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是一個溫和善思的人，這是我與他交往以來最深的印象。當然，在和他正式交往之前，我讀過他的不少文章，那些文章也是溫和的，文字背后透出的是一個人的修養、思考與問題意識。雖然他本科和碩士階段學的不是文學，但是那種靜默沉思的性格決定了他后來從事文學批評和研究，也必定走的是與他人不一樣的路徑。哲學作為他的精神底色和思想氣質，讓他的文字溫潤、智性，且充滿思辨的精彩。哲學是深沉的，思考哲學的人也具有他深沉的一面，李德南從哲學轉向文學的世界，也許是將自己放置到了某種富有內在激情的空間，可他仍然以深沉之眼打量其中所蘊含的蕪雜、快意和光怪陸離。哲學對接文學之后的不知所措，在文字中的投射，并不一定是無邏輯沒頭序，它甚至還演繹出了另一種更顯生動的場景，那里面也有著詩性的秩序，尤其是在想象和理智的交叉作用下，批評實踐由此獲得了更寬廣的視界。李德南的文學批評之道就是在這種文學和哲學的對話中逐漸明晰，并確立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機制。

我之所以在修養和獨立性上切入對李德南的言說，其實還是基于他的哲學根底，對于這一繞不開的主題如何在他身上發揮出更大的效力，才是深入理解其文學批評的關鍵。就像他將自己的第一部文學評論集命名為《途中之鏡》，他每一階段的思考和寫作，都可以作為其下一階段的參照，這正契合了哲學在階段與程序上的遞進式呈現。因此，他的起點和來路可讓我們在回望征程時，能清晰地找到他精神和美學的源頭。

一、“信”與“疑”的批評辯證法

李德南之前在學習哲學的道路上，也曾不時地向文學領域伸出他敏銳的觸角。他寫過長篇小說《遍地傷花》，看似一部青春文學作品，實則早已超越了那些裝冷扮酷的偽青春敘事，他同樣在理想主義的敘事里滲透了他的哲學體驗，但他的哲學不是說教，他在書寫中發現了一道創造的風景。他沒有將目標設定為對青春情感的渲泄，而是在文學的本體層面上強調了技藝、文字和思想的重要。有了這樣的感受，我才會對李德南后來的文學批評給予了信任。他的文學敏感源于早年的寫作實踐，哲學于他，更像是后天的修煉，一種精神視域的打開，一次內在的思想啟蒙。當我們按部就班地依照規定動作完成學院的批評訓練后，或許隨之而來的，就是筆端腐朽的氣息，四平八穩，千篇一律，我們實在是讀到太多“安全”的批評文章了，它不能從任何一個方面給你帶來新的認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過于悲觀，然而，事實就是如此。當下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兩極分化，不僅在師輩身上發生，而且在年輕的批評家身上也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殘酷的現實。如何去建構一種更多元和復雜的批評體系？每一個做文學批評的人都在思考，這也許是個理想主義的悖論：理想總是在我們意念的高處，當我們無法達到那個高度時，它永久只是一個想象的烏托邦。但這個烏托邦的存在并非壞事，它也可能會促使我們以自己的實踐去靠近那個高度，而那個高度對我們的批評實踐也是一種指引和參照。于此形勢下，作為批評家的李德南需要征服的，不僅有修辭和美學的文字本身，還有作為義理的思想，在這中間地帶的技藝與方法論，也基本上指涉了他所擁有的解讀與闡釋能力。有過長期小說創作的準備，實踐對于李德南就是看待作家和自我的一種尺度，他曾在和友人對話時說過，“我是以文學批評來表達我的‘信’，以小說創作來表達我的‘疑’。”[1]但當他意識到自己在“疑”中可能通向一種無法挽回的“惡”時，文學批評將他從“厭世的情緒”中拉回到“感激”的生活現場，這是否體現為多元人生在文學世界里的“中和”效應？當然，李德南肯定不是從二元對立角度來進行單一的選擇，我甚至覺得“信”和“疑”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辯證法，它們適用于李德南的文學創作和批評之道，同樣也在相反的方向上影響著我們當下文學進程的理解。

