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愛成，男，1970年生，山東高密人。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員，文學創作一級。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駐會副主席，兼任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19屆中青年高研班學員。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說之名》《新文學與舊傳統》《四重變奏》《狂歡季節》等理論專著，在《文藝爭鳴》《南方文壇》《魯迅研究月刊》《文藝理論與批評》《電影藝術》《小說選刊》《文藝報》等發表理論與批評文章多篇。曾獲第六屆、第九屆和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首屆廣東省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文學與城市：互動、互文、共生的文本

——以深圳為例

文學是城市的產物。在歷史上，最能激發作家創作靈感的，不是鄉村，不是曠野，也不是大江大海，而是古埃及的亞歷山大、古希臘的雅典、古代中國的長安、汴京、乃至杭州、大都。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巔峰，都是在城市造就、呈現的。布魯姆說過，普魯斯特、喬伊斯、福樓拜、歌德、莎士比亞、但丁，都分享了亞歷山大兼收并蓄的文化遺產，從公元前三世紀中期到公元三世紀中期，亞歷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靈之城。中國最杰出的作家，唐代的大詩人、宋代的大詞人、元代的戲劇家、明清的小說家，也都共沾并分享了各個朝代帝都的榮光。正是在都市，不同的思想流派、學術觀點、語言敘事風格互相砥礪、碰撞、交融、對話，催生出一種自我否定和新生的意識，這種新意識的產生時代，甚至可以上溯到兩千多年前。這種新意識，據美國一位社會學家在中東的調查，是由印刷術與其他大眾傳媒，還有基本的社會變遷，特別是與城市化一起，共同催生的，是一種新型的個性，即一種“流動的個性”。這種新型個性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移情”能力，樂于接受變化，樂意從一地遷徙到另外一地，樂意對社會發表個人觀點。這個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現代性”。

當1863年11月，法國《費加羅報》連載波德萊爾的美學論文《現代生活的畫家》一文，有史首次使用了“現代性”這個語匯的時候，與其說是波特萊爾天才的創造，不如說是他驚人的發明和發現。

城市是文學的搖籃，沒有城市也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鄉村當然也有文學，但那時口傳文學、民間文學，與嚴格意義上的作家文學、書面語文學，并不是同一個意義上的。口傳文學有故事、民歌、謠諺、神話傳說，但所有后來的書面語系統的文學體裁，比如小說、詩歌、散文等都來自城市。真正成規模的神話傳說，也只有在城市中才整理出來并相對穩定。希伯來文《圣經》前六卷起草于巴比倫囚虜時期，但完成是在所羅門位于耶路撒冷的豪華宮廷；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起源不可考，但滋養的卻是群居于雅典和底比斯城市的希臘人；《詩經》最早是散布于各地的民間土風謠諺，進行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卻是京城下派到民間的樂師，刪定則由在魯國國都授徒的孔子完成。

從唐代中晚期開始，中國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城市的繁榮。表現市井生活的城市文化得到發展，出現了李公佐《謝小娥傳》、白行簡《李娃傳》等著名唐傳奇作品，反映出士人階層對市民生活的關注，這是中國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預示了城市文化發展的一種新趨勢。進入宋代以后，文化發展的最重要趨勢是作為城市文化的話本、雜劇等通俗藝術的興起。“這些通俗敘事藝術構成了元明清三朝……的產物，因而在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中，城市生活的基本層面——市井社會變成為重要的表現對象。”（1）

中國文學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了城市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密切關系，城市文化體現了對不同職業群體和不同區域生活方式的適應性。

中國歷史上，歷代定都的城市基本都充當過文學發生、創作的孵化器和傳播、接受的集散地。國外更是如此。我們也知道，倫敦是英國的文學之城，巴黎是法國的文學之城，彼得堡是俄國的文學之城，紐約是美國的文學之城。迄今仍然在世的杰出美國小說家，除了《血色子午線》的作者科馬克·麥卡錫，羅斯、品欽、德里羅等，都與紐約血脈相連。

城市也是文學交往的必要條件。倫敦就聚集了本·瓊森的若干后繼者，如卡魯、洛夫萊斯、薩克林、魯道夫，還有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和他的俱樂部成員，馬拉美和他的門徒們，弗吉尼亞·伍爾夫、E·M·福斯特為首的布魯克林伯里區現代派大本營。當我們從文學背景上提起巴黎，首先想到的就會是巴爾扎克、維克多·雨果、波德萊爾和左拉等等，而如果深入考察，則會發現，不僅上述這些作家身在巴黎，原來維隆、莫里哀、高乃依、拉辛、伏爾泰、狄德羅、司湯達、福樓拜、馬拉美、蘭波、普魯斯特、瓦萊里，也是構成文學巴黎的璀璨群星。

