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我們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已有的文藝理論已解決不了當下的問題。”在9月15日中山市2018年度第一期文藝理論高級培訓班上，廣東文學院院長熊育群提供了自己對于文學發展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是有機相連，不可缺一。相比評論，作家在寫作中會碰到的理論問題往往是比較現實、新鮮、前衛的，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在講座中，在小說、散文與詩歌三大領域皆有建樹的他結合個人創作體會，就當下文學創作熱點話題暢談了自己的困惑與思考。

小說創作理論應隨時代而變

傳統的小說理論是否可以指導網絡文學以外的小說創作？熊育群發現，許多評論家也似乎鉆進了概念的牛角尖。學術界對小說的概念越發僵化，有的規定成了不可觸碰的“天條”。“文學和文學理論都是隨時代變化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而我們很多時候是以死的理論來套鮮活的作品，這種方法有問題。”熊育群稱，“這好比學武術，真正實戰時則應該忘掉套路，隨機應變。”他的個人創作即是如此：“我現在創作華僑題材，我唯一思考探索的是怎么寫才能直接、有效、藝術地表達我心中所感”。作家面對一部新的作品，只能根據題材本身情況來創作，永遠都是新的挑戰與創造，也不會受到條條框框的束縛。

長篇小說只能寫一兩個主要人物嗎？《三國演義》《紅樓夢》中人物眾多且栩栩如生，我們要數典忘祖嗎？小說是說故事嗎？像《喧嘩與騷動》等現代作品以意識流表現人物內心，從而更貼近現代人生存狀態。上世紀九十年代，先鋒小說風行一時，此后文學創作的探索便停滯不前。現代主義理應豐富多彩，眼下進入的應是中國的現代主義，唯有突破理論的僵化，小說創作才能進步。

散文創作少不了現場的體驗

在散文領域，當下同樣陷入了概念模糊的混亂。當下，散文的文學性、社會性、真實性等問題都引發起熱烈的討論，眾說紛紜。“我寫了二十年散文，現在，我覺得自己也開始說不清這個問題了，但我還是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創作。”以散文出道的熊育群對散文的創作自有獨到的見解。

首先，熊育群認同散文是一種文學體裁，文學要有境界。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大境界，也是文學追求的最高境界。

他將個人的散文追求概括為以下五點：一是以有限的個體生命來敏感、深刻地體驗無限的存在，張揚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二是強調在場感，就是寫自己身體在場的事物，哪怕歷史，也不是來源于書本，而是來源于現實存在，哪怕一物一景，卻是一個時空的物證，是時空連接的出發點。他特別重視身體的生理和心理反映，他認為這是自己得以體驗世界、表現世界的依據。“很多歷史文化大散文完全走進書本，變成資料的堆積。文學一定要在場。否則，你筆下的世界不是親身經歷的世界，沒有感受，何來思想？”

熊育群說，在來中山開講之前，他剛剛去美國考察華僑生活，為自己下一部小說做功課。“如果只是憑想象來寫，那是胡說八道，是寫神話故事，而不是寫我們華僑的生活，無法真實反映他們的艱難歷程。”他認為，當下很多作家過分依賴想象力，想象力也不是憑空而來的。如果沒有具體的了解，作者的想象是概念化的，這樣的作品缺乏真實的氣息。

第三點，熊育群認為，正因為個體生命的短暫，才有了強烈的時空意識，才打通歷史，連接歷史，這里的歷史是從生命出發的幽深體驗。“我的散文為何和別人不同？我不會寫書本上的眾所皆知的東西，目前，我在寫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長篇散文，寫了兩年。我去了摩洛哥、約旦，特別是實地考察了位于約旦沙漠深處的一座人跡罕及的羅馬古城，當地人都搞不清它的由來。它給我很大震撼，如果只是寫一般游記，沒有多大意義。這里牽出了世界大歷史，直接聯系上了海上絲綢之路。為了寫好這篇散文，我今年又去了埃及，聯系中國的三星堆，發現很多未解之謎。有時候，不僅是歷史學家，作家也在回答歷史問題。我的歷史文化題材寫作來自田野調查，來自它與現實的聯系。”熊育群稱，這樣的體驗如同從現實層面打開一口深井。

第四，在表現方式上，他重視東方式的“悟”。最后，他會以文學做大限度逼近體驗，語言是人的靈魂。他將這種散文稱之為“體驗散文”。

詩歌發展需從傳統再出發

最近，熊育群出版了他的最新詩集《我的一生在我之外》。他是以詩歌創作走上文學之路的。這位大學時代就讀建筑工程的“理工男”對文學創作全憑個人興趣。他自覺“起點很低”，可恰恰是他的自學，使其沒有畫地為牢，對文學愛得純粹而熱烈，得以在自己的創作天地中自由翱翔。“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得很先鋒，其中一首寫鄉愁的詩歌，說的是人類離開地球，前往外星球，然后回望地球，想起人類的童年，與同行交流時被對方說看不懂，我笑稱這是宇宙詩，對方才恍然大悟。”

熊育群認為，當下詩歌佳作欠缺的問題根源在于我們始終是以西方的標準為圭臬。他說，中國新詩這一百年來，國人一直在進行白話詩的探索。新詩的傳統在哪里，這是理論界的問題，也是創作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的詩歌寫作基本被西方美學標準所引領，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現在反思，現代主義可能是二十世紀特有的現象，這個世紀在人類歷史上是最黑暗的時期，在此背景下，現代主義不但取消人的價值，同時也取消了藝術的價值，以孤寂、冷漠、荒誕為旨趣，藝術只能走向終結。我們以虛無主義對待傳統。曾經我寫過一些富有古典意蘊的詩歌，但被說太傳統了，那時好像文學界、出版界都不能容忍自己傳統的東西。事實上，現在寫古體詩的人已經超過新詩了。傳統并沒有被民眾拋棄，而是被寫新詩的人拋棄了。中國人的詩歌要得到世界的承認，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個作家都是民族作家，中國的文學，也只能從中國的傳統出發，這是我們唯一的路。“只要你是用漢語寫作，就不能丟掉中國傳統，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們妄自菲薄，沒把自己的文化當一回事。”

熊育群提醒，當年泰戈爾訪問中國時，曾對當時國人急于投入西方文化的懷抱表示憂心。泰戈爾認為，東方文明勝于西方文明，前者重視內心精神，后者是物質的文明，是外表的。可是當時的“五四”文人并沒當真，仍是“一路向西”狂奔。反觀日本，雖然也經歷過西化的階段，但明治維新之后文化界開始反思，最終回歸其民族的傳統。

熊育群稱，這些年跟國外作家交流，發現他們對李白、杜甫等中國古代偉大詩人充滿敬仰之情，對現代作家卻是一臉茫然。這其中固然有翻譯的問題。但中國古體詩的文化魅力仍是跨越時空的。“中國古體詩詞非常生活化，古代的詩歌是隨感式感悟性的，既貼近生活，也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同時與自然連通，而西方的文明則是思辨性的。”

他認為，當下中國詩人，唯有從自己的傳統再出發。評論家們，則需以文明的眼光和比較的視野，做細膩的具體的分析，才可發現當下詩歌創作的掣肘因素。“在世界格局中，在文學巨變的時代，如果我們的眼光還是拘泥于過去所接受的模式，你的批評難以抵達世界性高度，將對現實失效。”在熊育群看來，現在的學術場已經世界化，無論學者、評論家還是作家，都必須有世界性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