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事文學批評多年，總是會有人來問，你在評論一部作品時，有什么準則嗎？這樣的問題，回答不好也得回答。我想，首先一部作品在藝術上必須有新意、豐富且值得品味，沒有藝術享受，你甚至連閱讀的興趣都沒有，更談不上評論它的沖動了。其次，我看重一個作家的語言才能，語言的個性、韻味是判斷一部作品是否風格化的重要標志。再者，作家的道德勇氣也不可忽視，它關乎作家是站在什么精神立場上看人與世界，他有什么樣的價值發現。這些是我對文學作品最低限度的要求。

對批評工作者的要求，則是藝術的修養、精神的敏銳和鮮明的文體意識，三者缺一不可。沒有藝術修養，就無法準確解析作品的豐富和復雜；沒有敏銳的精神觸角，就無法和作家進行深層對話；沒有文體意識，批評文章可能就會寫成新八股文，而失去好文章當有的風采。過度知識化的趨勢會損毀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品質——直覺和感受，批評也會越來越成為沒有鋒芒、沒有個人發現的理論說教。批評還是要強調自己對一部作品的藝術直覺，并勇敢地作出判斷。法國評論家伊夫·塔迪埃認為“批評是第二意義上的文學”，確實，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創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闡明文學作為一個生命世界所潛藏的秘密，最終，它說出批評家個體的真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也是理解的藝術。即便是批判一部作品，也還是理性些、誠懇些好，不必怒氣沖沖、真理在握的樣子；有時過度贊美和過度苛責，都是批評家審美癱瘓的表現。批評既然是一種專業，就應該充分展現批評家的學識、智慧和創造精神，應該多一些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并非僅是一種學術方法或理論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評家還要有一種精神洞察力，以洞見文學世界中各種微妙和秘密。當代文學研究是很特殊的學科。假如沒有對文學現場的熟悉、跟蹤、把握，沒有充分的個案研究做基礎，沒有自己在第一時間就敢下判斷的能力和勇氣，就無法準確地解讀一部作品。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會輕易被批評家手中隨意征用的理論、說教嚇住的，能讓他們服氣的永遠是批評的專業精神，以及那種長驅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批評精神的專業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甚至專業的良知還要高于道德的良知。無知有時比失德更可怕。對一部作品沒有起碼的鑒賞能力，這種審美無能才是批評家的不堪。好的批評是在展現專業智慧的同時，也讓人觸摸到你的內心，分享你對人和世界的基本理解。

二

文學批評似乎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研究。比之于學術對知識、材料和結論的確定性追求，批評許多時候是在反抗確定性，它與文學的對話關系，最終是要敞開可能性，近而讓人意識到，文學所講述的這個世界是豐富的、復雜的、無確定答案的。

文學的真理都具有不確定性，這是需要反復重申的。現在的很多文學研究，試圖通過一些材料就找到確定的結論，這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或許是有效的，但對于文學本身，對于它所呈現的那個神秘的生命世界，任何的結論都是對它的簡化和遮蔽。何以知識講述和文學史書寫如此強大的時代里，還需要有文學批評？就是還需要有人去緬懷一個“靈光消逝的年代”，確定讓一切靈光消逝，而不確定才是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堅定存在，就是要引導人從一種密閉、單一的價值觀里出走，引導人去認識各種潛藏的可能性；一旦人不再接受價值觀的多義，不再適應既可能是這樣的也可能是那樣的矛盾和悖論，他也就失去了選擇的權利，進而失去的就是靈魂的自由。村上春樹曾經采訪過奧姆真理教的教徒，他發現，那些教徒很少讀小說，他們深信一種價值觀，于是就很容易把自己的靈魂交出去。他說：“正因為已經無法將自己置身于那種多種表達之中，人們才要主動拋出自我。”