“信”中有“疑”，“疑”中同樣也有“信”，它們相輔相成，同構成為一個常態的現實世界。只不過，“信”總比“疑”更能讓人保持一種在場的活力，它是指向未來的某種希望，如同李德南的批評文字為我們所出示的終極希望一樣，那是一種更寬廣的心態使然，即便不得不以批判的眼光審視作家和作品，他也總是在“同情之理解”的格局里張揚“寫作的民主”，否則，他又何以能站在感同身受地切入他者的靈魂？如果說“疑”是他問題意識的出發點，那么，“信”當是他所有思考的落腳點，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才不失為辯證的研究路徑。他論蔡東的小說，題目為“不即不離，不偏不倚”，初看覺得他恪守了中庸之道，難道是一種騎墻的態度？這一點對應他的信疑之說，似也可從中找到一些相通的痕跡。“對于人生世相，蔡東態度清醒而不清冷。她和傳統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依然重視文學撫慰靈魂的功能。她好像一直在尋找合適的視點和視距，以便看清這時代的全部事實，尤其是要發現社會和人生中那些否定性的力量，那些隱藏在生活和人性深處的惡，但是，她又不把這種對惡和否定性力量的揭露，視為對個人才智的證明。她試圖不偏不倚地看待我們的時代，對所有人都能有持平之論。”[2]這與其說是蔡東對待她筆下人物的態度，不如說是李德南所尋找到的衡量當下寫作的標準。我們或許習慣了否定這個時代與自己身處的世界，以求得“重估一切價值”的可能，那么，在打破了以“惡”為中心的當下格局后，善會自然地追隨每一個人而來嗎？事情好像并沒有如此簡單，在破惡中揚善，只是我們的美好期待。一旦將這種期待轉嫁到寫作者身上，我們會對他們抱有更理想的預期，那樣，失敗所造成的落差也會全方位地影響作家的寫作，以及我們的再次判斷。作為復雜的精神個體，李德南并不想在他的批評中給出現成的答案，更多時候，他還是在探討，困惑和疑難不時地成為他批評寫作中不可繞過的精神面向，這也是他從作家的寫作中反觀自身的表現，新的批評主體性，也許就是在這種對困惑和疑難的不斷挖掘中得以重建。

李德南重視個案批評和文本細讀，這也許是為了避免空泛的言論，也只有這樣的方式更靠近文學的本體，而“信”與“疑”也正是在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可以被還原。巧合的是，李德南批評的重心是在同代人身上，70后和80后作家他關注得更多，其原因在于同時代人有著相互凝視的可能。作為有著相同或相似背景的寫作者，我們如何去把握更深層次的差異和斷裂，這是李德南以同代人作為批評對象的立足點。然而，這樣的批評能否折射出更寬廣的文學現實？相比于1980年代先鋒小說家們的寫作，如今70后、80后作家的寫作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境況和位置？我們從他們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到冒險甚至是極致的寫作，這一批作家似乎都在朝向一個方向行進，這個方向內斂而安全，缺少一種元氣，至少是沒有了當年的野性和原始力量，這是否是年輕作家集體趨于保守的表現？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觀之，他們是否比先鋒作家走得更遠，更成熟了呢？這是很多批評家的“疑”，這樣的“疑”中也包含了善意的“信”。李德南的“信”與“疑”持守了批評的倫理，就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起聊天，他經常沉默地傾聽，而傾聽對于李德南來說是一種“信”，“疑”則是他內在的思索，更多時候以文字形式呈現。謝有順先生給李德南寫過一篇學術印象記《沉默與發聲》[3]，沉默與發聲，也許正暗合了他所提出的“信”與“疑”的辯證法。沉默是一種美德，而怎樣發聲，何時發聲，發什么聲，李德南以他哲學的敏感把握好了這中間的度，這是思考的度，也是美學的度。

