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嶺南文派”的概念有了發展，顯然已不是“廣味”所可以涵蓋的，它實際上所體現的是一種現代精神、商業倫理和開放意識的貫注，是最早對世俗性現代性和平民性的對應和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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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廣東經濟大省地位的確立，尋求文化話語權的努力在學界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間廣東學界就“嶺南之謎”、“珠江大文化圈現象”、“廣東影視現象”、“朝陽文化論”、“廣東流行文化”等論題進行過曠日持久的討論和辯析；與此同時，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嶺南文庫”的出版為階段性學術成果，對廣東文化的現實和歷史也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對接。這種正名和辯護當然是需要的，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對文化支撐力提出的要求。

在對家底的清理和對新的成果的歸納總結中，一個長期以來不盡清晰的廣東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來，“珠江大文化圈”的稱謂也第一次被提了出來，為廣東文化在全國的文化定位確立了言說的座標。這次大規模的文化自覺，形成了日后人們談論廣東文化的三點共識，即：

從歷史角度看，廣東文化的發展有自己獨特的歷史，這種獨特性形成了其獨樹一幟的品格；

從現實角度看，廣東文化屬于“無歷史狀態”的文化，它年輕而有活力，屬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屬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

從價值角度看，廣東文化雖有自己獨特發展的歷史和品質，但由于長期以來以內地文化為正統，體現出一種盲從性，廣東文化要想在新時期獲得新的提升和飛躍，必須尋找新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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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東文化的考證、梳理和正名，體現了一種“文化認同”，與此相關開展的對廣東文化身份、在全國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等，盡管不約而同推出的都是“套餐式”廣東文化，但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對話基礎和機制。按照中山大學歷史系程美寶教授的說法，“廣東文化”起碼包含了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思想文化與學術成就。嶺南思想文化既開風氣之先，又承繼了中國學術的正統。惠能、張九齡、陳白沙、湛若水、容閎、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是嶺南文化的標識。

二是以中原漢人血統認同為依歸的族群（或稱“民系”）劃分。嶺南文化除了可劃分為“漢族風俗文化”和“少數民族風俗文化”外，更可根據方言分為“廣府”、“客家”、“潮州”三大族群，它們都是嶺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是民間民俗文化。嶺南地區的婚葬、節令、飲食等種種習俗，向被視為蠻風陋俗，后來逐步升格為嶺南文化的重要內容，廣東話、粵語歌曲、粵菜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南風北漸，隨廣貨一起影響全國，甚至成為一種權力話語。木魚書、粵曲、南音、咸水歌等也在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的民俗運動中早登大雅之堂，客家、潮汕文化研究目前更是風生水起，后來居上。

“廣東文化”作為一個復合體，自然有它自身發展的歷史，這種“套餐式”廣東文化當然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不能參與不斷發展變化中的廣東文化的建構。所以，35年來不絕于耳的對珠江文化、嶺南文化、嶺南文派、第三種批評等等話題的討論，都是對“廣東文化”的一種建構過程。當前，對“粵派批評”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題的提出也是這樣一種思路的延伸，是接著說，繼續說，而不是新話題。

