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萍，深圳第一代打工妹，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深圳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現(xiàn)旅居深圳、蘇州兩地。一九六六年出生于廣東陽春，一九九零來到深圳，同年開始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代表作：中篇小說《江南雪》發(fā)表于2018年12期《中國作家》，中篇小說《云深不知處》、短篇小說《可怨的風雨夜》、《這里沒有港灣》發(fā)表于1992年《作品》，短篇小說《綠葉，在風中顫抖》發(fā)表于1991年《特區(qū)文學》，中篇小說《中國智造》已完成初稿修改，未投稿。《可怨的風雨夜》獲深圳市首屆青年文學獎。

刊于《中國作家·文學》2018年12期的中篇小說《江南雪》，是隱退文壇20多年的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黃秀萍的新作，這是近年來鮮見的一部講述底層打工妹命運嬗變的作品，小說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初“血汗工廠”時期打工妹生命價值的自我覺醒與掙扎，以及20多年后命運的蛻變與升華。

綜觀改革開放初期的打工文學，絕大多數(shù)都是以打工者對個體生存和命運而憂思的主題。這種帶有本能動因的寫作所呈現(xiàn)的打工世界，就像一個鐵皮鼓，外面總有一些為追逐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鼓槌”在拼命地敲，里面的打工者在封閉、喧囂、昏暗、彌漫著汗臭與荷爾蒙氣息的空間里互相擠壓、彼此沖突、尋找出路，對生存焦慮，對命運堪憂，為未來掙扎等內容，成為早期打工文學的主要敘述對象。

而《江南雪》則不然，它著力塑造了三個打工妹歷盡挫敗、迷失與尋找之后對生命價值的重構與蝶變。

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講述了“我”（何芳潔）、劉麗娜、小青三位打工妹，同在一家港資手袋廠打工。身為倉管員的“我”，因不屈于工廠沒日沒夜加班加點的壓榨，為完成父親定的一年上交五萬元的任務，以及心中那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學夢想……毅然決然辭工了。臨別時，同鄉(xiāng)同宿舍的女工劉麗娜對“我”說：“你走吧！到街頭電線桿上尋找你的新去處，趕在天黑前，找到包吃包住的工廠，給你容身的地方！”

現(xiàn)實告訴“我”：只要走出了這家手袋廠就成了流落街頭的“三無人員”，就要面對治安隊員的盤查，只要廠證、暫住證、身份證“三證”之中缺一證，就將被作為盲流人員遣送到樟木頭收容所或到粵北地區(qū)植樹造林服勞役，甚至遭遇無良歹人的侵害。“我”出廠時，廠證已經(jīng)被廠方收回，隨時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危機已經(jīng)向“我”步步逼近。

可是，就在食宿無著的情況下，“我”依然惦記著深圳電臺上午十點半要朗讀她的小說。這使劉麗娜憤慨，“這都什么時候了！你還惦記你那不管吃不管住的小說哪！我說何芳潔哪！你腦子進水了是不？”

“我”對劉麗娜說：“我想先到街上找收聽得到電臺節(jié)目的地方，我想聽王微的聲音，聽她讀我的小說。”以至于令這位金蘭姐妹感動得眼睛濕潤。劉麗娜知道，“我”會不顧一切地去尋找收聽電臺播出“我”的小說的地方。劉麗娜毅然跑出宿舍，沖進工廠寫字樓，將老板的女秘書手里的袖珍收音機搶過來回到宿舍，讓“我”收聽深圳電臺《打工者的天空》節(jié)目播出“我”的小說……

可見文學的夢想已經(jīng)令“我”魂牽夢縈，在沒有聽到自己的小說被電臺播出之前，無視自身生存溫飽，不管明天寄身何處，“我”的未來只有文學和遠方。這就完全超越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尊重需求”，直接追問人生最高的需求境界——“自我實現(xiàn)需求”。這種現(xiàn)實生活與理想世界的齟齬、脫節(jié)和矛盾，不僅僅體現(xiàn)在“我”身上，在現(xiàn)實社會那些身處困境為夢想而戰(zhàn)的人們，大都如此。在希冀與現(xiàn)實、期望與絕望的泥沼中悄然沉淪甚至默默消逝者不計其數(shù)。正如丁玲所言：“文學是個危險的事業(yè)，也許終生落空。”

