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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什么角度說，我都得感謝我的母校綿德中學，感謝她在最恰當的年月，收留了一個貧寒少年的青春。

1999年，我以超過分數線一分的成績走進了綿德中學，也算是捏了一把汗，終于有一個學校愿意要我。我讀書的機會來自不易。我父母原先的規劃是讓我出去打工，賺錢貼補家用。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我是老大，沒有什么理由不出來工作。那時候我才十七歲，非常瘦，穿著白色的襯衫和拖鞋，對未來并沒有太多的打算。面臨中考，我成績很差。一天下午，我的初三班主任把我叫住。她長得很漂亮，兼任語文老師之前是教美術的，她找我談心，問我準備干什么，我說不知道。又問我除了能騎單車這個技能之外，還能做什么，我說不知道。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絕望。然后她給我指了一條明路，說可以去考美術，念中專，美術專業的文化科成績要求不高，或許能行。于是我開始了為期兩個月的素描和水彩訓練，這樣說好像很高大上，其實就搬了一塊木板，找了一些瓶瓶罐罐，開始瞎涂抹。我的美女班主任每天中午會到那個小房間里來指點一下，告訴我明暗對比和透視原理，如何拉線條，如何用色彩。那是我最熱情高漲的夏天，因為如果沒有學好美術，通不過中專學校的美術考試，則意味著我可能到工廠里去打工，反正就不用念書了。所以在參加潮州師范中專學校美術考試的前一天晚上，我幾乎徹夜失眠，當夜寄住在老城區一個親戚家，聽了一夜的狗吠聲。我反復告訴自己，小宇宙一定要燃燒，各方神佛一定要保佑。第二天走進市區學校，我驚奇于廣場的地面居然鋪了瓷磚（我初中的學校還是泥土地），還驚奇于其他同齡人都穿著球鞋（我穿拖鞋），他們的畫板畫架都是專業的，而我的畫板是一塊從舊家具里鋸下來的三合板。那次考試后來沒有通過，記得大概是他們要招十二人，我考了十三名，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應該去把握命運。我一個親戚說，你應該去求潮州師范招生辦的老師，讓他們錄取你。我絕望地望著被丟在角落里的畫板和畫筆，默默流淚。我第一次感到一個人應該去追求什么，不應該無所事事。

家里人覺得我去念高中，完全是浪費錢。他們當時的規劃是，我去讀中專，學美術，兩年畢業了，可以去當個小學教師。那時候在農村，所有的職業中就只有教師能拿工資，鐵飯碗，不用干農活，是十分光耀門楣的生計。而現在中專沒念成，念高中去，誰能保證一定能考上大學呢？但我的訴求很簡單，我不想太快出去打工。我有一些出去打工的朋友，很早就學會了抽煙和賭錢，我大概可以預料到他們未來的生活會是如何。我隱約覺得自己應該掙脫什么，但不明白莫測的未來將會在我面前展開什么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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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走進綿德中學，這所深居山谷之中的學校。它與外界相連，幾乎只能通過幾個長長的隧洞，背山面湖，風景倒是不錯。木棉花盛開的時候，我覺得這里幾乎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但其實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條件其實非常惡劣，操場上盡是荒草，公共浴室沒有門窗，破舊的宿舍鐵床，臭味熏天的公共廁所……即便如此，我也明白自己背水一戰，再沒有別的退路，如果再混下去，我就只能在高中畢業之后去找一個工廠去上班。

但我成績確實太差了，班里除了一些贊助進來的同學之外，其他人的成績都比我高。在我的眼里，他們是城里人，從小學就開始上英語課（農村孩子都是初中一年級才有英語課），懂得很多服裝品牌，能打各種球，穿著溜冰鞋在校園里穿梭，渾身整潔光鮮，我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他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組成樂隊，彈著電吉他，敲著爵士鼓，唱著搖滾，而我顯得很土，仿佛是為了襯托他們而存在的。

