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當代作家，現居深圳。著有長篇小說《我是太陽》《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說百余篇。小說曾獲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國家圖書獎。

鄧一光：我對我的移居地有著強烈好奇

2008年，鄧一光來到深圳，并非計劃中的選擇。他原想去海南或珠海，因為朋友勸告，還有孩子的意見，最終落在深圳。海洋性氣候，空氣干凈，植被比人多，這是他選擇的標準。

早年做記者時，文學是鄧一光與現實間離的一種手段。他曾經是報社最好的記者，獲過全國新聞獎，主持創辦過新報紙，包攬了報社幾乎所有社論。可是夜幕降臨，他寫下的小說卻完全不關照現實，“作為一種存在，現實指涉非常蒼白，是一種倒著成立的文學思維。那以后進入歷史寫作，身處的世界完全不見了。”鄧一光說，到深圳后，現實成了嚴肅的生存環境，他需要重新確立與它的關系，需要面對現實。

他開始寫個人的“城市”，建立“我的城市史”。

年輕時寫過都市題材，中年以后易地寫作的都市題材，有何不同？鄧一光說，青年時期有太多按捺不住的念頭，行動力強，急匆匆的，自己和自己糾結不休。中年以后易地生活，滿眼陌生，行動力喪失，反而給了自己抽身觀察自己和這個世界的可能。

十年間，鄧一光創作、發表深圳題材中短篇小說四十余篇。“它們持續不斷地出現在我的生活中，陪伴我度過了十年，讓我覺得生活始終在變化著，有無窮無盡的迷，有意義。”

中華讀書報：深圳也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學樣本，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你不可改變我》《深圳，我多么想把你叫作深淵》——您如何評價這些三十年前的作家和詩人留下的文學樣本？

鄧一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一個思想涌動的年代，你提到的那些作家詩人他們都很年輕，恰好生活在一個靠著不顧一切突破禁忌擠出一條未卜道路的年輕城市里，個人生命因為前所未有的改變而別開生面，精神沖突遠比尚處思想啟蒙的內地同行激烈。不久前，我去銀湖看望陳國凱先生的夫人縱姨，她談到那個年代。陳國凱先生的《我應該怎么辦》獲得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正在創作長篇《大風起兮》，當時是《特區文學》主編，旗下聚合著一批思想非常活躍的青年作家和詩人。無論過去文學成就怎樣，這些青年作家詩人都在歷史變革的第一現場，不但快速完成了現代性思想啟蒙，而且親歷著西方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洶洶來襲，面對當代文學最早的現代性焦慮和人類價值思考，爭論的全是人類終極問題，所以，早在內地傷痕文學余熱尤在、尋根文學灼手可熱，多數人尚不知道現代化為何物時，他們就在書寫現代性之于時代和個人的困境和突破意義，是最早在精神上，而非僅僅在文本實驗上的先鋒派。那是一個流星劃過天際的時刻，可惜，他們存在的時間太短，文學史來不及理解和研究他們，連同你說的代表性文學樣本，而他們曾經生活過的那座城市，也很快把他們遺忘了。裴亞紅在《民治·新城市文學》當主編時，我建議她設立一個“經典再現”專欄，重刊這些作家詩人三十年前的作品。她真這么干了。朱鐵軍和費新乾接手《特區文學》后，我也給他們提了重新梳理深圳建市初期文學文本的建議。我覺得他們是這座城市孤獨的思想之光，應該被人們認識。

中華讀書報：曾經有過深圳寫作經驗的作家詩人，劉西鴻去了法國，梁大平去了澳洲，譚甫成、石濤等人先后離開，徐敬亞改行做了農莊設計師??您如何看待深圳文學的這種現狀？

鄧一光：深圳建市時，原住民人口，包括非土著33萬，現在常住居民超過兩千萬，沒有任何一座內地城市比它更具有典型的移民城市特質。這座城市有個著名口號，叫“來了就是深圳人”，這是一個善意的愿望，你可以把它看作好客者的邀請。實際上，人們不是來了就定居了，就能定下居，成為每個家族在這座城市的開埠祖先。“深圳人”的成本很高，付不起高成本，創業失敗，經不住生存擠壓，或者別的地方有什么更吸引自己的地方，來了又走的人遠遠不止兩千萬，暫時留下的大多數也仍然是“外來人員”，有過深圳經驗的多數人最終無法成為深圳人，包括作家和詩人，這種情況，恐怕在具有某種切合人們心魔的地方都一樣。