文學是在幫助人建立更完整的自我，一個能接受一切復雜、矛盾甚至悖論的自我。小說為何要打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相對立的寫法？就是作家們開始意識到，世界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我們無法那么確切地知道人是怎樣的、世界是怎樣的，而唯一確定的，也許就是人和世界都具有不確定性。景凱旋說：“意識到事物的全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是人類迄今最偉大的精神發現之一。這種源于文藝復興啟蒙和理性的價值指向，想要擴大部分真實的深切愿望，淋漓盡致地表現在西方的小說中，成為小說唯一的品格。兩個世紀來，歐洲的小說就是沿著這條路徑，向生活的日常性發展的。沒有了電腦和飛機，還可以用筆和馬，可要是沒有了生活的復雜，人類將會變成千萬塊平面鏡子中的同一個影像。”確實，文學是永遠不能被固化、永遠在演變的知識——一種特殊的知識，它讓生活因為豐富而有趣。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后，那個以單一、固化的標準去評價生活和思想的時代結束了，人對事物的認識、自我的認識，都進入了一個復雜、多義的時代。古典小說中，人性的完滿狀態是理性與和諧，但現代小說呈現出來的卻多是矛盾、沖突、分裂和對立，本質上就是反對單一，走向多元。

文學批評所擁有的闡釋的權利，就是要分享這種不確定的、但又異常豐富復雜的藝術世界和生命世界。它永遠有知識生產所不能代替的價值。托妮·莫里森說，“語言不僅僅代表知識的極限，也創造了保護我們差異的意義，我們與其他生活不同的方式。”文學批評的語言也是守護差異的，它總是在文學研究不斷被確定的知識所壟斷的時候站出來強調，作品中的某個人物的命運值得同情，小說里的某個細節非常精彩，作家對世界的體驗好像具有某種超前性和預見性，諸如此類的討論，看起來是在模糊我們對文學的確定理解，但正是這種模糊，使我們不會輕易被一種價值所劫持，轉而在差異和多樣性中體會各種不同的人生、認識各種不同的人性。

我常想起阿蘭·羅布—格里耶那段著名的話：“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不是荒謬的，它存在著，如此而已……二十世紀是不穩定的，浮動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與人的內心都像是迷宮。我不理解這個世界，所以我寫作。”這是多么了不起的“不理解”！因為“不理解”而寫作，寫作就成了去理解而不是去找結論的精神漫游。知識、科學、技術、制度、意識形態等等，都是試圖想讓這個世界變得可以理解，把一切都變得確定無疑，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幸好還有文學，它告訴我們，世界還有許多不確定和不可理解的方面，自我也像是一個永遠不能窮盡的黑洞，相信一種價值就意味著交出自己的靈魂，而文學是在追求價值的爭辯、交鋒和新變，是對新的可能性的發現和喚醒。

文學不是讓靈魂單一，而是創造新的靈魂。

我還常想起托多羅夫的話：“確切地說，亨利·詹姆斯敘事的秘密是存在一個根本秘密，一個無名因素，一股不在場的強大力量，用來推動整個在場的敘事及其向前運行。詹姆斯的創作具有雙重性，而且表面看是矛盾的（這才使他不斷地重新開始）：一方面，他動用一切力量解釋隱身的本質，揭開秘密物品的面紗；另一方面，他不斷遠離這一切，保護它——直至故事結尾，甚至讓它永遠是個謎。”指出一個作家是有秘密的，是有雙重性且矛盾的，批評家在解釋這個秘密的時候，也保護著這些秘密，這就是文學闡釋的美妙意義，它仿佛永遠在說，世界是這樣的，世界又可能是怎樣的。

當我們都在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世界和回答問題時，一個靈魂自由的時代才會真正來臨。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不僅會一直存在下去，甚至它的存在還會越來越重要，因為它顛覆已有的關于人和世界的結論，也擴大我們對人和世界的理解。阿蘭·羅布—格里耶和托多羅夫的話，從作家和批評家的角度詮釋了各自對文學的理解，表明文學及其對它的闡釋仍然是這個世界最不可思議的精神事件之一——沒有“不理解”，沒有“根本秘密”，世界將會變得一覽無遺，變得蒼白而無趣。

三

我甚至想，文學還應有更大的氣魄，文學批評也還應有更大的氣魄，那就是大膽地為這個世界的不確定、不可知、神秘性、超越性作證，重新為人類在自我覺悟的道路上打開新的想象空間。

