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飯，電視上剛好在播周星馳主演的電影《武狀元蘇乞兒》，那是將近30年前的老電影了，記不得我是第幾遍重看，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這部電影的故事情節和情感渲染，都堪稱港片經典，完全可以給學生當劇本教材，電影背后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直抵人心。

扮演蘇乞兒父親的吳孟達，在片中的身份是一位廣州將軍。兒子上京考武狀元，他做出了一個驚人舉動：舉家搬到京城。于是家里的荔枝樹被連根拔起，和墻壁、窗戶一起搬遷運走，不計成本，闊氣得很。這廣州將軍腰纏萬貫卻大字不識，性情放蕩不羈，做事飛揚跋扈，關鍵時刻還能嚇退身份顯赫的王爺。

對廣州將軍這個人物的塑造背后，是一種南方土豪的自嘲式黑色幽默，也代表著改革開放之初，內地人對這些講粵語的南方人的某些普遍觀感。彼時粵語歌曲火遍大江南北，香港電影如日中天，那種不裝不作的幽默大度深入人心，幾乎讓人忘記這是娛樂業的工業生產模式。

對香港文化的仰望背后，是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心理確認。這些年廣東經濟逆襲，當然離不開對“學霸”的不斷學習。40年過去，廣東經濟發展迅猛，成績斐然，廣東人不再提起當年游過海港到對岸討生活的艱難記憶。這40年，對廣東而言是經濟上的華麗轉身，也是苦苦求索文化自信的艱辛路途。

若論文化氣象，嶺南一直在仰望北方。很多嶺南人會覺得自己站在貧瘠的土地上，仿佛拿一把洛陽鏟在北方隨便鏟鏟都能挖出歷史，但在南海邊一鏟子下去，大概只能挖出紅頭船。嶺南很長時間被視為南蠻之地，韓愈來過潮州，蘇東坡來過惠州，但都因為貶謫被迫南來。

其實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廣州曾是“一口通商”政策之下的唯一一個呼吸口，南粵子民都是可以與大海交談的人。不必說早在公元前兩百年，南越王宮就已經出現曲水石渠構建的人工園林水景。我們只需將眼光往前回望到100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是從廣東走出去，從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從經濟上看，所謂“北上廣深”四座大城市，廣東已得其二；但從文化上來看，卻常常有些尷尬。單就文學而論，若文有南北，則北是北京所代表的廣闊北方，南則是上海與江浙所構成的大江南，仿佛沒有廣東什么事了。誠然，在文化層面，廣州、深圳都顯得太年輕了，從來沒有在中原文化的版圖之內。廣大的新南方并沒有被當成南方的必要補充，新南方勃勃生機的文化態勢很容易被視而不見，只剩下錢多人傻的廣州將軍形象。

回頭看去，歐陽山《三家巷》、陳殘云《香飄四季》和秦牧《花城》依然被奉為經典。幾十年來，廣東成為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廣東作家的隊伍也不斷壯大，加上電腦和網絡的發展與普及，我們可以看到廣東文學新的形態：一直培植無功的廣東本土作家開始涌現，而移居多年的外來作家也深深在此扎根，已經比廣東人更了解廣東了。南海之濱雖無巨木，但眼下大樹小樹也已經郁郁蔥蔥了。

時隔多年，南海邊又畫了一個圈，一個叫“粵港澳大灣區”的圈。40年前畫了一個小圈，便讓深圳蝶變為大都市，也激活了整個廣東。如今畫了一個大圈，若能促進經濟騰飛，無疑是民之福祉。大圈劃定，發展可期，那么不妨靜下心來，思考大灣區未來的文化氣象。

既然畫了一個圈，粵港澳大灣區又以粵語作為共同地方方言。有人便提出，在文化上應該也畫一個圈，求同存異，形成更為統一的文化景觀。這種思維模式乍聽有理，細思卻不太妥當。在我看來，發展求同，文化存異，異質性是創造力的基礎。與求同相比，存異對于文化來說簡直就是生命線。單以我熟悉的文學而言，百花齊放，便是桃花、梨花、李花、茉莉花皆可開放，所以也就有桃子、梨子、李子可以吃，還可以聞聞茉莉花香，多好的事。這樣的道理說起來簡明如常識，但卻需要不斷重申。

從更宏觀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有別于厚重莊嚴的北方文化，有別于典雅優美的江南氣息，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代表的新南方文化將會以更多元、更靈動、更科技的形式展現新魅力。在“求同更應存異”的新南方文化思維下，應該提供一個全新的空間給大灣區的文化人，使之以更開放的態度，以敢闖敢試的精神，去書寫描繪大灣區的未來。100年前，蔡元培給了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是以北大成為北大；100年后的今天，南海之濱的有識之士，若能達成“存異”的共識，允許在文化上的大膽嘗試，則思想匯聚而成江湖，對江湖的反思也將并存。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像“武狀元蘇乞兒”這樣絕處逢生的故事才會成為可能。

廣東人喜歡周星馳的電影，喜歡他電影中幽默的反諷和俠義之氣。海濱漁村貿易之地，若起爭端，先得以幽默化解之，再不行就只能以武俠解決之。周星馳深諳此道，掌握了幽默和武俠兩種武器，這兩種元素遍布他所有電影，所以他的電影如此好看。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心目中的大灣區文化愿景，那便是香港少林足球隊、澳門賭圣和廣東食神圍坐在一起喝酒，最好有令狐沖在旁邊彈一曲《笑傲江湖》。

（作者系作家、副編審，著有《折疊術》《黑鏡分身術》《半步村敘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