鑒于廣東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海派文化的獨有特征，早在30年代，歐陽山就創辦過一個粵語文藝刊物《廣州文藝》，提倡粵語小說和歌謠體的通俗文學。他的《三家巷》、陳殘云的《香飄四季》和黃谷柳的《蝦球傳》，都是成功的“廣味”小說，其藝術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說相媲美。吳有恒也堅持探索運用粵語來表現地方特色之路，他還率先提出了“嶺南文派”的倡導，在《應有個“嶺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張南腔北調的。”“廣東人講官話，非其所長，我寧可避其短。然而，也不僅僅是為了避短。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地方語言中精彩的東西介紹給全國。”他的作品通過精心加工提煉的地方俗語、民諺和歌謠，不同于北方方言詞法和句法的詞語和句子，繼續“廣味”小說的美學道路上跋涉。新時期以來的楊干華、劉西鴻等，在廣味小說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嶺南文派”盡管沒有形成大面積的創作實踐，但應該說是存在一條文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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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新時期以來，“嶺南文派”的概念有了發展，顯然已不是“廣味”所可以涵蓋的，它實際上所體現的是一種現代精神、商業倫理和開放意識的貫注，是最早對世俗性現代性和平民性的對應和演繹。客觀來看，僅就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和新世紀文學十多年來，廣東文學界標志性的名家、大師，跟北京上海乃至陜西、河南、湖北來比，確實存在影響力偏弱的問題。這個問題從兩個方面看。我們現在所說的名家大師，其實范疇大抵不離1980年代啟蒙時代沉淀下來的那一撥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鋒文學。啟蒙和先鋒，作為一種是評價當代文學的普遍標準，也是文學經典化的基本標準。這樣一來，整體上相對平和、少劍走偏鋒的廣東文學，在那個時代就不會太受待見，沉淀下來作家，也就相對有限。所以，如果從已經完成的經典化的標準來看，廣東文壇確實缺少像莫言、陳忠實、賈平凹、張承志、格非、余華等噸位比較重的名家大師。這點無可諱言。盡管隨著近年來廣東吸引了部分已經享譽國內文壇著名作家入粵，如鄧一光、楊爭光、鮑十、蔣子丹等，但尚未完全改變廣東文壇在國內文學版圖中的傳統認識。

但是，這是評價標準——主要是啟蒙、形式和鄉土標準導致的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從現代性經驗的傳遞這個角度看，我們則會看到廣東文學其實憑借劉西鴻、譚甫成、梁大平、石濤等書寫的最早的現代性焦慮，劉斯奮對知識分子小說文雅傳統的堅守，林賢治、筱敏等對學者散文、思想隨筆的卓越貢獻，張欣、張梅對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細捕捉描摹，陳國凱、呂雷、廖琪、王小妮、徐敬亞、呂貴品、楊黎光、楊克、范若丁、肖建國、喬雪竹、彭名燕、李蘭妮、吳啟泰、南翔、曹征路、郭小東、熊育群、魏微、盛可以、東蕩子、黃金明、王十月、鄭小瓊、王威廉、吳君、梅毅（赫連勃勃大王）、孫向學、丁力、蔡東、畢亮、厚圃、陳再見等對廣東既定文學形象的不斷刷新，肖殷、饒芃子、黃偉宗、黃樹森、黃修己、蔣述卓、林崗、謝有順、陳劍暉、楊宏海等在文學理論與批評方面建樹等，都已構成文學粵軍的基本面貌，也使得文學粵軍，其實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無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歷史地看，粵派批評的倡導和探索，不算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近代以來，廣東學人對廣東成為中國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個學術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中外學者也有多人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日本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所謂文化中心流動說，認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帶，海通以還，將移到廣東。民國時期，廣東人赴京求學者為數不少，20 世紀20至30年代，相繼聚集北京的廣東學人漸成氣候，不僅理工醫法商等西式學科人材輩出，中國文史之學亦不乏名家，如新學梁啟超，史學陳垣、張蔭麟、陳受頤，詩學黃節，古文字學容庚、商承祚，版本目錄學倫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嶄露頭角的后進羅香林等。1933年陳垣致函容肇祖，贊以“粵中后起之秀，以東莞為盛”，容肇祖復函說：“新會之學，白沙之于理學，任公之于新學，先生之于樸學，皆足領袖群倫，為時宗仰者。” 1933年12月陳寅恪閱岑仲勉論著后復陳垣函，也有“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之語。可見廣東學人在近代以降在全國學術版圖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但由于廣東文化重商言實、好急功近利的原因，無論文學還是學問，廣東本地卻始終未能成為中國的中心，以至于出現“雖出學者卻不養學問，粵籍學人往往只能做北學的干將”（桑兵語）的現象，廣東似乎不太宜于非功利的文學和學問的發展。同樣是陳寅恪，他也慨嘆將來恐只有南學，廣東卻并非宜于治學的居處。所以一百年間，在廣東本地生活和從事學術、文學的大家并不多，或者可以這樣說，廣東籍的文學、學術大家，只能出現在移居外地之后（如梁啟超、陳垣、張蔭麟、陳受頤、黃節、容肇祖、容庚、商承祚、倫明、容肇祖、羅香林、岑仲勉、鐘敬文、饒宗頤、黃藥眠、洪子誠、楊義、陳思和、陳平原、溫儒敏、黃子平等）。