我和深圳新時期之后每個階段的作家詩人都有接觸，唯有你提到的這批作家沒有過接觸，因為他們大多離開了，或者隱居在某個無人知曉的地方。徐敬亞因為編一套詩歌叢書，我們接觸過。王小妮和呂貴品在一個攝影展上見過一面。僅此而已。讓我略為不解的是，除了你提到的這些作家，燃情歲月時代結束后，還有不少作家在成名之后選擇離開這座城市，在青春消逝后與這座城市漸行漸遠，多數人再沒有連續寫作，這和我知道的內地城市不一樣。也有走了又回來的。前段時間，一個文學平臺推出兩位作家，他們在離開一段時間后又回來了，從媒體報道看，他們基本是在憶舊，分享過去的城市經驗和感慨。實際上，他們不知道，這座城市不接受憶舊，甚至忌諱談到近在咫尺的前史，而是希望人們立足當下，放眼未來。

主體存在是作家找到并呈現自己價值的前提，如果沒有找到，呈現不了或呈現得不被關注，離開就很正常了，這個離開包括居住地，也包括書寫經驗。我被這件事情困惑住，直到前兩年，在內地朋友家見到一位當年在深圳生活過的作家，他告訴我，深圳使他蛻變，它的經歷難以替代。我問，經歷不是作來接續和覆蓋的嗎，為什么要替代？他不愿往下談，一副“看月不妨人去盡”的疏離，倒是熱鬧地說了一些隔著深圳河的香港文人的軼事，和我知道的大相徑庭。今年結束長篇后，想起這件事，我有點放不下，寫了兩個短篇，寫來了和走了的人，他們與這座城市，與曾經來過又走了的父輩命運糾纏不休的關系。我有一種直覺，這座城市上空漂蕩著一些和命運糾纏不休因此不肯去三千大界歇息的靈魂，光陰如梭，它們老了，沒人在意，也許有一天，我會為它們寫一部書，和它們聊聊。

中華讀書報：您陸續推出“深圳人系列小說”，主編“深圳短小說8大家”文叢、“深圳新城市文學理論”文叢、主持策劃“深圳新銳文學（12+1）”文庫等，如此大規模大陣勢地推介深圳，您覺得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鄧一光：深圳以開放著稱，經濟、商貿、金融、科技、教育乃至地方法行業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顯，與之比肩的大陸城市不多。可是，除了上星臺，深圳傳統文化傳媒南不下新界，北不上廣州，基本不出東江地區。官方說深圳有五萬十萬寫作者，我到深圳后，卻只在國內一線刊物上偶爾看到那么三兩個。外界熟知的“打工文學”，有不少代表性作家和詩人，多數在他人命名與個人風格的困惑中苦惱著。數量最大的是棲身商業文創平臺的寫作者，他們路數多樣，類型多元，海量創作，大量推文推案，快速變現，非常活躍，社會影響也大。深圳有中國數量最多的講堂，連街道都設長期講座，特別熱衷于請各地學者專家名流來講課，有朋友幾乎每個月飛深圳，活動季隔幾天就來，反而是，那些花大力氣從國外和內地引進的中青年學者，來了就鎖進大學校園和研究所，鮮少發聲，這不正常。出于這些原因，我編了幾套書，就一個目的，在地發聲，自我呈現，個人樣本，成系列推出。只是，這種事耗精力時間，做不到持續。楊爭光現在開始編書，他比我強，是工作室性質，有叢書計劃，成體系的，我希望他能夠堅持下去。

中華讀書報：能談談您到深圳十年的感受嗎？對于深圳，您有怎樣的感情？

鄧一光：遷居生活都一樣，生活環境變了，會有全新的體驗。最初幾年生存壓力比較大，得把家人安頓好，花了很長時間，這兩年慢慢從容了。我對我的移居地一直有著強烈的好奇，可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經驗和情結的人，談不上對一個地方有血緣和譜系上的情感，也許現實生活會逐漸加深我與這座城市的歲月聯系，但我更依賴寫作幫助我建立某種個人化的地域情感。