二、“有限之在”的哲學認知

哲學作為文學批評的基礎，它們之間好像有一種天然的聯系，這就相當于“詩與思”能夠在彼此的回響中通達精神的高處。李德南的“信”與“疑”也就是在哲學和文學之間的博弈，這關乎他的性情，也聯于他的思索。“他對文學有著一種熱情和信仰，但他又不放縱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情感，相反，他總是節制自己，使自己變得理性、適度、清明……”[4]哲學思考的理性，在對接了熱情的文學后，一切都可能發生改變，但有一點是恒定的，那就是思考。李德南的思考偏向更寬廣的視域，乃基于哲學范疇的個人體驗。“我對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科技與社會、人之存在特性等許多問題的探詢，最初是借助海德格爾的‘思的經驗’來展開的。”[5]他的碩士畢業論文就是關于海德格爾的科技哲學研究，這對于任何一位做文學研究的年輕人來說，都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戰。李德南也由此進入到對海德格爾這塊“硬骨頭”的研究中，他也在此過程中奠定了哲學思考的基礎，為他日后從事文學批評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思”的框架。

雖然李德南寫了大量批評同時代人的文章，但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還是選擇了史鐵生這位“思想者”形象的內傾型作家。至今我仍然覺得，李德南身上的氣質和史鐵生有諸多相通之處，在日常的沉默中思考，而于寫作中帶著更為理性的表達，這種理性中甚至不乏神性和宗教的情懷。針對史鐵生的文學創作，有不少學者作出過精彩的分析，并對其文學之路進行了定位。為了避免重復和作無效的研究，李德南選擇了以哲學作為切入點，“之所以堅持做這個題目，是因為我注意到，從哲學的角度入手，依然有很大的言說空間。”[6]這恰恰是很多研究者無法進行充分實踐的領域，李德南找到了史鐵生與“現象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雖然史鐵生從來沒有將自己的寫作標明是現象學的，但是他的創作與現象學有很多契合，是一種海德格爾式的、以存在論問題作為主題的、解釋學化的現象學。史鐵生的寫作，就某些層面而言，可視為海德格爾所說的解釋學化的現象學在文學領域的具體應用。”[7]正是基于此點，李德南集中于從現象學角度來考察史鐵生的寫作，“借助現象學的視角，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并重構史鐵生的思想整體，讓其思想脈絡變得清晰可見。”[8]這一現象學研究的方法，正好契合了史鐵生在寫作中“通往哲學的路”（孫郁語），也就是說，現象學既是李德南進入史鐵生文學內部的世界觀，也是他的方法論。所以，《“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這部專著更像是對史鐵生文學創作的哲學解析，而且這一定位在對史鐵生經典化的問題上獲得了思想支撐。

李德南將史鐵生進行理論化和精神化的同時，其實也將他哲學化和歷史化了，這種“現象學”研究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文學批評，它帶有癥候性意義。史鐵生的寫作本身就有極強的“生命哲學”意蘊，那種在身體與思考之間的撕扯，也對應了李德南所總結的“我”與“世界”之間的隔裂和重構，這是史鐵生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實踐的經驗，他探索其間發生的可能性，并以生命的體驗印證了對它的認知和理解。李德南從史鐵生的“個體現象學”、“世界現象學”、“宗教現象學”和“寫作現象學”四個方面，全面闡述了他的“生命哲學”及其所存在的困境。由此來看，李德南是重新發現了史鐵生在整體上所表現出的個人經驗與共同的精神屬性，而我們也可由此重新看待史鐵生的人生、寫作和他所留下的精神遺產在文學之外的價值。對于史鐵生的名篇《我與地壇》，李德南認為其重要意義之一在于“它讓史鐵生一度進入了生命的澄明之境，進入了一種自由敞開的狀態。這并不是全靠哲學上的邏輯推斷來實現，而是通過理智與情感、哲思與詩性、個人生命與周圍世界的多重契合而達成”。[9]《我與地壇》之所以打動那么多普通讀者，很大程度上在于史鐵生通過這篇文章接通了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間的一條紐帶，它不是靠玄幻的知識演繹，而是在自己的切身體驗中重獲了對生命、存在與世界的看法。這不僅是史鐵生寫作上的一個轉折點，也可能是他人生歷程中打開新視野的一場自我救贖，即達到了一種“澄明之境”。李德南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將《我與地壇》及其“周邊”文本作了深度梳理，從而也讓自己的研究通達了一種“生命的學問”。