當“我”聽完電臺女主播王薇讀完自己的小說，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聆聽完牧師布道一樣，心里無比溫暖、踏實和熨帖。就像給自己注入了強心劑一樣，拖著拉桿行李箱趕緊找工作，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尋個安身之處。可是，“我”一直擔憂的問題依然出現(xiàn)了，“兩個著迷彩制服、手持電擊棒的男人朝我走來了！”“我”明白自己的廠證在離職時已經(jīng)被手袋廠人事部收走了，得好好向聯(lián)防隊員求情。聯(lián)防隊員提出罰款200元，“我”只能無奈地說沒有錢，并掏出了僅有的家當一疊書稿，同時告訴他們，一小時前，深圳電臺還廣播過“我”的小說。兩名聯(lián)防隊員這才將信將疑地讓“我”走。

終于，“我”在深圳沙頭角鎮(zhèn)保稅區(qū)一家童裝制衣廠找到了包吃包住的剪線工的工作。好好干換個工資高一些的工種，讓“我”能夠完成父親定下的五萬元的目標任務，給家里建房，幫助大弟、二弟娶媳婦，三弟、四弟要上學，最好還有點時間寫小說……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了，廠長白姑娘拿著一條被剪壞了的童裝吊帶牛仔褲，說是“我”剪壞的，“我”說白姑娘一定是搞錯了，“我”不可能剪壞這條牛仔褲。可是白姑娘一口咬定：“你這個一身牛力的農(nóng)民，怎么不可以？”

然而，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這一栽贓事件背后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白姑娘責令我要么賠償這牛仔褲的損失5800元，要么就去做打鈕工。白姑娘對“我”說：“好好干，打鈕工的工資是剪線工的兩倍，你賺大了！”

后來小青告訴“我”，打鈕工是個高危工種，鈕扣射傷眼睛、機床扎斷手的事件時有發(fā)生，幾乎沒人愿意干。可是，“我”愿意干！因為工資高，“有錢，可以解決很多父親迫不及待要解決的事情”。當年就是因拿不出學費讓小妹上高中，使她早早地成為一個紡紗工，這令“我”一直深深歉疚。這種對家庭、對親人的無私奉獻，對自身卑微的生命價值的認知，契合特定環(huán)境中人物個性和心理邏輯。

果不其然，當“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裝廠做文員后，那個接任“我”打鈕工崗位的廣西仔，被失控的打鈕機吞噬了一節(jié)手指頭。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三來一補”企業(yè)，多數(shù)是生存環(huán)境惡劣的血汗工廠。對于沒有文憑和技術專長的普通打工者來說，都渴望走出為生存而掙扎的宿命。

當“我”的小說在電臺播出后，“我”應邀參加了一次頗具規(guī)模的文學研討會，面對那些吃著皇糧不為明天的面包而憂的評論家、編輯、作家們的侃侃而談，“我”只盼著會議盡快結束，趕上開往沙頭角的最后一趟公交專線車，回到服裝廠上班。因為“我”請假來開會，是以曠工處理的，“曠工一天扣半天工資，曠工兩天扣一個月工資，曠工三天算自動離職，扣除所有待發(fā)工資！”于是“我”急不可耐地站了起來，用顫抖的聲音說：“作為一名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打工妹，我最渴望，今天來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不僅僅有你們這些文學界的權威名流，更應該有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我希望他們通過我們的文字，聽到我們發(fā)自社會底層的呼聲！”

這種呼聲，雖然微弱，卻銳利而富有穿透力，直抵人心。就像打工詩人鄭小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五金廠打工的5年時光里，每個月，我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蓋的事故，當我從報紙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過4萬根的斷指時，心里就計算著，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它們將會有多長？那時，我很難過，我那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可是最終，我告訴自己，必須寫下來。”?