中華讀書報：您筆下的城市，既殘酷又溫暖，尤其是情感描寫，細膩真實地表達了都市人脆弱不堪的情感。您書寫深圳的素材一般來自哪里？

鄧一光：基本來自個人生活。比如《離市民中心二百米》，是我剛到深圳租房時的感受，想租而沒租成的房子，變成了故事里的場景。《深圳河里有沒有魚》，寫我一個沒完成的計劃。《深圳在北緯22°27′?22°52′》，寫我一個夢。有一段時間，我睡眠嚴重不好，老是凌晨出門看星星，看著看著就寫了《要橘子還是梅林》。有一次，我和兒子在梅林教堂過馬路，馬路中間躺著一條被車輾過的流浪狗，我兒子特別受打擊，過不去，有點崩潰，那一年我做了兩件事，為被輾過和沒輾過的流浪狗們寫了《如何走進歡樂谷》，做了一個流浪貓狗收容中心的提案。我去一所學校，見到一群合唱團孩子，以后寫了《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坐著坐著天就黑了》是寫給我的工作室的，我在B棟3A借住了兩年，離開時，突然挺感謝它，想給它寫篇東西，就寫了。《香蜜湖漏了》是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飯，他們的移民經歷比我早，飯局上交流時全是曾經的歷史，我心里一動，說要寫這頓飯局，第二天就寫了。不過，這些小說的內容，和真實發生的事情基本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你說了，是素材，它就是素材。

中華讀書報：在中短篇寫作上，您有何獨特的經驗？

鄧一光：經驗是用來更迭和超越的，持續不斷的好奇比經驗更重要。

中華讀書報：關于深圳題材，《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深圳在北緯22°27′?22°52′》《親愛的，我們去北大》《出梅林關》等都翻譯成英語、德語等語種。《我是太陽》版權也有輸出。作品走出去的過程，是被動地接受還是有主動出擊的狀況？這些作品的輸出，使得深圳文學走向世界。您覺得呢？

鄧一光：我是海底附著物，沒有流線型身體，沒有鰭和漏斗型口腔，沒有纖毛和鞭毛，沒有主動遷徒的能力。版權輸出由發表刊物或出版社方面代理，通知我用哪篇，我就寫個授權。

我的寫作不代表深圳文學，只代表我。

深圳有一流翻譯家，翻譯外文版精典作品，在地作家版權輸出的情況卻很差。盛可以大概是唯一例外，有美洲和歐洲的講學邀請，作品在法蘭克福書展和紐約書展上有正式推廣，《北妹》是企鵝出版，亞馬遜有上架保證，印數應該不錯。其他作家基本是少量語種譯介，包括我在內，一本書印幾百冊千把冊，談不上走向世界。

楊黎光，高級記者，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得第一、二、三屆“魯迅文學獎”，第一、二、三屆“中國報告文學‘正泰杯’大獎”，第一、四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新中國六十年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優秀報告文學獎”，首屆“冰心散文獎”。出版有《楊黎光文集》（十三卷）。

楊黎光：用26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記錄時代的變遷

楊黎光，無疑是深圳乃至廣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而且一直堅持了20多年的高產。他1992年初來到深圳，用26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記錄著我們這個改革時代的變遷，至今筆耕不綴，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大部頭的作品問世，先后已出版了20多本著作。在今年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他又有一部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危城再造——對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出版。

楊黎光第一次到深圳是1986年，他對深圳最初的印象是“到處都是熱火朝天的，給人一種激情澎湃的感覺。” 1991年，當他再赴深圳采訪時，被深圳朋友的邀請所打動，決定赴《深圳法制報》工作。

此前，楊黎光在《法制文學選刊》編輯部任副主任，同時進行文學創作，此時已有兩部長篇小說問世。他生活穩定，并未設想改變自己的生活。

1992年的元月8日，他的家鄉剛剛下了一場五十年不遇的大雪，當他從冰天雪地的老家輾轉到深圳羅湖火車站下車時，發現馬路邊上竟然開著絢麗的扶桑花。

那一年，在平均年齡只有26歲的深圳特區，38歲的楊黎光在報社從普通編輯做起，很快他做到了《深圳法制報》的副刊部主任、報社編委。就是在這時，他有了一個重要的改變，即覺得火熱的特區，已經無法讓他安靜地伏案寫小說了，他開始轉入了以新聞與文學結合的報告文學創作，而且一直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此時他有了一批中短篇報告文學在各報刊上發表。

