。這種書寫不是教導人們以民族為標準去愛或恨，也不是要求人們在超民族的人性立場抹平愛恨。而是希望在還原具體歷史細節的基礎上進一步問一句“歷史何以如此？”在控訴戰爭屠殺的同時進一步問一句“禽獸是怎樣煉成的？”在吸納被視為現代性普遍原則的“人性關懷”的基礎上，進一步吸納不同民族的具體性和特殊性。在我看來，作家熊育群積十幾年之功完成的新著《己卯年雨雪》正是帶著這樣的雄心和問題意識重構的一份具有反思性、生產性的民族災難記憶。同時，它更包含著文學如何面對戰爭、如何敘述戰爭這樣的敘事倫理關切。

建構生產性的戰爭反思敘事

《己卯年雨雪》引人矚目地以日本人武田修宏、武田千鶴子為重要主角。然而，與其說小說采用的是“反向視點”，不如說小說采用了“雙向視點”，小說既從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婦角度，也從中國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敘述戰爭。正如作者所言：“要真實地呈現這場戰爭，離不開日本人”，“超越雙方的立場，從仇恨中抬起頭來，不僅僅是從自己國家與民族的立場出發，從受害者的立場出發，而是要看到戰爭的本質，看到戰爭對人類的傷害，尋找根本的原由與真正的罪惡，寫出和平的寶貴，這對一個作家不僅是良知，也是責任。”（注：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87頁，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顯然，熊育群正希望以超越民族性的立場去表現戰爭的傷害。然而，人類性、世界主義立場顯然并非好作品的充分條件。人性主義是世界主義的重要表達式，對超民族性的人性表達常被視為世界無界的重要表征，并幾乎成了一種新的陳詞濫調。換言之，對戰爭人性復雜性的表達恰恰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話語臉譜。至少，我們在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中就看到這樣的表現。

陸川在超越狹隘民族主義表述的過程中走向一種抽象的人性主義。人性主義與人道主義不同在于，人道主義或通過人的受難來譴責奴役、壓榨人的力量或機制，或通過人在困境中的堅守來展示人的光輝。而人性主義則將展示人性的多種復雜性和可能性（通常是黑暗面）作為藝術的最高倫理，因此人性主義立場拒絕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對制造災難者予以控訴，它既展示了屠夫的兇殘，也展示其恐懼、鄉愁，乃至懺悔和救贖；它拒絕將受難者放置于道德優勢位置，既展示其抵抗的悲壯、自我犧牲的勇氣，也展示其內部的懦弱、麻木、無知。復雜性成了人性主義最悉心玩味的區域，只有并置了妓女的“無知”（不剪頭發和對同胞女性的譏諷）和“獻身”（為了同胞脫困主動赴身敵營）的復雜性；只有并置了漢奸唐先生的“自私”（為了家人的通行證而出賣同胞）和“無私”（在可以和拉貝先生一起脫身之際主動把機會讓給他人）的復雜性；只有并置了日軍作為兇殘的屠夫、獸性的暴徒和作為憂郁的鄉愁者、愛情的信仰者的復雜性，“人性主義”立場才覺得完成了對于世界的最高見證。可是，這種“復雜性”與其說是一種提問，不如說是復述了一個現成的答案，它作為某種話語的回聲遠非生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