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宏大敘事”，即“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一直以來就很矛盾，一方面，我覺得它非常難寫，它對作家的要求幾乎是全方位的，它不單是一個能力問題，還涉及到一個作家的胸襟和情懷，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觀念：你的觀念新不新，你能否給這一類的寫作提供一點新的東西，注入一些新鮮血液，我以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個印象，凡是涉及到“宏大敘事”的小說，在中國很容易就掉進一個模式里，就是開篇就是那種全景式的描寫，場面很大，幾代人的命運，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時間垮度，漫漫長途，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跌宕起伏的情節，大喜大悲的情感……就是一切都顯得很像“小說”，顯得很刻意，很設置 。

讀這樣的小說，我就會想，作者的創作意圖在哪里？他的創作個性又在哪里？也許他是為了表達對于家國、人生命運的思考，可是以這樣的程式去寫小說，是很難獲得獨特的、有見地的思考的，很有可能是，你只是被情節推動著走，所以通篇讀下來，我們很有可能留下這么一個印象，你是為了情節而情節，為了宏大敘事而宏大敘事。

我以為，這也是“宏大敘事”所面臨的最大的一個的難題，就是個性不足，十部小說有十部小說的情節，但十部小說其實也是一部小說。這就涉及到“宏大敘事”該怎么寫的問題，其實也是小說形式感的問題，我有時覺得，形式太重要了，絕對一點講，它甚至大過內容，至少就“宏大敘事”而言是這樣。

? ?而且從技術上來考量，越是大的東西越難寫，閱讀效果也是這樣，小東西反而很動人，很悅目。我有一個看法，文學的魅力其實體現在“小”的方面，體現在細節，一些不相干的閑筆和旁枝上，一個手勢，一陣風，一個人歪頭在打量街景……我以為這些很小的情景是很能打動人的。? ? ? ? ? ? ? ? ? ? ? ? ? ? ?

所以一直以來，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把小說往“小”處寫，不寫大的東西，但近些年心思有些變化，可能跟年齡有關，我是三十五歲以后，慢慢開始關注自身之外的一些事物，比如歷史、宗教、哲學等，尤其是歷史，是我這幾年閱讀的一個主要方面，在這種情況下，你看人閱世就會有一個新的角度，就是把具體的人和事放在一個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下去考量，這個時空背景，我認為就是以前我避而不談的“宏大敘事”。

所以我想，“宏大敘事”可能是每個作家都必經的一個階段，你跳不過去，這不是野心，而是人長到一定年歲，視野開闊，心胸開朗，對于宏觀世界有一定的把握能力，——如果做不到把握，至少是宏觀的觀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作家就會非常的矛盾，一方面，我們要去關注具體的人生人性，對他們有體諒，有同情，這是文學；另一方面，在一場大的社會變革里，個人的榮辱悲歡又是不足掛齒的，總有一些人要做出犧牲，另外一些人得以上位，這是歷史。那么對于作家來說，是要能做到在多情和無情之間來回搖擺，要介懷，也要超脫，要進去，也要出來，這個其實挺難的。

我現在還不準備寫“宏大敘事”，什么時候寫還不知道，有沒有能力寫也不知道。但這這些年一直在讀史料：民國史，抗戰史，文革的一些民間資料，回憶錄，口述歷史……每個人講得都不一樣，但合起來特別有意思，慢慢地會接近真相。我在去年的一次發言里，引述過黃仁宇的一本書，是他在抗戰時期，作為遠征軍一個副官，在緬甸為《大公報》寫的一組戰地通訊，同樣是寫戰爭，我認為黃仁宇寫得非常的“文學”，這個“文學”當然不是說他在虛構，而是他觀察戰爭的角度，非常的人性化，細節化，比如他沒有直面去寫撕殺和肉博，而是寫硝煙過后的戰場，非常的安靜，寫了尸體，叢林里的陽光，熱帶植物……我以為，這樣的描寫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即便受制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正面歌頌中國軍民的抗日激情，黃仁宇還是以隱晦的筆法，以兩三句話寫了一個日本軍官的尸體，他身上的護身符，一封家書……我很奇怪黃仁宇后來竟然成了一個歷史學家，他實在是具有文學家的情懷的。

所以我在想，我們的“宏大敘事”是否該借鑒一下黃仁宇的思路，即便親歷戰爭，他也不賣弄經歷，而是從側面寫，往小處寫，這樣一來，真實反容易呈現；即便寫《萬歷十五年》那樣的大題材，他也是很謙卑的，不是一上來就場面堂皇，而是從小事入手，慢慢鋪陳開來，就是說，他沒有把歷史當歷史寫，而我們的問題就在于，我們總是把小說當小說寫，我總覺得我們當代的小說太流于空泛，越是大的題材越流于空泛，我想主要原因可能就在這里，就是太有野心了，太直奔主題了，一落筆就是寫名著的架子，還有就是太主流了，沒有自己的眼光，沒有發現，這些都是與文學精神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