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數至廣東，始終不敢有論，是由于未得甚解。廣東大，廣東深奧，廣東具獨特性、復雜性和前瞻性，難以看透。?

中國人在先秦以后發現了七個天府之國，是關中、成都、并州、江南、閩中、幽薊和盛京，竟缺了廣東。實際上論沃野，論氣候，論物產，論舒適，廣東為天府之國是無愧的，可惜它距中原太遠，中原王朝得其之利少了一點，遂未得其號。

廣東在南嶺以南，南海以北。照風水先生的觀點，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當然屬于咸陽了，是上上之畛。廣東還有珠江，它的三角一帶尤為富饒和溫潤。

今年我有幸走了廣州、惠州和深圳，見魚見蝦，見蔬見果，不勝其鮮。舉目陸上，丘陵起伏，樹木?郁，稻田與荷塘兼有情韻。涉足海岸，日夕霞絢，夜月光明，尤其沙細風軟，戲以白浪，顯然潛藏著什么誘惑。想想長安，遂覺廣東人更是有福的。

那么誰是廣東人呢？

新石器時代這里便有人用石斧石錘之屬，足見廣東開發之早。到了先秦，有中原王朝稱江南人，包括嶺南人，包括今之廣東人，為諸越或百越，足見江南部落之雜。大約廣東一帶的人為南越，以別于吳越、揚越或閩越。不過諸越或百越終于同化在漢族之中了，這也是由生存法則決定的，任何酋長也無奈。盡管如此，廣東人似乎仍是別具一格，其小麥膚色，靈如海魚，骨肉勻，密度大。

廣東人里也有客家人，他們分數次遷移于斯。北方人，包括中原人，只有在秦始皇時代是以強者的身份往廣東去的，其余多是躲難。歷史上五胡占據中原，安史之亂，唐末農民起義，金人入主中原，蒙古人入主中原，滿族人入主中原，太平天國運動，都導致了中原人背井離鄉，落戶江南以至嶺南，包括落戶廣東的，他們遂為廣東人里的客家人。客家人遷移便活，于是世界上就遍住客家人了。

20 世紀80 年代，社會改革并開放，從而有四面八方之士往廣東去創業發財，轉換命運。春秋幾十，他們也就成了廣東人。如果稱他們為廣東人還略顯勉強，那么稱他們的子孫為廣東人大約是合乎情理的吧！

廣東顯然是包容之地，每隔一段，便有一批新鮮之民進而居之。這擴大了廣東，并給廣東輸送了生力和魅力。然而誰是原始意義上的廣東人呢？他們在哪里呢？他們被稀釋了，被掩蔽了，被淹沒了。不過他們并未消亡，他們仍在傳續，或是沉淀在我難以發現的地方吧！總之，在廣東看到的廣東人，我以為都是真正的廣東人。

神話上說，天傾西北，地陷東南。這應該是有根據的，它無非曲折地表達了一顆慧星砸向大陸導致的天文與地理現象而已。西北多山，有草原以游牧，平疇以農耕。東南沿海，水產之饒，舟楫之利，除了臺風偶爾作威，似乎不費牛馬之勞，也能居之安逸。黃河以北，秦嶺以北，淮河以北，包括中原一再出現的民族沖突與融合，反復進行的王朝更迭，對東南似乎沖擊不大。反之，每隔一段，社會的震蕩就會向江南和嶺南輸入一批精英，此謂之客家人。其盡管是失敗者，然而能做逃脫者，誰不是豪門世家呢？

關鍵是，公元前21 世紀到公元19 世紀，或公元前221 年秦立到公元1911年清滅，足有四千年或兩千年，指導中國發展的文章、禮樂和儒術，一直在北方醞釀，并從來以習慣化和磨道化的方式更迭權力。然而自1840 年以后，從大陸的東南，從江南，從嶺南，從面海的浙江、福建和廣東一帶，出現了新的思想，其異于傳統的思想，以對中國進行變法或革命。

從廣州至惠州，再至深圳，六天時間，過橋穿洞，望氣觀潮，也夠我推究了。我屈指而數，近代以來，風流之士多出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和廣東。當然，各地的風土有別，其人的風格也有別。不過總之，近代以來，改造中國的智庫是在江南，是在嶺南。

飲廣東水，食廣東米，走在廣東的路上，便難免深味廣東。

我以為廣東人在歷史上再受壓迫，再受剝削，再受窮，再受苦，它也不出李自成或黃巢這樣的角色。既使出了造反的領袖，他也難以有效動員群眾，是因為在廣東稍有勞動，人就能生存，何必要為飲食而冒死？似乎也無將相寧有種乎之問，是因為廣東人的日子比將相的日子還舒服，何必要冒死當將相呢？蘇軾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以進取立身的蘇軾，在廣東待一待，也樂得無意出仕了，可見廣東對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影響是多么凌厲。

廣東人在歷史上雖然也接受孔孟之道，不過細察，它自有一套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自有一種穩定的文化心理。廣東人當然是中國人，不過它是一種低調而堅韌的中國人，不求異，也不趨同。南海以北，南嶺以南，屬于廣東人的家園。

以環境之故，廣東人方便海外貿易。他們大約屬于以貿易的途徑，最早進入世界秩序的中國人。他們的經營活動，也許不晚于漢武帝的絲綢之路。他們應該是以貿易之道，最早直視西方社會的中國人。特別是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貿易的體驗和感受，他們獲得了新的改造中國的思想。他們也在源遠流長的貿易關系之中，發現了平等和公正的意義。?

19 世紀以后，有很多廣東人連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以使中國進入先進民族之林。雖然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和湖南，也有大量圖強之士涌現，并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盡情作為，然而細察，廣東人的籌謀似乎更為深遠。我在廣東數日，有10 位廣東人總是浮出我的腦子，他們是：黃遵憲、鄧世昌、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廖仲愷、何香凝、蘇曼殊、鄧演達、葉公超。

葉挺和葉劍英當然也是我反復琢磨的廣東人，他們也是為救國救民而杰出的。

明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 周年。為什么從1978年發韌的改革開放要選在廣東進行？這是一個頗有價值的問題，它顯然也是由綜合因素決定的。我以為，選在廣東進行如此重要的社會改造與變革，完全基于廣東的優勢，這就是它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及其以貿易的鑰匙了解世界和交于世界的文化心理。還有，以海外貿易的積累，他們本具開放的視野。

廣東之旅的意外收獲，是我知道了江南和嶺南的希望之窗。沿海所蘊藏的，不僅是物質財富，更是精神財富。希望總是有的，這使我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