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時候，我與弋舟相約，就他的小說創作做一次對談。這一對話完成后，張菁女士又提議我照此形式在由她執行主編的《青年文學》雜志上開一個專欄，于是就有了“小說：問題與方法”這個欄目，以及同名的一本書。

與原來的設想稍有不同的是，我并沒有以作家訪談的形式來做這個欄目。一是類似的訪談欄目國內已有不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當下的小說創作可說是生機與危機共在。遇到好作品時，我會格外高興；與不那么理想的作品照面多了，又會覺得倦怠。克服倦怠的有效辦法，既不是不讀或少讀當下的小說，只讀經典作品，也不是帶著怒氣去批評，一味指責同代人寫得不夠好。更好的方式應是嘗試與作家一起共同面對種種問題，盡可能針對問題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思考。畢竟，要發現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并不特別困難，真正有難度的是在此基礎上有所建構。

我有別于一般的作家訪談的地方，首先在于以小說創作的基本問題為中心。六個議題，大多是由我來擬定，然后約作家朋友一起討論，也有的是和作家一起商定的。我希望所談的問題既是讀者所普遍關心的，也是參與對談的作家所感興趣的，最好是與他們的寫作和閱讀有直接或相對直接的關聯。在議題的設計和對談作家的邀約方面，并非任意而為。比方說在定下“談現實生活與文學寫作中的‘惡’”這個題目時，我很自然就想到了蔡東。她的作品很多時候都在直面這個問題，并且她的處理方式有可資借鑒的地方。徯晗很早就開始小說創作，題材和風格都非常多樣，被稱為“寫作的游牧者”，因此這次和她談論的話題也較為廣泛，鄉土文學與城市文學，先鋒文學，時代變遷所帶來的讀者閱讀趣味的變化，等等，都有所涉及。我和王威廉之前已就他的小說創作做過對話，這次則主要是談視聽文明時代的小說和電影，其實也是嘗試在新的時代語境中來思考小說家和小說的使命。李宏偉的小說一貫重視思想探索和形式探索，因而這次和他的對談主要集中于小說的故事與思想等問題。雙雪濤的寫作總有其獨特的腔調，辨識度也高，約他一起談小說的調性這一問題，是最合適不過了。文珍的小說，一貫有著很高的完成度，因此特別想和她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有趣的是，我們的看法有較大的分歧，由此對話也有了意想不到的張力。

這幾次對談，雖然涉及的話題相對分散，但是現在看來，它們還是有內在的關聯，或者說，有共同的目標。一是嘗試結合小說的歷史和當下，來思考當前時代小說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再有就是如何讓小說的閱讀與寫作，可以對人生有所助益。如果說前一個問題是從知識學的層面來思考小說之為小說，后一個問題則是從存在學的角度來思考? ? ??

小說之于人生的意義，如何實現小說在知識學和存在學層面的統一，如何實現“為文學”和“為人生”的融貫，則是對談中隱含的主線。

我們正是嘗試以這些問題作為切入點，在多重視野中重新打開對小說的理解和認識。這種重新打開，重新思考，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以往的敘事遺產，進而更有效地進行創造。對談中還涉及一些習焉不察的小說觀念。很多時候，小說家和批評家會理所當然地接受它們，而沒有意識到這些觀念本身是有問題的。它們構成了寫作和批評的認識裝置，而這樣的認識裝置是需要打破的。比如現代主義的敘事立場和價值立場。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作家時常講求以暴制暴，重視策略，其運思方式是片面而激進的，重視“破”而不重視“立”。他們的作品往往解構有余而建構不足，所挺立起的精神，也更多是“疑”而不是“信”。在一個寫作觀念固化的時代，采用這種方式是有效的。在寫作語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后，如果一成不變地繼承現代主義的敘事遺產，那么創作和批評是很難往前推進的，眼前的路只會越走越窄，直至無路可走。

總之，之所以以“小說：問題與方法”來命名，是希望從小說的基本問題入手來反思并重構小說的諸種觀念。需要強調和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方法是探尋式的，不可脫離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而成為教條。小說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自由王國，并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包打天下。強調方法的目的是為了尋路，而不是為了制造教條。

原載：《文學報》2017年3月1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