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號召文化界，要有革命的學風和文風，要有 “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由此可見當時解放區的人民文藝，堪稱代表光明的一種“新寫作作風”文派，是最能體現“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派。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是文學事業之兩翼；首者是土壤，后者是莊稼，兩者有似皮與毛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探討粵派批評，理當深入探討珠江文派。

珠江文派是廣東文藝領域與“嶺南畫派”、“廣東音樂”并列的作家文派，曾有人稱之“嶺南文派”。這是就地域而言的文派稱謂。筆者認為，這個作家文派，應當有個既標志地域又表明文化特質的派名，應稱之“珠江文派”為宜。因為珠江水系流域覆蓋廣東及嶺南地域（所以珠江文化包括廣東及嶺南文化）；當今“泛珠三角”（9十2）地域合作，即是以珠江水系流域及其文化為支撐；珠江水系文化即珠江文化。這是一種具有水系文化形態及系統的水域文化，是我國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并列于世界水系文化之林的一種大江大河文化。

從文派的特質上說，珠江文派者，寫作氣派相通之廣東作家群是也。何謂之“氣”？曹丕《典論·論文》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淺白言之，“氣”即精神、氣質。何謂“氣派”，即寫作的作風和氣度。毛澤東在延安號召文化界，要有革命的學風和文風，要有 “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由此可見當時解放區的人民文藝，堪稱代表光明的一種“新寫作作風”文派，是最能體現“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派。這種文派，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步伐傳遍全國，自建國后，逐步泛化并衍化為許多各有自身民族、民系、水系、地域文化特質和寫作氣派的作家群，也即是文派。珠江文派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中國文派中的一個。它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實際成就和影響，與早已知名的山西“山藥蛋派”、河北的“荷花淀派”、湖南的“湘軍”相比并不遜色，只不過其有實無名而己。

這部《珠江文典》（下稱《文典》）所選的26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是珠江文派存在并長期發展的一個實證，也是珠江文派作家群以其“寫作氣派”相通而凝聚為“群”、為“派”的實證。這批作家，是新中國成立前后至20世紀80年代活躍于中國文壇的廣東作家，他們的活躍年代，與《文藝報》開辟《經典作家》專版所介紹的作家大致相同，所以我們也稱他們為廣東新文學經典作家。他們的活躍年代及其成就，是珠江文派走向成熟的標志。

本書著重對這批經典作家“記住鄉愁”的作品進行選析，并以《文典》為名，既是以其為“記住鄉愁”作品之典范，又有以其珠江文派代表作之意。眾所周知，“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城鎮化進程中提出的號召。鼓勵各地開展“記住鄉愁”創作，正是實現全國地域文化與文學創作多樣化的重要途徑，也是鼓勵或發現文學流派的重要途徑。所以，我們著重從這途徑選析這批作家的代表作，并以此透析廣東作家群以“寫作氣派”相通的“氣”之所在。

一是“天氣”，包括自然氣候環境和時代精神之“氣”。珠江文派作家的作品，大都很注重以獨特的南方氣候與自然山水風物的景象，再現所寫時代的風云變幻和時代精神，往往天時之“氣”與時代之“氣”，融匯于渾然一體的藝術形象之中，形成一種獨特的粵派風韻。最突出的代表是歐陽山的《三家巷》、《苦斗》，兩書所寫20世紀20年代的廣州，大革命的時代風云和時代精種，都投影于一幅幅濃郁的嶺南風情畫中，甚至一年四季的節氣變化和社會斗爭的風云變幻，都細致入微地融現于“乞巧”、“人日”之類時令節日活動的描寫上；吳有恒的《山鄉風云錄》、《北山記》、《濱海傳》，分別以“鄉”、“山”、“海”的嶺南地理風貌，展現了華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時代畫卷；楊奇的《風雨同舟》、蕭殷的《桃子又熟了……》，以親臨其境的時令與時代氣候一體的實場實景，分別實錄了抗戰勝利后和平談判時期與建囯前夕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等歷史轉折的重大事件；黃秋耘的《霧失摟臺》和岑桑的《如果雨下個不停》，將“文革”年代的社會心態和災難寓于嶺南多霧多雨的自然景象之中；楊應彬的《山頌》和《水的贊歌》，以嶺南的山水風貌寓現了昂揚時代的凌云壯志；郁茹的《落雨大，水浸街》，以廣東特有的天氣民謠，特有粵味地體現了深圳特區新辦時的改革開放精神。