1994年初，楊黎光調到了深圳最大的報紙《深圳特區報》總編室工作，又是從夜班編輯做起。工作之余，他沒有停止自己的創作。晚上夜班，白天采訪寫作。這時，他創作了轟動一時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家園的靈魂——王建業特大受賄案探微》。從那時開始一系列長篇報告文學問世：《打撈失落的歲月——死緩犯人曾莉華獄中自白》、《美麗的泡影——一個經濟畸人的悲劇》、《傷心百合——一個好男人的真實故事》、《夢醒魂不歸——深圳“7·11“大案探微》等。其中《沒有家園的靈魂——王建業特大受賄案探微》、《生死一線——嫩江萬名囚犯千里大營救》、《瘟疫，人類的影子——“非典”溯源》連獲三屆魯迅文學獎，后其創作的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入圍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著名評論家賀紹俊認為，楊黎光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是以思想為鉆頭，對所書寫的對象進行深入的鉆探，開采出最有價值的思想金礦。”

中華讀書報：初到深圳時，您感受到怎樣的變化？

楊黎光：那種熱火朝天的氛圍使你有激情，與自己家鄉的那種四平八穩，暮氣沉沉形成強烈對比，讓人的精神狀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實初到深圳物質生活并沒有多少提高，記得剛到報社，我拿了三個月的試用工資，每月只有380元，當時的待遇就是報社發了一輛自行車，分給了我6平米的一間房，是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一間沒有空調的房間。半年后我妻子和女兒也來到深圳，仍然是這6平米，房間里只能放下兩張床，報社一直沒給解決。試用期滿，工資才拿到了800元，直到后來我擔任了副刊部主任、報社編委，工資才慢慢地有所提高。那時我女兒都上小學四年級了，一家人還是在6平方里，又離學校太遠，后來無奈搬到朋友單位一間放雜物的倉庫住了四年，直到分了新房。

到了深圳，有一個特點，只要你努力，日子總是一天比一天好。這是個移民城市，不排外，很寬容。那時的深圳人，對明天都有著一個美好的期待。我也是。

中華讀書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寫與深圳有關的作品？

楊黎光：我是1992年元月到的深圳，緊接著就是鄧小平同志南巡。那時鄧小平到深圳并沒有見報，大家并不知道，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我正在報社上班，接到一個讀者電話，說鄧小平到深圳國貿大廈了，我親眼見到的。那時我還沒有預感到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3月26日，《深圳特區報》率先發表了“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的報道，接著又是系列評論，集中闡述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要點內容。這時，我已經感覺到那種熱火朝天的改革，已經不能讓我靜下心來構思小說了。也是從那時開始，我開始了報告文學的寫作，1993年以后開始寫深圳。十幾年后才寫我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就是《園青坊老宅》。

中華讀書報： 1994年，您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家園的靈魂》引起極大的轟動。今天您怎么看待這種轟動？

楊黎光：核心的一點是，我是把貪污犯當普通人來寫的。一開始只是為我當時所在工作的《深圳特區報》寫連載，像新聞報道一樣，每天1000多字。但是在發表過程中就停不下來了，因為轟動效益，廣大讀者參與進來了，每天都接到很多讀者的電話，他們和我一起討論，我又把這種討論寫在第二天的連載中，這樣就更拉近了和讀者的距離，這是一種報告文學創作中很少見的現象，因此一時洛陽紙貴，全國很多報紙開始轉載。這樣的寫作堅持了很長時間，一直到跨年都停不下來，再到獄中去采訪已經在服刑的當事人，接著又寫續篇，所以它的轟動效益堅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中華讀書報：此后您的報告文學創作不論題材還是風格都一直發生變化？

