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江冰教授主題演講《廣東本土文學創作的若干問題》，用12份鐘時間的闡述，把本土文學研究思路往前推進了一大步。有幾個關鍵詞引發思考：國際化、中心與邊緣、廣東氣質、粵語思維、大灣區與海洋性、嶺南文化新質等。這些問題乃當前廣東文學創作本土化理論研究中亟待解決的“頸瓶”，也是江冰教授十年來堅持不懈，致力本土文化與本土文學創作研究推動的一個理論成果，意義不同凡響。“廣東氣質”，將成為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廣東文學創作必須面對的問題。

大家好，受學會委托要做一個關于廣東本土創作的發言。剛才聽了鄺會長的總結，我們學會有兩個堅持，一個是堅持每兩年發布一次我們的成果；一個是我們每兩年都堅持評獎。我覺得一件事能夠堅持做20年也是相當不容易。但今天的時間非常緊，那我爭取在12分鐘之內甚至更短結束這個發言。

剛才聽到的我們的各項成果中間，感覺到有兩大內容：一個是如何跟全國的文學研究接軌，另一個是如何服務于廣東本土的文學創作。

我覺得大灣區是我們的一個機遇，同時在我出席的廣東省作協和文聯的各項活動中間，都一再提到，要在2020年也就是明年的時候我們要加大各方面文學評論的力度，以推動大灣區的文化建設。所以在這一點上，將來可能會出現不是沒有地方發文章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文章能否達到標準的問題。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那么就我們剛剛看到，處在地級市的各個高校，象五邑大學，韓山師院，嶺南師范學院，跟當地的創作有比較密切的結合。我們發現越是跟當地的創作密切結合的研究機構和學校，他們的發展空間和發展余地會更大。所以我想堅持一點，就是我們既要跟全國的文學界接軌，我們不能只唱自己的戲，我們要有東西要拿到全國去；第二我們要服務于當地，我們要跟當地的政府和當地的文聯機構發生各種聯系。那么這樣，我們在經費的解決上，我們在研究的本土資源上，我們在發展空間上，會有很大的拓展。

今天主要講兩個問題，第一個講講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矛盾與統一。

在前一段時間，我應邀去參加了深圳的文化論壇，在這個論壇中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學者都談到了深圳的焦慮。深圳的焦慮是什么？就是如何國際化的問題。他們說深圳在短短的幾年中間，從一個南方的中心城市，一躍而為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再一躍而為國際創意城市。幾乎在中國，它已經是Number One。我在復旦大學學習的時候，一位上海文化建設主講人私下跟我聊天，他說他們已經不懼怕廣州了。他說廣州跟他們一樣，跟我們上海一樣是一個老大難，就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兒子”要吃飯，我們有很重很重的國企的包袱，但是深圳沒有這個問題，所以深圳是一個非常急于國際化的這樣的城市。但是上海的學者說，他解讀了深圳所有的目前推出的20多個活動，全部冠予國際的名稱，但他仔細的研究了他們的文件，他認為只有兩個活動，是真正具有國際性的，而這兩個活動其中有一個就是深圳南山的本土流行音樂。

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我們熟悉的一句話：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但是呢，這句話不完全對，我要闡述的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句話。我們對本土文學的書寫，他將來的發展方向我認為有兩個：一個就是我們把本土寫得非常好，回到了方志，它只是成為我們方志里的一個東西。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我們的本土推向中國，推向世界，讓外部的人來了解它。這是中國文學幾乎所有的地域文學成功的一個必然的途徑。從陜軍到魯軍到湘軍，到我們知道的現代文學中地域性最強的沈從文的創作，他在邊地能夠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又發現，其實文學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區分的。雖然我們處在邊緣，但我們一直在吶喊。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我們所有的推出都必須經過一個“中心”的轉換。如果我們用粵語寫作，我們很難推出，很難過珠江。但是我們不用粵語寫作，我們用粵語的意思來表達，我們怎么能夠獲得外部世界的認可，怎么能夠獲得更多的讀者，非粵籍的讀者喜愛。所以在這里頭有個話語的中心和邊緣的問題，我們如何處理好這個關系。這個內部的矛盾和統一其實挺復雜，但是需要我們去了解。當然就這一點來說，廣東的詩歌好像做的比較好，因為詩歌它的全球性和普泛性是比較強的，但是小說、散文相對來說比較弱一些。

沈從文也是比較特殊的，但是沈從文他也是獲得北京文化中心的認可，他也是有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去研究沈從文，我們會發現一個邊緣的東西如何走到文化中心區。當然毫無疑問，沈從文在中國文壇的影響力。他也是有一個沉寂過一段時間，后來重新被認可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問題就是：本土文化符號與廣東氣質。