這是歷史的經驗。毫無疑問，對于粵派批評這一話題的提出是有意義的，說到底體現的正是一種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或者說是一種近代以來綿延不斷的對于建立廣東學派的一種在文藝理論和批評領域的當代回應。廣東文藝理論和批評，依托廣東文化的深厚積淀，依托文學創作領域嶺南文派等的實踐（美術界則有嶺南畫派），依托新時期以來的新的文化因子和成就的基礎，這樣的自覺探尋和建構，是已經具備了條件也呈現出來一定面貌的。只是我們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歷史，對于制約粵派批評的各種因素，需要特別予以警醒、警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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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學派的出現，需要特定的學術集體、學術方法和學術精神，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理論文獻、思想成果。一般來說，形成一個學派需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是要有自由的學術氛圍。二是要集聚一批學術同人。三是要有較多學術陣地。四是要有一定經濟基礎和歷史文化積淀。

粵派批評的建立，有如下幾點可以探討：

優勢：一是區位優勢，靠近香港，相對來講能夠較快捷享受全球學術咨詢和交流平臺。二是移民文化優勢，帶來了文化豐富的多樣性，也帶來了更多思維方式的可能性。三是經濟發達，學術理論從業人員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四是轉型期社會發展帶來前沿性問題優勢，有利于形成超前的問題意識。五是有學術兼容并蓄的優勢，多種傳承的研究者在次匯聚、碰撞、交融，減少了對師承、地域等關系的依賴性，學術民主意識更易形成。

基礎：就改革開放35年來的考察，就筆者的視野所及，在廣東學術批評領域（寬泛意義上的粵派學術），師承性、問題性的學術圈子，大致有如下一些：饒芃子及弟子的文藝學研究，黃偉宗及弟子的珠江文化研究、廣東本土作家作品研究，黃樹森及弟子的嶺南文化與文學實證、對策研究，黃修己及弟子的現代文學批評史，葉春生及弟子的區域民俗研究，康寶成等及弟子的戲曲民俗學研究，黃天驥及弟子的戲曲學研究，吳承學、彭玉平及諸弟子的古典文學文體學研究，蔣述卓及弟子的城市詩學研究，程文超及弟子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艾曉明及弟子的女性主義研究，陳春生、劉志偉、程美寶等及弟子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周大鳴及弟子的都市人類學研究，景海峰、蔣慶等新儒學研究，林崗、高小康等的文藝學研究，甘陽及弟子的新保守主義文化研究，謝有順及弟子的當代文學敘事倫理批評，曾經在廣東工作的張檸、洪治綱等學者精細的文本研究，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打工文學研究等等，還有其他語言學、文字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圈子若干。單是挑出其中的文學批評流派，也無法一一列舉。

劣勢：一是區域性文化重商言實，人心浮躁，學術界同樣會受影響；二是學術研究基礎不厚實，大學、研究院所，吸納、培植不了足夠多的名家大師；三是缺少學術陣地，全國重要影響的文學和學術期刊、重要的學術理論論壇，相對較少；四是是對基礎社會科學的重視不足，實用性的、對策性的研究相對更受重視，文學藝術和學術基礎理論方面的重視度相對薄弱。

基于上述判斷，如果有效破解學派建立過程中的上述問題，扎硬寨，打硬仗，穩步做起，相信粵派批評在中國學術界將會發出更響亮的聲音，作為學派的粵派批評，理當也會呈現出更加清晰的形象。

作者簡介

于愛成，男，1970年10月生于山東高密。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研究生學歷，博士學位。研究員，文學創作一級。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駐會副主席，兼任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19屆中青年高研班學員。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說之名》《新文學與舊傳統》《四重變奏》《狂歡季節》等學術專著。在核心期刊發表理論與批評文章多篇。曾獲第六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首屆廣東省青年文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