即使當今的信息技術和新媒體時代，地域性因素仍然還是作家建立親密關系的重要條件。城市是文學的主題，更是文學必不可少的元素。19世紀的城市工業化曾為維克多·雨果、狄更斯和左拉提供了創作驚世駭俗的現實主義小說的土壤，信息技術時代的城市，似乎也不太可能激發作家們充分的想象力。過度的視覺沖擊遮蔽了內在心靈的眼睛，使我們不再看重小說的敘事藝術和詩歌、戲劇的形式美。但中國的情況總是特殊，全面進入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使得這片土壤還在重現現實主義高峰時期的“人間喜劇”“悲慘世界”，小說和詩歌、戲劇的形式感也還在繼續被作家們津津樂道。

深圳如同紐約，但又有別于紐約。不僅僅是一座現代工商業城市，同時是一個鏡像，一個國家光榮和夢想的投影。

正如香港是被歷史選擇一樣，深圳成為共和國的破冰船，也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宿命。它的價值體現在作為香港血脈相通的近親，一河兩岸，聲氣相通。深圳既是香港通往祖國內地的唯一陸上通道，又是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北上內地的最早承接者。它的價值即為香港順利回歸提供了緩沖的橋梁，同時還體現在遠離國家政治中心，擁有試錯的空間，即使不成功，也不足以影響國家政局。

歷史選擇了深圳，偶然中隱藏著必然。宋元后中國之經濟文化中心逐漸朝大海挪移，那也是地中海文明開始擴張之際，南中國海逐漸成了世界近代史上洶涌澎湃的大舞臺。大航海時代已經昭示了全球化的降臨。萬歷元年（1573年），廣東巡海道副使劉穩請準設置新安縣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此前發生了葡萄牙強盜商人侵占了今深港地區屯門事件，設置新安縣的其目的在于對番夷的防堵，所謂“東西諸路，南挖溟浡，悍商番泊翔中帆，日千里可至，誠嶺南重鎮”（何維柏：《新安經始記》）。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則是為了探索出一條強國富民之路。

深圳的歷史，也正是三十年共和國之艱難行進的逼真寫照和集中投射。深圳，從而也就是中國的深圳，世界的深圳。正如西方媒體所言，“世界看香港，香港看深圳”。

一座移民新城擔起啟迪民族國家前行路徑的歷史重任。而對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千萬移民，則別有深意。

懷特在《這就是紐約》中說：“紐約的居民都是些外來客，離鄉背井，進入城市，尋求庇護，尋求施展，或尋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標。紐約的一個神秘特點就是有本事派發這類曖昧的禮品。”（2）

說的是移民城市典型代表的紐約，其實也是深圳的寫照。深圳的魅力，深圳的神奇，正在于此。

深圳是政治、經濟、商業、娛樂、金融、民俗薈萃之地。在這樣一個高度濃縮的競技場上，擠滿了企業家、證券商、買賣人、演藝人、中產白領和流水線打工者，五方雜處，八面來風。每一個深圳人，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生感應。

千萬移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傳承，不同出身背景，匯聚在這里，在碰撞中融合，求同存異，合而不同，美美與共，成為中國趨向大同的展臺——這座城市公民的寬容、包容和兼容、豁達，不僅漸漸成為共性，而且成為必須，成為在多元中共生和諧共同發展的必須。這正是深圳最迷人的城市魅力之一。

“城市文化的活力來自多元化，而移民是文化多元化的主要源泉。”移民的大規模的遷入，帶來了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急速碰撞和融合，促成了“從中國傳統民間社會逐漸向現代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一種轉化。”移民文化的豐富多元，形成了深圳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兼容性。在這片松軟的文化土壤上，香港文化體現的外來文化和現代商業文化獲得橫向移植，全國各地的區域文化在共生中獲得轉化，一種新的與移民社會相調適的兼收并蓄的城市主流文化慢慢生成。

懷特在《這就是紐約》中說，“紐約就像一首詩：她將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種族都壓縮在一個小島上，加上了韻律和內燃機的節奏。曼哈頓島無疑是地球上最壯觀的人類聚居地。”這一點上，深圳正如紐約。千萬計的異鄉人帶著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甚至國家、宗教信仰，在這狹長的地帶上，展開碰撞和融合。深圳的寬容、自由，就成為城市是天性。