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代打工者，是那個時代的殉道者，輾轉于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歷經(jīng)勞頓與憂患。小說中“我”和劉麗娜是同鄉(xiāng)發(fā)小，感情深厚，作為手袋廠生產(chǎn)主管的劉麗娜對“我”照顧有加，她是個聰慧漂亮、內心堅強的女孩。她們是家鄉(xiāng)榕鎮(zhèn)僅有的兩個外出的打工的女孩。在劉麗娜的情敵阿八等長舌婦人的造謠中傷下，兩人背負著在深圳“做雞（妓）”的污名，父母、親人都因此蒙受恥辱。以至于，劉麗娜在跳槽途中不慎丟失了錢包，寫信向自己的姑姑也是唯一的有錢的親戚借30元生活費，姑姑都不借。劉麗娜哭著說：“你們知不知道我在外面舉目無親身無分文會餓死人？你們知不知道我為了不餓死差點去夜總會坐臺了！”

實際上，一個香港老板想找劉麗娜做二奶，劉麗娜斷然拒絕：“我一奶都沒做過，怎么做你二奶？”

劉麗娜膽大心細、眼力過人。1991年初，深圳各大銀行公開發(fā)售原始股抽簽表，就在年底人們對這毫無動靜的抽簽表失去信心的時候，她將自己打工多年的積蓄，以3000元一張的價格買下8張股票抽簽表。到了第二年年底，這8張抽簽表市值近百萬元。

就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手袋廠老板舉家移民到加拿大，將工廠委托劉麗娜管理，這就使她掌握了市場和客戶資源，自己開辦了一家世界一線品牌手袋代加工廠。

就在香港股市震蕩、深圳樓市崩盤之際，她再次抓住機遇，化危機成商機，成功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面對傳統(tǒng)制造業(yè)日漸式微，劉麗娜索性放棄對手袋廠的經(jīng)營。丈夫讓她賦閑在家享清福，可是年近不惑的劉麗娜卻決定繼續(xù)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美容養(yǎng)生事業(yè)。只身來到上海一家大型美容院做學徒工、保健師、講師。三年后在蘇州創(chuàng)辦了“娜傳奇”瘦身美體旗艦店……

打工妹劉麗娜個體命運的改變見證著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fā)展歷程。

1992年，“我”終于站在了深圳特區(qū)最高文學獎的領獎臺上，接著吃上了皇糧，并結婚成家、舉案齊眉相夫教子。工作之余自學深造，先后獲得深圳大學大專和本科文憑，還考取了高級秘書資格證，成為單位里“筆桿子”。

42歲那年，“我”幡然醒悟自己成“作家（坐家）”了，最初的夢想與追求被安逸閑適的生活所湮沒。“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不能再做庸碌無為的家庭婦女。于是，“我”毅然申請內退，和小青結伴來到了蘇州繼續(xù)追夢。

小說中小青這一人物也個性鮮明，當白姑娘把“我”名字叫成“石灰頭”時，小青舉起噴霧電燙斗，提高嗓門警告白姑娘：“你以后不許喊她石灰頭，她不可能永遠是你的打鈕工，她有可能是：作家！”其實，小青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家境貧寒從沒有上過學。她冒著可能被白姑娘炒掉的風險支持“我”，除了由衷地尊崇斯文外，還想跟著“我”學文化。常在工余時間，小青拿著硬皮抄、新華字典和“我”一起到海邊或公園，請“我”教她讀書認字、學習數(shù)學。

“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裝廠做文員，小青跟著我成了這家廠的大燙工。正如劉麗娜說的“文學改變的不僅僅是你，還有我和小青！”

后來，小青通過自己的努力成了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第一代地產(chǎn)經(jīng)紀人。在小青的指引下“我”和劉麗娜接手的“爛”盤最終成了意想不到的財富。