既然與生命相關，史鐵生無論是在小說創作，還是在散文寫作中，都會回到對“我”的關注與審視，因為“我”是一個有限之在。這種有限還不僅僅指殘疾的身體，更重要的是不可規避人之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史鐵生在關于‘我’與‘世界’的闡釋中曾經確證了一點：任何的人類個體——‘我’——都是一種有限之在，不單生命是有限的，就連認識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只能是生活在一個沒有絕對確定性的世界之中，或者說，每個個體在生存論—存在論意義上的‘世界’都是有限的。”[10]一旦承認作為主體的“我”的有限性，諸多的不理想與不完美可能就會成全殘缺的自我，這也是史鐵生能真正走出自我困境的原因。李德南在對史鐵生人生和創作的哲學闡釋中，也一直以“有限性”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貫穿始終，這一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諸多現代哲學家都曾經直面過的命題，成為了李德南問題意識的一個出發點，他的重返和追問，都是在建構“有限之在”于史鐵生的具體影響。

三、抱負、視野與求真的方向感

李德南從史鐵生的個體人生、寫作與思想中所獲得的啟示，和他對存在主義哲學的理解相互碰撞后，也讓他真正意識到我們作為人是有局限性的。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在認識上也不可能全知全能，那種不能做到周全的片面和遮蔽，又無法阻擋我們去探索自我與世界的可能性。這也就是人在認識到死亡的終極之后仍然需要努力活著的原因，它看起來是一個悖論，但努力的過程正體現了人之存在的價值。我想李德南如此努力，是否也和他研究的那些對象有關呢？如果人之有限是一種“原罪”，那么如何在有生之年去贖這個“罪”？行動和信仰可能就是強大的力量。在李德南的研究中，史鐵生以信仰、宗教和寫作完成了對自我的拯救，但他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從未放棄過對“有限性”的思考，恰恰是以行動來“抵抗”這種有限性。

正是從自我和他者的思考中意識到人在認知上的有限性，李德南才從哲學的角度對史鐵生及其寫作持有一種追問和理解的態度。他在解讀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時，也談到了對“有限性”的認知：“對人類而言，有限性可以說是生而有之的存在特征。人將永遠背負著有限性，正如蝸牛永遠背負著屬于它的殼。”[11]這樣的人生理解，其實也塑造了李德南的個性，不過于張揚，低調而沉默，“一貫來，他都腳踏實地，不事張揚，寫文章從不說過頭的話，生活中更不會做過頭的事，他總是等自己想清楚了、覺得有把握了，才發言，才做事。”[12]這種性格體現在他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中，同樣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會動筆，他不輕易下判斷，也不過于贊揚或苛責哪一個作家，包括評論與他同時代的80后作家，像王威廉、鄭小驢、蔡東、文珍、孫頻等，都帶有一種凝視的溫情。

在命定的有限性中，我們都不可能完美。“這種對有限性的承認，使得我在某些時候也可以相對輕松地接受自己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這樣一種事實，從而使得我在文章寫得不如人意的時刻還能堅持寫下去，使得我并沒有放棄做批評的工作。它也使得我期待并樂意傾聽其他同行的聲音。我相信一點：每一種批評話語都帶有它的局限，可是批評話語本身的空間是無限的；從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風景。也許我從這個角度來入手會有我的盲見，但是其他人的觀看方式恰好能發現我的盲見。”[13]在意識到有限與無限之間的辯證法之后，我們才能在認識到自己局限的前提下，去尋求敞開世界的最大可能的空間。這一點，其實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問題，我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這種狂妄會讓人變得盲目，會表現得更為極端和偏執。李德南在這方面似乎和他的同齡人保持了一種距離，他以持重和寬廣的心態容納了對文學藝術的尊重。