楊黎光：我認為一切藝術創作最怕的就是不斷地重復自己，我力求不斷地改變。我的報告文學創作基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92年至1998年，基本是寫人物的命運，《沒有家園的靈魂》寫的是一位官員，《打撈失落的歲月》寫一位國企女老總，寫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人的異化。這個階段的創作特點和此前的小說訓練有關，精心地講故事，寫人的命運，寫人的情感。《傷心百合》是另一種風格，寫的是深圳第一人民醫院的一位病故的護士長和她的丈夫的情感故事。第二個階段，從1998年到2008年，轉入重點寫大事件，1998年全國三江洪水發生后，我寫了《生死一線》，2003年初春，我是在第一時間里投入到抗擊“非典”一線的采訪，寫了短篇報告文學《守護生命》。接著，我又用了7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瘟疫，人類的影子》，對剛剛過去的“非典”疫情的發生，進行了深度的反思。后來，我又寫過汶川地震。第三個階段是從2008年開始，一直到今天。那一年所有的中國人幾乎都把注意力放在奧運會上，而忽視了一個節點，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從那個時候，八年中，我完成了三部以“思辨”為特色，以“追尋中國的現代化腳印”為主旨的長篇報告文學。其中《大國商幫——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粵商群體》，追溯的是“一條線”，探索的是粵商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意義；《中山路——追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腳印》，考察的是“一條路”，研究的是民國時期提出的“實業救國”之路的意義與成敗；《橫琴——對一個新三十年改革樣本的五年觀察與分析》，解析的是“一個島”，分析的是改革向縱深發展后的試驗點“自貿區”的創新與局限。這三部作品，被稱為“追尋近代中國現代化腳印”三部曲。

中華讀書報：您的“思辨”體報告文學，都帶有“宏大”的主題，以思想性見長。包括您最新創作的《危城再造——對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

楊黎光：最新完成的《危城再造》，記錄的是“一個點”，核心是深圳羅湖“二線插花地”棚戶區改造的原由和意義。深圳羅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出發地，而新中國這一輪改革開放又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發展，對于這一片土地的關照與省思，在今年的歷史節點，有特別意義。

深圳建市史還不到40年。如今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現代都市”。令人目眩神搖的“城市化”步伐，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帶來了城市發展的種種“外部性”問題，比如人口膨脹、畸型發展、環境污染、交通擁堵、違法搭建（在國外即是貧民區）、環境壓力、衛生難題和安全威脅等等，并催生了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即所謂的“城市病”的產生。

中華讀書報：《危城再造》特別注明：為改革開放四十年而作。以親歷深圳的飛速發展，在寫作中您有怎樣的感受？

楊黎光：剛來深圳的時候，我感受到的是它充沛的青春氣息，以及它堪稱日新月異的迅猛發展，幾乎每天它都會給我帶來不同的變化與驚嘆。我覺得深圳這座城市總是朝氣蓬勃日新月異。

但當我接觸到羅湖“二線插花地”，并以此為契機，對進入更新計劃的深圳各個小區、廠區進行觀察時，我才發現，即使建成時間很短的城市，在時間演進的主宰下，它也很難逃避，類似于人類生老病死的生命形態的刻蝕與沖刷。

作為深圳最早的建成區，羅湖自然正是這種城市生態的典型縮影，而“二線插花地”在這更是扮演了“縮影中的縮影”角色。年輕的深圳，也會有自己的生命節律的，而且它是以一種加速度的節律，將其他地方現代城市兩三百年的時光，在自己的身上迅速演化，但歷史也是公平的，在快速生長的同時，也快速地將生老病死的生命節律，堆放在深圳身上。

中華讀書報：《中山路》獲第四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橫琴》獲《中國作家》第九屆“鄂爾多斯文學獎”大獎，《大國商幫》獲得廣東省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圖書類優秀作品獎。對于大題材的書寫，您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嗎？

楊黎光：大題材的創作，首先就是思想，你首先要想明白，你的主旨是什么？你討論批判的是什么？你站在歷史的哪一個高度上。所以才叫“思辨”。它和你所寫的以事件、人物為主的不同，它的核心是思想。這一點，很重要，也不容易。沒有境界寫不出好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思想和品質。為此，有時候我犧牲了故事的曲折和人物的精雕細琢，這一點是個遺憾。如果我還要繼續寫下去的話，要改變。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看待報告文學的“虛構”？

