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以“新時期與新時代：文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為主題的“2018年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峰會”在成都舉行。該論壇由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四川省作家協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聯合主辦，《當代文壇》編輯部承辦，眉山市文學藝術屆聯合會協辦。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回顧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和文藝評論的發展歷程，并充分肯定了四川省作家協會的工作及作協主辦的《當代文壇》在中國文藝理論評論界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四川省作協常務副主席侯志明，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黨委書記武寶瑞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專家學者共七十余人出席本次會議，圍繞“新時期與新時代：文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這一主題開展討論。

“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這個時代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其豐富性、復雜性超過以往。所以，這對于作家的寫作，提出巨大的挑戰。”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學昕指出，大歷史和大現實，如何真正地進入一個作家的內心，需要作家們在精神心理上比拼的高度，它需要一個很高的段位，這就要看作家能否沉得住氣。時代給作家提出了寫作的難度，如何更好地處理“中國經驗”，如何抵抗現實對想象力的束縛，都需要作家在更高的審美維度上尋找對現實的超越。另一方面，現實和作家的文本，也給文學批評帶來了寫作的難度。長期以來，我們始終在一個批評模式的慣性里，我們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批評思維和審美維度，進行理論的補給，并進行新的理論建構，這是文學批評保持生機和活力的基本要求。

來自各高校的著名學者各抒己見，提出不同的關注點。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注意到，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中，都有一個“隱蔽性結構”，說出來會有正反兩方面的結果。比如日本著名學者丸山升指出，魯迅的思想是在作品之外。這就說出了魯迅在從事小說創作時沒有說出，或者他潛意識中某些非常深刻的思想。而程光煒本人有一篇研究莫言小說《白狗秋千架》的文章，發現主人公“我”和暖蕩的那個秋千，表面上看，是作品一個關鍵性的細節，暗示兩人命運的轉折；更深一層含意，對當時千百萬的農民來說，合作化運動就像一個蕩在半空中的秋千，它實際是一個歷史隱喻。程光煒指出，現在文學批評對一線作家反面性的揭示是很薄弱的，相反，虛假的大量的正面評價反而太多了。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賀仲明表示，新時代文學理論努力創新，非常有必要，也是當代中國文學整體振興的基礎。具體說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往哲學美學方面深入，需要吸取借鑒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精神，真正建立起獨特的文化和文學個性；二是聯系文學創作現實，關注文學作品方法，促進文學藝術的精致和圓熟。將“道”與“器”相結合，可以有效推進文學理論的深化和創新。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則表示，文學研究不是空穴來風平地起樓，而是在傳承基礎上進行的創新與創造。因此，它存在著傳統面向與世界面向的現實課題。須了解、熟悉和把握傳統文學研究的理論和外國文學研究的經驗與精華，從而梳理和創造出屬于研究者自己的文學研究的方式方法、技術技巧技法等。

“今天重視人民文藝，重視底層文學，重視所有人的精神表達，應該是80年代以來以人為本、個人本位、人道主義思潮的延伸和發展；今天重視非虛構文學、強調文學對生活的表現力度，也與新時期以來對現實主義的認識和表達的深化息息相關。”湖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川鄂表示，優秀的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品，都十分注重從體制和人性兩個方面表現世道人心，這也是值得我們今天珍視的文學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