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純文學作家越來越少？但好故事從來都是受歡迎的

——海外報告數據顯示，過去十幾年英國全職小說家比例從40%下降至11.5%

寫小說“有前途”嗎？ 最近，英格蘭藝術委員會 (ACE) 發布的一份行業報告，令海外書評界得出頗為悲觀的結論：圖書尤其是純文學新書的整體銷量日益萎縮；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3年，將寫作當成全職的英國作家比例從40%下降到了11.5%。為防止歐美優秀小說“瀕臨滅絕”，英格蘭藝術委員會提出了資助作家及獨立出版機構的具體方案，引發業內爭議。

至于給作家一小筆錢就能催生出好作品，不少資深人士對此持強烈懷疑態度。有文學編輯直言，除了金字塔頂端鳳毛麟角的佼佼者能夠變身“印鈔機”———如J.K.羅琳、斯蒂芬·金本本暢銷持續引爆市場外，大部分嚴肅文學小說家新作發行不溫不火，有的作品被批評“缺少故事性，不夠吸引人，影視改編后勁乏力”，一些作家側重文本的實驗性，讓讀者直呼看不懂，自然也就少人問津。

那么，當受眾很難從部分純文學作品中，短兵相接地感受到故事的樂趣和挑戰時，深陷“孤芳自賞”危機的小說家該何去何從？

一本純文學書銷量僅3000本已經不是件丟人的事

這份報告稱，圖書價格、銷量以及預付款的下降，意味著純文學作家比以往更難單獨依靠作品來謀生。在今天的海外圖書市場尤其是嚴肅純文學領域，一本小說的銷量只有3000本已經不是件丟人的事了。

“按精裝書均價10.12英鎊計算，再減去零售商拿走的一半收入，剩下的1.5萬英鎊還要在出版社、代理商和作家之間分成。”有英國編輯算了筆賬后發現，海外作家幾年前曾拿到6萬英鎊預付款，但最近的新書只收到6000英鎊預付款，可謂“極具代表性的滑坡”。難怪自2005年到2013年，將寫作當作全職的英國作家比例從40%下降到了11.5%。

報告還指出，2017年英國有超過100家圖書館陸續關閉，圖書館的式微正對作家們造成不利影響———那種理所當然就能向圖書館出售幾千本書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盡管報告顯示，主流出版商的利潤在持續增長，但“巨頭出版商占據壟斷了最多的市場份額，對于族群多樣性、多元化寫作的投資不足”。

在讀者人數龐大的中國，純文學小說的首印數也很難突破萬冊，著名作家如王安憶、賈平凹、莫言等，長篇新作單行本首印數在十萬冊以上，已屬成績驚人。

不過，相當比例的寫作者并不急于從“寫書出書”這項事業中尋求“快速變現”。有的作家很“淡定”：“要承認一個事實，大部分作家是碼字匠人，勉強糊口的狀態，我們和那些優秀的陶藝匠人、小提琴手或刺繡匠的生活并沒什么不同。”

不好看的小說才高明?可讀性與藝術性并非敵人

談及純文學圖書遇冷的原因，不少海外出版商將矛頭指向了一些作品的低可讀性。資深書評人蒂姆·洛特在 《衛報》 上嘲諷了英格蘭藝術委員會所謂的“資助方案”，他認為純文學作家有義務“寫出更好的書”，即故事性更強的小說，并點名小說家艾米·麥克布萊德的《女孩是件半成品》 就是“失去故事性”的典型例子。

但作家們并不買賬。英國知名女作家尼科拉·巴克是“實驗性寫作”觀點的擁躉，她認為：“文學確實離不開故事性，但并不意味著就要一味迎合市場。逆流而上的試驗性作品，能夠為文學發展提供新的想法，這些火花逐漸聚合成文化群體，從而為更大意義上的文學有機體提供養分，最終滲透到主流中，促進文學藝術發展。”

反觀國內，持“不好看的小說才高明”觀點的作家也不少，個別純文學作家醉心于文本實驗，甚至把講故事的功能“推”給通俗文學。“文學圈有個傾向，羞于談及類型小說，加上更多學院派小說家的介入，現在一些小說的思想任務很重，往往忽略了敘事。就像繪畫擺脫具象，音樂放棄調性，小說也幾乎從現實的日常形態抽離。”王安憶曾經指出，從歷史上看，小說本就是世俗的消費，從 《十日談》《一千零一夜》，到英國狄更斯、簡·奧斯汀的小說莫不如是。

可讀性和藝術性原本就不是“敵人”。評論家、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提醒，近年來有作家在“超越自我”、追求“思想”的路途中似乎劍走偏鋒，一味抽象化，使得敘事的文學性被沖淡，作品人物不接地氣，遠離生活，缺少親和力。“小說追求思想沒有錯，但是思想的穿透力不可能通過犧牲詩性和敘事性來獲得，否則小說就滑向非文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