城市的自由空氣和寬松氛圍，使這座城市提供了外來者實現夢想的機會。移民主體和陌生人社會，使這座城市沒有包袱，輕裝上陣，從無到有，大膽學習、借鑒、拿來、創新，相對寬松的創業環境，眾多的創業機會，為各種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個相對的公平競爭和自我實現的廣闊天地和選擇余地。吸引了全國五湖四海的人才和打工青年紛紛南下。

易中天在《讀城記》里說，擇業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則無疑會帶來身心的自由。盡管事實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幾乎每個闖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3）

自由、解放、夢想、理想、創業，之為深圳的重要關鍵詞，正體現了它的價值。它的移民城市的價值在于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潛能的釋放，這無疑是深圳迅速壯大為全國矚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新時期以來，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深圳具有如此豐富生動的內容和形態，深圳已經成為國內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成為中國繼上海和香港之后另一個新興的移民城市。深圳是全國的深圳，世界的深圳，而不僅僅是廣東的深圳。深圳移民文化也正不斷增添新的內容與色彩，體現出更充分的多樣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盡管深圳文化的差異性和混雜性還嫌不足；移民的族裔分布和文化背景還不夠多元；在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過程中，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吸收也還不夠，但無論如何，深圳都是當代移民文化的一個動感地帶，最具有創造性和最富活力的文化往往產生于此。

文學中的深圳，因此就具有了復雜性和國家的意志和歷史的辯證在里面。這是深圳文學作品不可取代的意義所在。

文學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風向標，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進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氣息。1978年底，深圳撤縣建市，沙頭角、蓮塘、羅湖等地首先引進外資，工業蓬蓬勃勃發展起來。1979年初，作家虹雷走訪了深圳的近十個公社，記錄了深圳起步的最初足跡：“去年五月以來，大批港商和外商爭相在深圳投資設廠，來料加工和合資經營，初步達成協議的有五十多個項目。來料加工的有如服裝廠、毛織廠、高級皮鞋廠、手套廠、電子原件廠、絲（絹）花廠等；合資經營的印刷廠、造船廠、夏巴汽車裝配廠和正在商談中的煉鋼廠、玻璃纖維廠、制氧廠、鋼絲繩廠等，由資方出設備、資金、建材，我方出勞力、土地以及地方材料，將來按比例分成，分期還款，最后廠歸我有。”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深圳成了改革開放的試驗場，作家劉學強滿心歡喜地寫出報告文學《龍飛蛇舞》，他目睹了蛇口的高效率、高速度，并悟出其背后的原因：實行官商分家等一系列的體制改革試驗，他還在作品描述了幾位特區創業者的形象。像這樣的本土作家還有林雨純、張黎明、黎珍宇、梁兆松等。

國內知名作家紛紛南下，他們用精彩的文字記錄了深圳特區艱難的創業歷程。1983年，葉君健應邀訪問深圳，寫出《蛇口一日》發表于《人民日報》。早在此1980年底，深圳特區成立伊始，作家陳俊年即抵達采訪，目睹了這塊土地上從偷渡成潮到創業者源源不斷的一瞬間，1990年，特區成立10周年前夕，他寫出了精彩的回憶文字《深圳初夜》。譚學良、陳國凱、朱崇山、韋丘、伊始等是廣東新時期的代表作家，他們離開省城，扎根深圳，感受新空氣，體驗新生活，陳國凱創作出以袁庚為原型和蛇口開發區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大風起兮》；朱崇山創作了以梁湘為原型的長篇小說《鵬回首》，譚學良擔任了第一任深圳市作協主席，韋丘、伊始等參與創辦了《特區文學》。

30多年來，寫深圳的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舉不勝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移民作家曾經產生過無法替代四位現代派作家和一批作品，他們是劉西鴻和、譚甫成、石濤和梁大平。《你不可改變我》《小個子馬波利》《大路上的理想者》等作品，是國內文壇較早的現代主義成熟作品，也最早反映了深圳城市化的軌跡和現代性的焦慮。《你不可改變我》獲1986年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然后是深圳文壇的五朵金花，喬雪竹、李蘭妮、彭名燕、黎珍宇、張黎明等，大都以女性的視角，最早呈現了深圳城市化運動中女性意識的自覺。1984年起，表現打工者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打工文學橫空出世，流風所及，延續至今，涌現了三個代際數百名的打工作家，如張偉明、林堅、安子、郭海鴻、安石榴、戴斌、王十月、衛鴉、郭建勛、謝湘南、陳再見、程鵬、郭金牛等。