二是“地氣”，即廣東獨特的風土習俗之“氣”。“山水”即地方風土，“鄉愁”即鄉戀，主要體現于地方風情習俗。廣東作家個個都是寫風土人情的高手，本土創作幾乎篇篇都有習俗。中國當代散文三大家之一秦牧，以長篇散文《土地》縱橫捭闔地抒寫了傳統的土地崇拜習俗，并在著名散文《花城》中，以對傳統花巿習俗的精美描寫，熱烈地歌頌了廣東人種花、愛花、賞花的崇高美德和奮力創造美好生活的時代精神，使千年古城廣州增加了一個美好的名字一一“花城”；黃谷柳的長篇小說《蝦球傳》，以珠江河上的變幻水聲，訴說了蛋家人的水上風情和在黑暗年代中的秋風秋雨；于逢在《金沙洲》中通過〔龍舟節日〕習俗描寫，體現了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特質；黃慶云在《一個傳統的理想》，以阿婆崇拜的習俗贊頌了廣東人傳統的尋根問祖觀念。

三是“人氣”，包括在千姿百態的作家風格、人物典型、鄉里親情之間相通之“人氣”。入選《文典》作品的作者，都是各有藝術風格的作家：歐陽山的執著，陳殘云的灑脫，秦牧的廣博，杜埃的寬厚，吳有恒的豁達，黃谷柳的平真，黃秋耘的淡遠，蕭殷的求實，楊奇的精細……但他們又都共有相通之“人氣”，即：珠江戀、嶺南情、粵海風；他們筆下的人物，如周炳、區桃、許火照、許鳳英、蝦球、阿娣、劉琴……個個都是栩栩如生的典型，又都是一派別有“廣式”風姿的俊男靚女；他們所寫的鄉土作品，如杜埃《鄉情曲》、樓棲《周年祭》、易鞏《杉寮村》、韋丘《沙田夜話》，蘆獲《漁村潮汐》、紫風《阿螺姨母》、賀青《杜鵑的叫聲》、曾敏之《鳥聲》和陶萍《梅花村散記》，都分別在各有特色的客家、潮汕、廣府、漁村、山區、城中小區的民系鄉里描寫中，貫串著“人氣”相通的鄉里親情。

四是“珠氣”，即珠江文化氣質、特質、內涵之相通。早在20世紀80年代，筆者提出珠江文化概念并開創珠江文化領域，就是從陳殘云的《香飄四季》、《珠江岸邊》等作品中發現并開始以多學科交叉系統工作進行研究的，故稱陳殘云是“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總體上可以說，廣東作家群的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寫到珠江水、珠江史、珠江情，都以不同年代的題材、故事、文體展現珠江文化的特質和內涵，所以說是“珠氣”相通。除陳殘云外，《文典》所選秦牧《憤怒的海》中的《珠江水長》、杜埃《花尾渡》、華嘉《荔技灣夜》、曾煒《海珠橋抒懷》、易鞏《珠江河上》、關振東《夜游珠江》、林遐《撐渡阿婷》等珠江題材作品，既在總體上系列地反映了珠江在各個歷史時代的文化風貌和發展，又分別在個體上展現了珠江文化開放性、包容性、領潮性、重商性、實效性的特質；由此亦可看到，珠江文化特質正是廣東作家群相通之“珠氣”。

五是“海氣”，即海洋文化及寬宏如海納百川之大“氣”。中國三大江河文化各有獨特風格：黃河文化如李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長江文化如蘇軾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珠江文化如張九齡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可見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最大區別，是海洋性特強。因為珠江流域海岸線最長，江海一體，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從此啟航，分布世界華人華僑最多，海洋和華僑題材作品也最多。20世紀80年代，秦牧的《憤怒的海》、杜埃的《風雨太平洋》、陳殘云的《熱帶驚濤錄》等華僑題材長篇小說接連問世，轟動一時。由此，吳有恒提出《應該有個嶺南文派》。顯然，這是從這批作品看到廣東作家群具有相通并特強之“海氣”而提出的主張。堪稱珠江文派泰斗的歐陽山有言：“古今中外法，東南西北調”，前句指創作方法，后者指文學語言。這是他數十年創作實踐總結出的理論，也是珠江文派作家群相通的寬宏“海氣”在創作風格上的精辟概括，可謂畫龍點睛之語。還值得汪意的是，這批經典作家成員，部分是走南闖北的嶺南人，部分是多年前來自五湖四海的“老廣”，這也當是珠江文派特有“海氣”的一個重要標志。

以上五“氣”，是廣東作家相通為“派”的血脈，是珠江文派的風骨和特質。歐陽山、陳殘云、秦牧等經典作家，以“記住鄉愁”的經典作品，留下以廣東本土為主的山水鄉愁記憶，又從中創造并留下以“五氣”相通而聚為文派的歷史經驗，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因為當今廣東作家隊伍，大多從外省入粵不久，對廣東本土生活體驗尚不深，寫作氣派的相通和凝聚力有待加強，如能像這批前輩作家那樣，以“記住鄉愁”而堅持深入廣東本土生活與創作，以“五氣”相通而承傳并發展珠江文派，廣東文學的更大并持久繁榮指日可待。

作者簡介

黃偉宗，現為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組長、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創會會長、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中國珠江文化理論的首創者和倡導者，當代中國珠江文化工程的實踐者，總主編《中國珠江文化史》填補中國珠江流域文化史空白，專著有《黃偉宗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