高一開學的第一節課是語文課，走進來一個瘦小的女老師，她的頭發中分，染了一抹黃色，像草樹一樣向天空長上去，再向兩邊形成一個弧形披下來。她眼睛沒看我們，控制著節奏，用慢悠悠的聲音喊了一聲上課。我個子小，坐在前排，站了起來，又坐下，內心充滿了不安。這位語文老師就是劉金萍老師，她眼睛很大，居然還會笑，然后開始講課，她聲音很細，似乎有意壓得很低。我忘記她講了什么，只記得不久之后就寫作文，我特別認真地寫滿了。然后下一節評講作文，劉老師第一個就念我的名字，我以為出了大事，臉紅心跳，但竟然是好事，金萍老師說了許多夸獎的話。現在想想，大概她那時候也只是需要找個人表揚一下，恰巧我的作文用了一些心思而已。但對我而言，滿滿一書包的課本，英語和數理化，沒有一本我拿起來不發暈，能看得懂的幾乎就只有語文課本了。對于一個希望發奮改變命運的孩子來說，信心是比金子還要金貴的東西了。

接下來的所有語文課，我再也不敢怠慢。因為同學們都知道，我是語文老師眼中的紅人了。我在作文中也小心翼翼地透露了我的心事，談到了我的貧窮，還有我曲折的身世。很快九月就要過去，接下來是國慶假期，金萍老師布置完假期作業之后，把我帶到辦公室，問我新的環境是否適應。又問了一句，你在作文里寫的都是真的嗎？我點了點頭。她沉默了一下，又問我平時看什么書嗎？我說沒有。其實對我家里人來說，除了課本之外的書都是閑書，理應禁止。我曾經借堂哥的《水滸傳》來讀，最后都被當成導致成績下降的原因而被當場撕毀。金萍老師從包里小心翼翼掏出兩本書，一本是《圍城》，另一本是《飄》。她笑著說可以借我書看，但要小心保護，還要記得還給她。那時候綿德中學還沒有圖書館（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記得有一個地方似乎陳列了書柜，但從來沒見外借。在校門口的盜版書攤到來之前，這兩本封面破舊的書，表達了老師的某種期許。其實在我自卑的心里，我覺得自己遠沒有老師想象中那么優秀，所以要加倍努力，成為她期許的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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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基本已經坐實了“很會寫作文”這樣的聲名。隔壁班的語文老師是林壁濤老師，據說也在課堂上念我的作文，他還給我取了個外號，叫“大師”。他那時候很帥，或者一直很帥，不過是個怪人。他遇見我就笑，偶爾會說兩句笑話。后來我大學三年級需要實習，就是他當我的實習老師，他在課堂上跟學生分享他以后的理想生活，是乘一葉小舟飄蕩江湖。小舟從此逝，江海度余生，我大概能想象這樣瀟灑的情景，最好能配上釣具和長劍，會更是詩歌里頭的模樣吧。

這期間我參與團委的工作，獲得一份不錯的差事，就是負責收取團委的報紙。換言之，所有的報紙雜志，都是由我去收發室領取然后發放到各個辦公室的。這份工作很多人不愿意干，因為說白了就是一個跑腿的活兒。但我對此如獲至寶，因為這意味著每份報紙我都可以先睹為快。因為老師們都太忙了，幾乎沒有人會關心最新的報紙是不是第二天才來到辦公室。有時候報紙會原封不動，幾天后由我再整理扔掉了，所以我又有機會將一些自己認為非常棒的文章截留了下來。比如我老家的書柜里仍然收藏著《中國青年報》上面的《冰點》系列，就是那時候一張一張收集下來的。在校園里沒有網絡沒有手機的年代，報刊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路途。

如果沒有在語文作文獲得了信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開端，我的高中生涯，估計會黯淡無光。而我也可能沒有勇氣去參加綿路文學社，也不會當上社長，也就沒有后面所有的自信。

那時候綿路文學社辦有一份油印的刊物《綿路》，我很快接過這份刊物編輯工作。我上一屆的老社長非常認真地教我們畫版式，算字數，怎么把三百格稿紙上的文字填進刊物的版面里去。他們告訴我，辦刊非常不容易，要時候還要去拉贊助。文學社的社團工作打開了我另一個世界，也慢慢讓我從一個會寫作文的學生成為一個有寫作特長的學生。這樣的身份轉換是在悄然無聲中進行的，它關系到一個少年對自己的自我認同。可能別人覺得不重要，但對我很重要。

高二分文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在物理方面還是比較有興趣，加上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都選了理科，所以我選了物理班。但念了一個學期物理，我因為在實驗室把萬能表的兩根線插進插座，忘記切換電壓和電流的開關，萬能表瞬間就燒了起來。我的物理老師對我吼道：“你難道想用萬能表去測量電廠的電流？”事后他讓我賠錢，還在上其他班的課時，將我燒壞萬能表的事當成反面教材，到處宣講。這次讓我感覺挺丟臉，也覺得自己可能不是學物理的料。高二第一學期結束之后，我轉而去了文科班，走上一個文科男的不歸路。