什么叫本土文學創作？什么叫廣東本土的文學？我覺得除了廣東的那些文化符號以外，最重要的是廣東氣質。其實廣東是非常特殊的，最近在我們研究基地（廣州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研究基地。注）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的比較對話研究。這是一個偶然的提議，然后成就了現在的一個論壇。這個論壇的意義在于中國經濟的兩大發動機，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一體化和以我們廣州、深圳幾個中心城市為龍頭的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兩個經濟發動機之間的對話。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對話過程中間，起了一些作用，我作為這個基地的主持人，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廣東的文化其實是非常獨特的。

比如說廣州的環境與人的關系非常密切，四季如春，鳥語花香。所以所有的北方文學作品中關于春夏秋冬的描寫都不適應廣州。但是在我們廣東的文學作品中間，迄今都很難看到這樣的環境描寫。當然在《三家巷》，在《蝦球傳》，在《香飄四季》那一批現代作家還是有，當代的作品中間已經很少。跟我們廣東的經濟地位和我們在這個全中國這樣的一個影響是非常不匹配的。

那么廣東文化符號如何融入創作，這是我們非常難解決的問題。比如最近我們在聶莉博士主持的這個“開卷廣州”的活動空間，參與跟黃愛東西的一個三人對話。在這個對話中，我非常驚訝的發現就是黃愛東西她認為自己具備了粵語和普通話自由轉換的能力，我覺得這種能力在我們的很多作家都不具備的。廣東很多作家，包括各地級市的作家，他們有粵語的這個味道，但是很難達到在全國中間接受的那樣一種非常好的程度。那么黃愛東西做到了這一點，但是怎么做到的，如何才能做到，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包括潮汕地域文化與潮汕作家群，也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一個作家首先拼生活，其次拼技巧，最后拼人生感悟。評論家與研究者亦有相近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的。

廣東最大特點就是“離中原很遠，離大海很近”，它的海洋性非常強烈。當然上海人也認為他們有海洋性，但是我認為上海的海洋性跟廣東是不一樣的。

廣東的海洋性跟大量的海外移民有直接關聯。四百年之間，廣東人在世界各地流傳的很廣，我們說凡有潮水處都有潮汕子弟。整個廣東都是，包括我們肇慶和五邑地區在海外的移民，我認為是遠遠超過江南的，而且它有一個經濟的這樣一個紐帶發生作用。

毫無疑問，現在這個上海的一體化，以上海為中心的話，他們的那個口氣是非常大的。因為他們現在中央給他們的布局是以上海為龍頭，然后說“一市三省”，現在把安徽省也放進去了，江浙也是，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是最富裕的地區。但是廣東的優勢在于近代引領了我們中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所以在這個文化水平中間，還有兩點是我個人非常有自信。

我在出席這個論壇（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對話論壇。注）的時候就說：在江南文化，嶺南文化的比較中間，我認為嶺南文化在市場經濟的活躍度，在國際化程度的這個活躍度以及文化碰撞的可能性，以及多元文化結構，我們有香港與澳門，包括現在香港還在不斷的調整。那么這樣的一個過程，我認為是最可能出現中國文化未來新質的。所謂新質，也就是說我們中國未來社會更多的新的文化符號，新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都將在這樣一個大灣區里出現。

上海也很厲害，上海也很卓越，但是我認為，我們的嶺南文化更有希望。當我說這句話時全場一片笑聲，我把它理解為是一個友好的笑聲（熱烈掌聲）。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從上海來的那些專家，也很多人不是真正上海本地的人。因為我本身是江蘇人，每年都要去江蘇，那么江蘇也認為上海不能引領江南文化，他們只是“海派”。所以內部的文化的結構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在這個過程中間，毫無疑問我們的嶺南文化是很有前途的。

廣東人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他的低調是淡定的，不同于跟上海的那種高調卓越，覺得全中國人都是鄉下人。我說我們廣州，也可以搞三個關鍵詞：煙火氣、街坊、民間。那么上海是什么？上海是洋氣、租界、時髦精致。所以我非常得意的就是我自己寫的一本書，書名叫《這座城，把所有人變成廣州人》，至今我仍認為是自己的杰作。

我在網上看了一句話叫做：北京是把外國人變成中國人，因為他有首都的氣場，有的外國人到北京都要喝大碗茶，都要住四合院。而上海是一個非常崇洋媚外的地方（上海人聽了不高興啊，笑），上海人是把中國人變成外國人。我們曾經調查過，看過一個數據，在上海外灘人中，中年人他們的茶壺里頭百分之七十的人泡的不是茶葉，是什么？是咖啡。而廣州是什么呢，廣州是一座能把所有人都變成廣州人的城市。

你要到上海去的話，全是真的很多東西跟廣州是不一樣的。那我們廣州的很多東西，我們廣東很多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有兩大觀念在中國的傳統中間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是重農抑商，但是廣東人從來不抑商；一個是父母在不遠游，廣東人一直在遠游。

所以我認為廣東本土氣質應該成為我們走向外部世界的有效途徑。這個本土氣質怎樣在我們的創作和我們的藝術，包括我們的文學研究中間怎樣更好表達出來，這是我們所有的廣東的文化人，要不斷探討的一個重要的目標，我也把它作為我畢生努力的一個學術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