小青的命運的變化來自敢于面對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求變，實現(xiàn)夢想。

《江南雪》這種書寫底層打工者生命價值嬗變的新世紀勞動者文學，與早期以失落、迷惘、焦灼、無奈、尋覓等為主要精神向度的打工文學有著本質的區(qū)別。

21世紀的今天，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我國勞動法的進一步完善，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文化素質和精神面貌等都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許多第一代、第二代打工者都已經(jīng)成為企業(yè)的主人，一如《江南雪》中的三位女性，他們都以主人公的姿態(tài)奮戰(zhàn)不息，成為新時代勞動者的楷模。

當今的勞動者文學，首先在文本上基本改變了人們對早期打工文學粗制濫造、淺層呻吟的偏見。開始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勞動者個體生命的流變，以新的審美向度觀照人性明暗與美丑。再就是勞動者文學寫作者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得過去在打工文學中頻繁出現(xiàn)的勞資對抗、主從博弈、同根相煎的矛盾關系不再成為主要敘述對象。更多的是對經(jīng)歷打工歲月洗禮之后的人物心靈成長的理性思索，對新時代勞動者生命價值和精神維度的關注。

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文學，應該是一種具有質感和溫度的寫作。所以，新形勢視閾下的勞動者形象的審美與塑造，對勞動者個體生存和命運的關注，是時代賦予新世紀勞動者文學的任務與使命。

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閻晶明在深圳寶安勞動者文學舉行的2018年“十大勞動者文學好書榜”揭榜儀式上說：“改革開放40周年，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經(jīng)濟騰飛的同時，文化也得到發(fā)展和繁榮，這其中十分耀眼的一張文化名片，就是以勞動者為寫作主體，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為主要題材的打工文學，‘華麗轉身’為勞動者文學，成為中國基層文學發(fā)展的‘寶安范例’。”

作為中宣部試點單位的寶安勞動者文學，在各級作家協(xié)會、《人民文學》《中國作家》《文藝報》等報刊的關懷、指導和扶持下，近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寶安這個昔日的中國打工文學的淵藪之地，如今迎來了勞動者文學的春天。在寶安區(qū)政府的支持下，出版了10多種文學刊物，經(jīng)常舉辦各種文學講座培育新人，為全國勞動者文學的發(fā)展與繁榮樹起了一面鮮亮的旗幟。

《江南雪》的作者黃秀萍就是深圳市寶安區(qū)作家，她說自己隱退文壇20多年后再次復出，主要緣于寶安區(qū)作家協(xié)會主席唐成茂的召喚。她的又一部新著《中國智造》即將面世。她表示，作為勞動者文學作家，她將會潛心創(chuàng)作出直指人心、激勵大眾的良心之作，來回饋這個美好的時代和人民。

作者簡介：

喻彬，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系特聘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會員，廣東省戲劇家協(xié)會會員。

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花城》《小說界》《電影文學》等文學刊物發(fā)表小說、電影劇本、散文等400多萬字。出版《檢察長》《畫夢錄》《總統(tǒng)的女保鏢》《生死鐵證》《黃花殤》《歲月流痕》等多部。

中篇小說《黃花殤》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逃命》獲中國《小說選刊》首屆全國小說筆會征文二等獎，長篇傳記文學《禪宗六祖?zhèn)鳌罚ê现?013年獲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獎提名獎。

著有電影劇本《危情電話》《決戰(zhàn)黑彩》《六祖惠能》《大營救》等十多部；戲劇劇本《包公擲硯》《縣令拒妾》等多部。其中《鐵血巾幗》《命懸一線》分別獲第二屆、第三屆“北京影協(xié)杯”電影劇本獎；《逃生》獲重慶影協(xié)第三屆“重慶杯” 電影劇本獎；《暗殺》獲安徽第二屆電影電視劇本大賽一等獎；《檢察長》公映后，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2015年度“十佳影響力”作品，紀錄片《生命的秘笈》《最后的驛站》分別獲2016、2017加拿大金楓葉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短紀錄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