楊黎光：我在報告文學創作中堅守不虛構的底線，但可充分運用小說的細膩筆意，讓讀者有閱讀的欲望。比如說，報告文學能不能寫心理活動？能寫。在我的報告文學創作中，有充分的主人翁心理活動描寫，你可以精心觀察細節，利用旁人的敘述，讓心理活動描寫建立在真實的細節之上，報告文學也可以寫出很好的可信度很高的心理活動。我通過大量細節和旁人佐證，描寫了人物心理活動，沒有人說我的報告文學不真實。報告文學創作，所有筆法技巧都能用，但就是不能虛構事實。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對深圳的感情？您的作品中，書寫深圳的占多大比例？

楊黎光：深圳給了我機遇，我對深圳充滿了感情。在二十多年里，用我全部的精力回報深圳紀錄深圳。早先深圳人最不愿意別人說它是“文化沙漠”，一大批文化人為深圳的文化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而且是一代一代根續不斷。深圳這個城市很實際，重經濟，重實利，給人機會。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認為這里就是“文化綠洲”。在深圳有個“人才公園”，很大，很“豪華”，但我沒去過。聽說里面矗立著30位深圳杰出人物的星光柱，沒有一位是文化人。深圳有個“文化藝術專家聯誼會”，里面全是深圳一流的文化藝術專家，他們對此耿耿于懷。我覺得，這一方面反映了深圳這座城市一直重經濟型人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深圳還不是“文化綠洲”。

楊爭光，深圳市第四屆政協委員。一級作家，影視編劇，深圳市文聯副主席。1957年生于陜西省乾縣，198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長期從事詩歌、小說、影視劇寫作。著有《土聲》、《南鳥》、《老旦是一棵樹》、《黑風景》、《棺材鋪》、《從兩個蛋開始》等小說，擔任電影《雙旗鎮刀客》編劇，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編劇之一，《激情燃燒的歲月》的總策劃。

楊爭光：我從來沒有掩飾過對深圳的感情

從西安調到深圳并成為深圳人，是楊爭光事先無論如何想象不到的。

1997年中國電影“華表獎”評獎，楊爭光作為評委，把寶貴的一票投給了反映深圳的電影《花季雨季》。后來這部電影獲獎，而楊爭光也與深圳這座新興的城市有了某種潛在的關系。

“蓬勃、清爽、充滿生氣，沒現在客觀擁堵。特別是那條深南大道，綠草鮮花，寬闊舒展，就像鋪展開去的精神和心情。”在《楊爭光文字歲月》中，他如此回顧自己1998年初到深圳的印象。年輕的深圳似乎使楊爭光獲得了新的激情和活力，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從兩個蛋開始》《少年張沖六章》及《驢隊來到奉先畤》等小說作品，創作了電影劇作《殺手》《公羊串門》等，并扶持青年編劇創作了以深圳為背影的電視連續劇《愛是雙人舞》《有你真好》等。

”喜歡深圳的生氣。喜歡那個時候的深南大道。喜歡它包容的精神，敢于試錯的勇氣。“楊爭光用排比表達對深圳的喜愛。他從來沒有掩飾過對深圳的感情，深圳的朋友們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體溫。他說”我可能不會再調動了吧。如果不再調動，深圳就是我最后的歸宿。“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哪年開始寫詩的？陜西師大推出您的詩集，是第一次單獨出版嗎？時間跨度有多久？可否具體談談？

楊爭光：上世紀中期上大學前。在農村修水庫，在山溝里，從溝底的小河里挑水到山溝的半坡，幫廚。有閑暇時間，就寫了一首關于小溪的詩，受到了縣文化館老師的鼓勵，就繼續寫。那時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寫過幾百行的長詩。真正開始學習寫詩，是1978年上大學以后，寫詩，天天寫，直到1988年，就是我過去說過的曾經對詩產生過十多年的迷戀。那時候的夢想就是當一個詩人。88年寫了最后一組詩《交談或自言自語》。這時候我已經開始寫小說了。寫了這一組詩之后，就在小說和電影劇本寫作來回折騰，不再寫詩。曾經想給自己編輯一本詩集，甚至寫了一篇序，但沒有編成。到深圳之后，受一位朋友的慫恿，真的編輯了一本詩集，朋友請十位朋友每人寫了一篇序，還有朋友給它起了個名字：《一個人的詩和一座城市的文字》，如果真能出版的話，大概會成為一本序文比正文還色彩斑斕的詩集。很遺憾，沒有出版。2012年出版文集，其中有一本詩歌卷，因為是文集的組成部分，朋友們寫的序文就沒有收進去。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詩集《屋檐水》，是三本書中的一本，是從文集里邊的詩歌卷里選出來的一部分，時間跨度十年。這本詩集也沒有收進朋友們寫的那些序文，是因為有了新的想法。從前年開始，我又恢復寫詩了，都在筆記本里，沒有公開發表。我想將來再出一本新的詩集，從舊有的和新寫的里邊挑一些能看得過眼的，自認為有些價值的，再把朋友們寫的那些序文收進去，爭取不辱沒朋友們的文字。即使我的詩沒有價值，但對我，至少是友情的典藏。