早期現代派四大圣手的寫作大約到1990年前戛然而止，不約而同般，紛紛出國，風流云散。1993年起，謝宏開始了系列中短篇小說創作。1992年，大學畢業的梅毅懷揣凱利亞克的《在路上》來到深圳。1995年孫向學出版中短篇小說集。1996年，林祖基雜文集《微言集》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雜文獎。同年，調入深圳新聞單位兩年的楊黎光以其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家園的靈魂》獲首屆全國“魯迅文學獎（優秀報告文學）獎”；2000年中篇報告文學《生死一線》獲第二屆全國“魯迅文學獎（優秀報告文學）獎”；2004年《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獲第三屆全國“魯迅文學獎（優秀報告文學）獎”。1999年，剛剛調到深圳的楊爭光，拿出了一長一短兩個作品，即30萬字的長篇小說《越活越明白》和短篇小說《公羊串門》；2003年，又出版長篇小說杰作《從兩個蛋開始》。2000年，調入深圳大學兩年的南翔出版長篇小說《南方的愛》，迄今仍是塑造在深圳下海知識分子形象、研究深圳上世紀90年代世相無法繞過的佳作。2000年央歌兒拿出成名作《來的都是客》。2001年，丁力告別商海，開始專職長篇小說寫作。2002年，盛可以脫胎換骨，處女長篇《北妹》出手即令文壇側目。2004年吳君創作出《我們不是一個人類》。2004年，調入深圳滿十年的曹征路發表中篇小說《那兒》，隨即引起全國廣泛討論，被認為2004-2005“最具震撼力”的小說。此外，南翔、曹征路、文夕、繆永、羅迪等，也大都是2000年前后，以成熟作品集中亮相。

拋開著力于表現描繪社會學、政治和經濟學意義上的深圳奇跡的小說家不談，他們從特區成立至今，一直是一股穩定的力量。就純文學意義上談，如果說1985-1989年是第一個黃金時代，早期現代派橫空出世。那么，2000-2004就是第二個黃金時代，一個龐大的中青年小說家群體開始登上文壇，發出自己各各不同的聲音。然后，將進入了深圳文學的第三個時代。2005年至今，多元、多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標志性事件，是70代、80代作家的整體崛起，代表性小說家包括蔡東、畢亮、厚圃、弋鏵、劉靜好、鐘二毛、秦錦屏、徐東、陳再見、郭海鴻、舊海棠、林培源等。同時，2000年前后來到深圳或者已在文壇確立地位的作家，無論是南翔、曹征路，還是央歌兒、吳君、盛可以、孫向學、謝宏、丁力、王十月、戴斌等，也完成了各自的涅槃或者說華麗轉身，成為深圳文壇乃至國內文壇的中堅力量，對城市、故鄉、自然、心靈、靈魂等的關注，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2009年，當代文壇享有盛譽的著名作家鄧一光調入深圳，隨即轉入深圳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截止2014年，共寫出30多個作品，出版兩部小說集，以寫意舒緩的筆調，穿越鋼筋水泥的冷酷和摩天大樓的桎梏，用詩一般的文字勾勒了城市的街頭巷尾，從繁華中心到觀光景點，從燈紅酒綠到城市邊緣，悉數描繪城市以及城鄉邊緣、似乎不起眼的角落里日常生活中的點滴。作品打破了以往一些小說在敘事上存在的單純的城鄉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真誠地關注和探討城市里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以及城鄉文化之間的聯系。

當我們站在今天的文學背景下思考深圳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上面的這些作家（主要是小說家，詩歌和散文等問題，因與本書的主題無關，該是另外一個專題探討的內容。）但在此可以指出的一點是，深圳的詩歌同樣群星璀璨，1986年徐敬亞、呂貴品等組織現代主義詩歌大展，影響了朦朧詩后中國新詩的發展走向；其后三十年間，“詩歌人間”、“詩生活”、“第一朗讀者”、《大象詩志》、《白詩歌》、《飛地》等這些與詩歌有關的事件、網站、詩歌活動與民刊也都發生在深圳，深圳已然成為中國詩歌的重鎮。徐敬亞、王小妮、呂貴品、鐘永華、劉虹、曉賴、錢超英、陳寅、楊爭光、遠洋、郭良原、王順健、谷雪兒、謝湘南、孫夜、李似泓、何鳴、花間、巴蠶、太阿、張爾、阿翔、舊海棠、李雙魚、蕭相風、郭金牛、程鵬、呂布布、蔣志武、何鳴、唐成茂、樊子、李似弘、朱巧玲、萊耳、橋、不亦、田曉隱、憩園、李晃等，都是中國詩壇有一定影響的詩人。此外，曾在深圳寫作過詩人，還有孟浪、海上、潘漠子、巫國明、杜綠綠，以及已去世的東蕩子等等。在深圳，寫詩的人可數以萬計。盡管是題外話，但深圳這座城市，因為有了詩歌和小說雙子星座，才奠定了邁向一座文學的城市的根基。