他說：“不管是作為一個學者還是批評家，大的抱負，開闊的胸襟和視野，都是必要的，研究時的切入點卻不妨小一些，這樣才能避免泛泛而談。以具體個案來談‘大問題’，恰切地把握住對象之所是，這是我所喜歡的方式。”[14]這一心得和體會，不僅暗合了李德南對自我和其他作家的要求，而且也明確了自己批評研究的方向。這是他愿意從事作家個案批評的緣由，他在一些刊物上主持欄目推出一個個富有潛力的新作者，也是對此的某種佐證。針對那些鮮活的個體，進入他們的內心，靠近他們的靈魂，也會讓自己保持文學的直覺和領悟的活力。從這方面來看，李德南說自己渴望看到一種帶有希望的寫作，而他也是在實踐帶有希望的批評。他曾以我們常言的義理、考據和辭章之關系來探討這一命題：“在義理、考據與詞章中，我把考據和詞章放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它們真的是不重要的嗎？并不是。義理、考據與詞章，缺少了任何一個方面，批評文章都很難稱得上理想。做出這樣的取舍，更多是一種無奈之舉。我所想要強調的無非是，在任何情況下，對批評文章而言，學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求真意識最為重要——如果不把這個放在首位，那么所寫的文章不會對所涉及的問題有真正意義上的推進。”[15]的確，李德南是如此說，也是這樣去進行實踐的。在批評文章中，他盡力去做到有理有據有節，在此基礎上，他也會努力追求批評的可讀性。

當李德南談到批評的學理性時，“求真意識”是一個關鍵詞，它對應的正是批評的某種社會功能或者社會責任感。也就是說，批評不僅面向文學，同樣也面向世界的真實；不僅回顧過去，更是通達未來的世界。李德南很喜歡看英國的一個系列電視短劇《黑鏡》，這部系列短劇令他“腦洞大開”，也讓他有了更多的洞見與發現，“在當下對我們的生活世界影響最大的是什么？是技術，尤其是日益發達的現代技術……”[16]讀到這兒，我忽然再次意識到李德南碩士論文寫的是關于海德格爾的科技哲學，同時也回想起了和他交往的一些點滴往事。

作為同一屆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我和李德南一年來見面比較多，也很投緣，一起開會，一起爬長城，一起游雍和宮，當然，在北京，更多的還是一起逛書店：在函芬樓，他購入了一套魯迅譯文集；在萬圣書園，他挑到了很多之前沒有買到的稀缺書籍，如獲至寶。而他最感興趣的，則有一條隱秘的線索，那就是關于科學、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書，這些書看似與文學批評關系不大，但李德南有他超前的預見性，因為未來的文學必將與科技、人工智能緊密相聯。正是因為這種預見性，他的文學行動里，從來不缺少社會層面的思考，這不是刻意的接地氣，而是一種性情和觀念使然，他求真，向善，審美，并在哲學和文學交叉融合的層面上守護著一片精神先鋒的空間。

劉波：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注釋：

[1] 李德南：《從“信”與“疑”開始》，《長江文藝評論》，2017年第4期。

[2] 李德南：《不即不離，不偏不倚——蔡東論》，《途中之鏡》，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頁。

[3] [4] [12]謝有順：《沉默與發聲——李德南學術印象記》，《南方文壇》，2015年第4期。

[5] 李德南：《〈途中之鏡〉跋》，《途中之鏡》，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頁。

[6] [7] [8] [9] [10]李德南：《“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頁，第32頁，第310頁，第166頁，第223-224頁。

[11] 李德南：《有限的我們如何相愛》，《有風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頁。

[13] 李德南：《作為一種寫作的批評及其限度》，《文藝報》2016年11月25日第7版。

[14] 李德南：《我的所來之路》，《有風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頁。

[15] 李德南：《不“理想”的文學批評》，《文學報》2017年7月27日第7版。

[16] 李德南：《非虛構：面向真實，還是面向文學？》，《有風自南》，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頁。

原載《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