這其實是對一種精神想象力的加冕，也是文學特有的表達權利。我前一段在張煒研討會上曾說，在今天這個技術可以決斷一切、知識講述也不容置疑的時代，為什么還要有文學？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二十世紀以來，文學太迷信現實主義了，這極大地限制了人的想象力，也縮減了文學的價值空間。寫作作為一種精神事務，本應有神秘和超驗的品質。寫作的源起本不是記事、紀實，而是起于祭祀。蘇珊·桑塔格就說，最早的藝術體驗是巫術的，魔法的，是儀式的工具。太過重視現實，太看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寫作已無祭司這一傳統，也就沒有了和不可知、不確定的神秘世界對話的愿望。但是，丟掉了巫、祭祀、禱告的這個精神傳統，對未知世界也無想象，進而把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全部都解釋成現實主義的，這個世界就太乏味、太沒意思了。文學的存在，就是要讓這個沒意思的世界變得有意思，這個“有意思”，就是源于現實之上還有一個想象世界，理性世界之外還有一個非理性的、感覺的、神秘的世界。

我在《重新想象人的生命世界——我讀<唇典>》一文中也分析過，把神性世界定義成神話世界、靈異世界，把與之相關的作品多說成是幻想性的、非現實的，其實是對文學和歷史的極大誤解。“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來的文明史，從來都是相信有靈魂、有天意、有神鬼、有靈異世界的，天、地、人、神、鬼并存的世界，才是中國文明的原貌。直到二十世紀提倡科學、相信技術以后，才把神、鬼、魂靈世界從文明的辭典里刪除——但在民間，它們依然堅實地存在著。二十世紀以后，好像寫作所面對的，只有一種現實，那就是看得見、想得到的日常現實，好像人就只能活在這種現實之中，也為這種現實所奴役。……當我們把這些瑰麗的想象都從文學中驅逐出去，作家成了單一的現實主義的信徒，他的寫作只描寫一個看得見世界，并認為現世就是終極，這不僅是對文學的庸俗化理解，也是對人的生命的極度簡化。文學應該反抗這樣的簡化。要求文學只寫現實，只寫現實中的常理、常情，這不過是近一百年來的一種文學觀念，在更漫長的文學史中，作家對人的書寫、敞開、想象，遠比現在要豐富、復雜得多。文學作為想象力的產物，理應還原人的生命世界里這些豐富的情狀。不僅人性是現實的，許多時候，神性也是現實的。”

討論這些，我不過是想強調，無論是文學寫作，還是文學批評，它既是“實學”，也是“虛學”——甚至可能還是一種充滿奇妙之思的玄學。如果文學批評太“實”了，沒有一點務虛、超拔、不切實際的神思，一定會面臨很大的局限。文學寫作及其研究都是思想和精神的創造，想要有新見，還是要有一點務虛的、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實際的玄妙之思的驅動，沒有一種孤獨的、獨與天地共往來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撲在知識和材料上，甚至被知識和材料所淹沒，恐怕也是一種誤區。尼采說，歷史感和擺脫歷史的束縛同樣重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這方面，科幻小說反而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它作為一種小說類型，一直正視人類有超越現實、走向永恒的渴望，如何讓這種渴望也在現代人身上延續下來，科幻小說找到了科學作為載體，把科學作為實現神話的方式，使之與生物工程日益發展下的人合體，通過新的技術、新的身體來呈現新的現實，從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瑣細描寫，再一次以文學的方式表達對人類的整體性命運的關懷。科幻小說和電影的風行，暗含了這個時代人類對未來新世界的想象。相比之下，傳統的寫作和批評，還是受制于現實的規約，文學寫作經常為一種匍匐在地面上的瑣細人生耗盡心血，文學研究也經常為一種細枝末節的問題爭得臉紅耳赤，惟獨匱乏對大問題的追問能力，在永恒價值世界和人類整體性命運面前，更是沒多少想象力可言。這才是中國文學最尖銳的困境之一。

米蘭·昆德拉說，穆齊爾和布洛赫給小說安上了極大的使命感，他們視之為最高的理性綜合，是人類可以對世界整體表示懷疑的最后一塊寶地。他們深信小說具有巨大的綜合力量，它可以將詩歌、幻想、哲學、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體。這種糅合，目的也就是要重新對人類的命運有一個整體性觀察。藝術風格的局部調整，理論和觀念上的細小變革，這些可能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要，真正改變文學大勢的，還是那些能在整體性上影響人類的價值信念。而要在整體上重新理解和變革文學，打開價值想象的空間，包括改變我們對神性世界、超驗世界的僵化態度，也至關重要。足夠廣大，才能足夠高遠，這一點，科學已經走得很遠，甚至科幻小說都走得很遠了，我們也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