中華讀書報：直到現在，大家談起您的作品，《老旦是一棵樹》還是令人津津樂道。能談談您早期的文學創作嗎？經歷了哪些階段？

楊爭光：上大學的時候，我就客串寫過短篇小說，寫的第一篇，就發表在《山東文學》上，那一年的第一期的頭條，也得了獎。但那時候，是想當詩人的，并不熱衷小說，雖然沒有發表幾首詩。后來還寫過幾個短篇，都發表了，依然應該是客串。也就因為這幾篇小說的發表，有朋友以威逼為鼓勵，慫恿我寫小說。那時候是1986年，我作為陜西省扶貧工作隊的一員，在陜北的一條稍溝里，一口氣寫了七個短篇小說，就拿著它們參加了那一年《中國》雜志在青島舉辦的筆會，記得那一次筆會有許多青年名家，比如徐星，遲子建和后來的格非。《中國》雜志和青島的《海鷗》分別發表了我的那七篇小說，就有了許多朋友的溢美與鼓勵。《人民文學》組織1987年一二期合刊，負責編輯部工作的朱偉向我約稿，努力與期待讓我感動。我寫了三個短篇，竟然沒有辜負他的期待與鼓勵。從此，我就多寫小說而少寫詩了。1988年初，干脆停止了寫詩。1980年代文學熱，編輯家與作家都有著對寫作藝術的激情與真誠，也能夠擁有眾多的讀者。朱偉對我的鼓勵，至今讓我不能忘懷，也不會忘懷的。他確實是非常厲害的編輯，是那一個時代中國文學的親歷者。前段時間他寫了一本書，寫的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學的作家作品與文學事件。他對小說藝術的審美值得信賴，是許多浪得浮名的所謂小說藝術批評的名家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真正懂得小說藝術的像他這樣的編輯家，在中國不能說是唯一，說寥若晨星應該不是過頭話。由于他的熱心鼓勵與推薦，我把小說寫作堅持了下來，后來就有了《黑風景》《老旦是一棵樹》《棺材鋪》等等。這個時候，我又開始寫電影了。電影劇本的寫作給我寫作小說，帶來了未曾預料到的好處。有朋友擔心，寫劇本會“壞”了寫小說的手，我也擔心過，但似乎沒有壞。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創作中，影視作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雙旗鎮刀客》《五魁》，作為《水滸傳》的編劇和《激情燃燒的歲月》總策劃，您當年在影視界也是風云人物。可否談談的這段生活？

楊爭光：我肯定不是影視界的風云人物，但確實親歷了上個世紀末十年以及其后許多年中國電影電視的演變歷程，也算是一個當事人吧。是當事人，也是局外人。在文學也是這樣的，寫詩寫小說與文學有關，與文學界關系卻不是很大，當然也有很多朋友，都是我很敬重的作家。如果要用一句話說我這一段時間的寫作生活，我愿意說我是一個把小說和電影電視寫作真當一回事來做的散淡人。由于真當回事兒，就會認真，自己較勁，不管是小說寫作，還是電影電視劇的寫作，都一樣的，有汗水也有心血，就和種莊稼的人把種莊稼真當一回事兒一樣的，扯不到什么高尚，也扯不到比寫作以外任何行業的人更辛苦。

中華讀書報：在平衡寫劇本、寫小說、寫詩之間的關系方面，您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小說也好，劇本也好，都得保持詩心，作品才有彈性。這種“彈性”，是很難把握的吧？