沒有文學的城市，必然沒有詩意，必然面目可憎，人心荒蕪。因此，深圳必將因文學興盛而不休，必將以小說之名，而比肩京滬，乃至紐約、東京。這是遠景、愿景，但不是幻覺。

文學與城市、小說文本與深圳文本，是一種互生的關系。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中，對小說與中國的互生關系做了表述，他說：“小說是現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一種文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小說紀錄了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象，而小說本身的質變，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表征之一。”“由涕淚飄零到嬉笑怒罵，小說的流變與‘中國之命運’看似無甚攸關，卻每有若合符節之處。在淚與笑之間，小說曾負載著革命與建國等使命，也絕不輕忽風花雪胃、飲食男女的重要。小說的天地兼容并蓄，眾聲喧嘩。比起歷史政治論述 中的中國，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真切實在些。” 近代以來，小說便與中國的國家命運和民眾命運息息相關，小說曾被要求肩負救亡與啟蒙的重任，也曾有過爭取自身獨立性的抗爭，但拋開這些宏大的思潮層面，小說比起所謂歷史書、政治書中反映的歷史，倒更像是真的，也確實更切實、更本真。小說從孤獨的個體出發，發揮以虛擊實的能量，從歷史大敘述的邊緣、縫隙，從個體經驗和草民生存狀態取材，從瑣屑與塵俗中來，到民間和世俗中去。這樣的小說虛構出來的中國，中國的鄉村和城市，中國的歷史，反而更與中國現實和民眾生活命脈息息相關。還是王德威先生說得好，他認為，如果小說的作用，只在于“由小說看中國”，即只提供一種觀看的角度和認識的價值，那還是低估了小說。“虛構”之所以重要，乃在于“虛構”，往往是我們想象、敘述中國的開端。國魂的召喚、國體的凝聚、國格的塑造、國史的編纂，都離不開敘述，離不開想象，離不開虛構（小說）。王德威消解了“中國小說”的主從關系，認定“小說中國”是未來文學與國家、神話與史話互動的起點之一。是的，是“小說中國”，而不是“中國小說”，也不是“大說中國”。如魯迅所言，小說不能救國，“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革命時代的文學》）王德威先生也承認“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為它不能，也不必擔當救中國的大任。”，但“小說不建構中國，小說虛構中國。而這中國如何虛構，卻與中國現實的如何實踐，息息相關。” （4）

借用“小說中國”的概念，就引出了“小說深圳”“小說城市”的構思邏輯。深圳-城市-小說之間，因此搭建出來一種互文、互動、共生的關系，互為文本的關系。這種文學與出城市的共生關系也是理查德·利罕的《文學中的城市》的方法論基礎。理查德·利罕認為：“當文學給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現實的同時，城市的變化反過來也促進文學文本的轉變。這種共同的文本性……文學文本與城市文本的共生——成為本書方法論的基礎。”所以作者的結論是，“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閱讀文本已經成為閱讀城市的方式之一。”（5）

城市文學家關注的是與城市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不盡相同的東西。小說家更關心城市的心靈史、城市的象征模式和認知圖式，更關心城市的審美意蘊和城市的如何形式化。小說中的某個具體的意象，比如“陽臺”、“臥室”、“摩天大樓”，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眼中都是都市建筑空間，但小說家眼中則是心理空間，是巴赫金所說的時空體，是體驗的空間，同時也是修辭空間，最終就是文學空間。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在文學中獲得了形式，另一方面，文學形式建構了或者說重構了城市生活。尤其是對于后來的讀者而言，認知城市往往要通過文學的建構。因此可以說，城市形象的呈現甚至留存，往往有賴于作家的書寫。如果沒有老舍和張恨水、林語堂，北京的文學記憶乃至歷史記憶要損失大半；沒有新感覺派、茅盾、張愛玲，上海的記憶及其文脈傳承、歷史影響也會大打折扣。所以研究文學中的城市也是揭示一個城市歷史、文化遺存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對城市審美情趣、文化性格以及微觀文化圖景等方面的揭示，只有都市社會史、都市文化史是遠遠不夠的。

隨著歷史和文化的變化，隨著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商業、工業、后工業社會語境的變化，文學要素也在發生者變化。這樣，當文學給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現實的同時，城市的變化反過來也促進了文學文本的轉變。這正是一種城市與文學之間的共同文本性。

注釋：

（1）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8頁。

（2）懷特：《這就是紐約》，賈輝豐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

（3）易中天：《讀城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4）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5）高小康：《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8頁。{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