那時候同學們流行將校服褲子捋到膝蓋下方，露出一截小腿。我也這么干，露著小腿在校園里走來走去。我在宿舍里讀余杰的書，小心翼翼地打開通往世界的窗戶，我覺得我對這個世界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為我被允許成為一個會思考的陀螺。

但我依然是貧寒之家的孩子。我每個星期騎自行車回家一次，翻山越嶺，往返三十多公里。回校當天會在家里領四十塊錢的生活費，早飯一塊錢，午飯和晚飯分別是兩塊，還有一塊錢用于購買洗澡的熱水和飲用的開水，算是水票。每周五天加上周六補課，六天用去三十六塊，等于我的零花錢是四塊錢。好在那時候，班里有大半來自農村，大家都窮。我很窮，還有比我還窮的。慢慢我也明白了，比窮更重要的是，你對待貧窮的態度。

高二的時候，班主任和團委書記到我家去家訪，他們看我這么會蹦跶，料想大概也是個小康之家的孩子吧。但進門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兩頭豬，豬肚子餓，趴在豬欄上嗷嗷直叫，把他們嚇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我早就知道家訪會很丟臉，但沒想到這么尷尬。但我慢慢在調整自己應對貧窮的能力，讓自己不要過于敏感。貧窮絕對是最大的罪惡，它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間悲劇。但我很早就知道，如果讓貧窮滋生自卑和自怨自艾，那么貧窮就會造成更無形的傷害，會深遠地影響一個人的人生格局，進而讓人目光短淺，一蹶不振。所以我笑著談論我家的豬，在兩位來家訪的老師面前，我在內心告訴自己，一定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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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很多好去處。后山有個亭子，有時候會有人到那邊去約會。無聊的時候我也會往那邊跑，聽風吹過松樹的針芒。我也喜歡繞著操場散步。夜里的操場上，露水透著寒意，鞋子踩在煤屑鋪成的跑道上，發出嘖嘖的聲響。只是操場邊上有個小賣部，經常有手頭寬裕的同學前去打牙祭，速食面的香味飄過來，充滿了誘惑。

操場有一個觀禮臺，背后就是廣播室。每個周三中午，我會和另一位女同學去廣播室開廣播。這種時候我總是特別緊張，倒不是因為該女同學總是在周三中午洗頭發，然后在狹小的空間里撥弄她濕漉漉的頭發，而是因為我蹩腳的普通話，通過擴音器放大之后，連我自己都覺得是對耳朵的殘忍。即便如此，我還是會經常遇到好人，比如我的音樂老師就夸我，音色還不錯嘛。所以，以后我遇到別人口音太重，我都會狡猾地夸他音色不錯。

旁邊是食堂。食堂里的阿姨倒是好人，非常有耐心招呼我們這幫餓鬼。食堂后面就是宿舍了。管理宿舍的老師被我們稱為老曾頭，大概因為他那個禿頭。他脾氣不好，有著不通人情的嚴格，夜里會拿著手電筒到處巡視。我們都不喜歡他。我當時還在文章里嘲諷過他。現在想來，覺得自己還是孩子氣。只是再活一次，我當然還是會嘲諷他。正因為年輕，給了我們嘲諷所有人的權利。

宿舍里住滿了怪咖，有人堅定地認為一年四季太陽升起的方向都不同，有人每天早上腳上綁沙袋去練功，有人不喜歡洗澡，有人擅長下課讀秒。十多年后想起，往事歷歷在目，不覺會心一笑。三年的時光其實很快，班里大半都是農村來的孩子，大家都很拼命。高考前夕，大家照例失眠，聚在一起聊未來。時過境遷，那些封存在記憶里的笑臉，每個人都各有一份，但也有且只有一份，不可復制，也不可再歷，只如秋風中的葉子，飄向地面，那么鄭重其事，又那么無足輕重。

想起綿路文學社的刊物《綿路》，每次封面上都畫了一條路，彎彎曲曲伸向遠方。大概我們都被時間推動著，沒有選擇地走在這條路上，只有學校里的草樹樓宇留在那里；同時被留住的，還有我們鏗鏘的青春，那些無悔犯傻的光陰。

唉，多想能時光倒流。

2017年3月25日于北京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