楊爭光：說詩心與彈性，可能與我自己寫故事有關，不見得就是什么真理。但我確實是比較注意彈性的，不管是一首詩，還是一篇小說，最好能像彈簧一樣，具有好的彈性。要獲得這種彈性，需要表達的技術，也需要對人物對事件的感受力。更需要立意。立意往往會決定作品的品質，然后才是表達。表達很好，立意不高，或者含混不清，是對才情的浪費。立意與理性判斷有關，詩心與表達的彈性有關。

中華讀書報：您的小說語言簡潔凝煉，這和詩歌訓練有關吧？您在語言方面有怎樣的追求？

楊爭光：也許有關吧。我希望我的作品，詩也罷小說也罷，哪怕是電影劇本，在表達上都能努力做到準確與簡潔。準確的表達是首先的。準確的表達，也往往是簡潔的表達。學術文章也許只有他這一套表達吧，我不懂。就文學的表達來說，我總覺得我們不如我們的古人，無論是文章還是詩詞，精準，簡潔，生動，詩意，彈性，白話文以來的作家作品，包括詩人詩作，少有能與我們的古人比肩的。也許，白話文與古文相比，還遠未成熟，是我們比不過古人的一個原因吧。還沒有成熟，多作踐而少建設，在當代的作家作品中睜開眼就能看出，網絡寫作徹底摧毀了所謂作家詩人們的文壇，對漢語的作踐也更甚，有自我作踐，也有被迫作踐，很悲哀的。

中華讀書報：在文學界有一種誤解，總認為嚴肅的作品才是“純文學”，但是我覺得您的作品很好地融合了故事性、文學性。可否談談您的文學觀？

楊爭光：有人說，只有好的和不好的電影，不存在什么純粹的和通俗的電影。我基本同意這樣的說法。就算存在純粹和通俗的文學之分，也很正常，不同的作家各有所寫，不同的讀者各取所需。文學也是一種社會存在，豐富也龐雜，一律純粹，會把文學純粹到死的。我們有過這樣的教訓，也很慘痛的。

中華讀書報：2012年《楊爭光文集》（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這是您的作品首次全面結集，被稱為深圳出版史上的一次標志性大事件。您如何評價自己的文集？

楊爭光：我當然很感謝海天出版社。我一直不主張出文集的，因為在中國作家中，我實在不算什么。但出一套文集，對自己做一個檢視，也許有益于繼續的寫作，所以也就編輯了這一套文集，竟然還有讀者喜歡，聽說已經買不到整套的了，這倒讓我有一點欣慰，沒給海天出版社丟人。

中華讀書報：關于深圳，您似乎只寫過一部舞劇？您還有意對深圳有繼續的書寫嗎？

楊爭光：是的，寫過一臺舞劇劇本，以深圳的從無到有為原型的，起了一個名字：《關于一座城市的舞蹈》，想法是整臺舞劇，利用現代舞臺聲光電的技術，以國標舞為主要表現手段，兼容現代舞與街舞，拒絕芭蕾舞。當時主要的想法就是這個，寫得也很順利，也通過市文聯在協會申請了文化基金，但后來聽說，排演的不是我寫的這個。我當然希望我能寫和深圳有關的東西，也有過準備，但至今沒有寫。原因大約是，這座城市的光鮮與靚麗，睜眼就可以看見。但何以光鮮，何以靚麗？原因會多過滿城的勒杜鵑，證據及其說服力也如蓮花山和西麗湖一樣確實。但這就是這座城市，從起始到龐大，從小水洼到音樂廳，從荒地到中心書城的全部真相么？與光鮮和靚麗相雜糅的，也有汗水與血淚，有犧牲，有戕害，有掠奪，其強悍與掠奪，是否殘酷到喪失人性？其證據說服力是否也和它光靚亮麗的證據說服力一樣多，一樣確實？人類建造城市，應該是要讓人類有更好的生存，更美好的人性。文明的路徑上，生長的不僅僅是光鮮與靚麗，應該也掩蔽著血腥與罪惡。如果我要寫它，我該怎么寫呢？我不知道。一座城市首先是一個人性的世界，人性的世界不會是單一存在。至今沒有寫，首先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對自己的審視與掂量，能不能書寫？有沒有足夠的智慧？還是干脆承認了吧，到現在為止，我依然沒有書寫它的勇氣和自信。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不喜歡熱愛這個城市，也許更意味著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