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蔡東近期創作的小說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她的成長，她日漸明確了自己基于自由主義價值多元論的敘事倫理：體貼個體的生命困境，理解個體的生命選擇，尊重個體的生命理想。同時，我們也能感覺到她小說中一些耐人尋味的變化：她的人物由被動的“逃避”轉為主動的“逃逸”，由消極自由通往積極自由，他們在對時代強勢功利主義意識形態——成功學一元論價值觀的突圍中，建構著個體自主性信念。

關鍵詞

蔡東 《星辰書》 敘事倫理 多元價值 失敗者?

讀蔡東的小說常常有珍惜之感，這不僅是因為這位年輕的小說家多年來操持著文字的“煉金術”，寫小說仿若苦吟詩人般反復推敲，集腋成裘為兩三本不厚的小說集；還因為，在這些寥若晨星的作品中，有著她從生活中所提煉出來的“真金”——作為同代人，我滿懷期待于她的成長，她的思考與發現，甚至于她的困惑與糾結，能使我在面對同一個世界、同樣的時代時感到有所呼應，有所感悟，有所得。

一

在蔡東前些年的創作中，短篇小說《往生》與《無岸》堪稱翹楚，借自佛家術語的標題，已經暗示了作者對于人類終極問題的思考，那是生與死、此岸與彼岸間的苦苦涉渡，是掙扎于人間的煉獄，朝向天堂的入口。自然，都是通過作者精彩的敘事來呈現的。在最新小說集《星辰書》中，我們欣喜地看 到蔡東對于這類主題有了新的探索。

與《往生》一樣，前兩年名列各大“小說榜”的短篇小說《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寫的也是關于人生的近乎無解的困境，所謂苦海無邊，卻無法回頭是岸。因為對于蕓蕓眾生來說，這困境無盡無岸。《往生》講述61歲的兒媳婦康蓮照料患老年癡呆的81歲的公公，兩個生命不期然捆綁在一起的老人“兩敗俱傷”。最初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時，小說卒篇于康蓮心肌梗死，“突然，她的身體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盈，像是，到家了。她閉上雙眼，悲喜交加，萬籟俱寂”。相比公公的屈辱求存，這速死竟像是一種福氣和運氣。然而，小說在結集出版時，結局卻變成了康蓮被丈夫及時救活。“她癱在丈夫懷里，聽到他喊，你得活著，你得活著。恍惚間，遙遠的天空中也傳來惡作劇般地叫喊聲，讓她活著，讓她活著！她接上了一口氣，悲喜交加，原來，還是走不了，還要熬下去。熬下去。”同一個詞“悲喜交加”， 意思卻反擰了：對于前者來說，死了竟然是“喜”——終于“回家了”，解脫了；對于后者，“沒死”反倒成了“悲”——“走不了”， 還得“熬下去”。對于康蓮，這可能比死來得更加殘酷。

《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中的周素格則是又一個現世中的康蓮，她獨立照料失智的丈夫，曾經意氣風發的大學哲學教授，如今宛若嬰孩依附于她。這生之枷鎖“像是長在她身上一樣，磨著她，墜著她”1，幾乎剝奪了生命最可寶貴的自由。那個被她名之為“海德格爾行動”的捆綁丈夫的計劃，可以視為她對自由的救贖——然而，這救贖卻是以限制丈夫的行動自由為代價的，作者讓她的主人公陷入到了倫理抉擇的兩難——自己的自由是否比失智丈夫的自由更重要？ 她該與這個至親之人爭奪自由的權利嗎？

比之前作，《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 更為深入地探討了個體的責任與自由之間的 關系。生命的永恒困境，不僅是因為生命的短暫與脆弱，人性的殘忍與軟弱，也因為“不忍”“愛”與責任，以及為了愛與責任不得不支付的高昂代價——喪失（部分）自由。 一如周素格利用鐘點工在家的兩小時到家對 面公園透口氣時所見——勉力照顧孫輩的老人過早地發胖不堪，同樣想在花園美麗的藍 霧樹樹蔭下獲得片刻喘息休憩卻被丈夫孩子的電話急急催回的年輕母親，“她們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作者與壓抑的主人公一樣眼光陰沉而銳利，“只覺得累，覺得傷心”。“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一個和平年代，日常生活的抉擇何曾如革命歲月的革命者那般鏗鏘有力，斬釘截鐵。小說結尾，周素格決定放棄她預謀已久的“海德格爾行動”，因為她猛然想起她們曾擁有的白貓“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摔死在小區的天井內。這是她內心恐懼的映射——那只被丈夫以 “朋霍費爾”命名的小貓的縱身一躍，是否象征著哲學家朋霍費爾這位“基督之子”留給后世人的關于勇氣、責任、善良、力量、盼望、堅定、愛、行動等等人類精神要義的轟然墜落？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朋霍費爾”縱身一躍的堅定與決絕，是否也暗示了丈夫也同 樣擁有從容赴死的自由？然而，不管怎樣，周素格在半途中止了“海德格爾行動”的同時，也阻止了丈夫選擇死的自由。她親手從椅子上解開丈夫，而再度選擇被捆綁的命運——帶著丈夫一起去看演唱會，在萬眾沸騰的演唱會現場，她親吻了丈夫，仿佛又喚回了愛情，重溫了失落已久的愛的感覺。然而，這也意味著她仍得繼續“熬下去”，繼續周而復始的懟怨、掙扎、悔恨，繼續她對于生活重厄的并不甘心，也并不坦然的背負。但反過來說，這一個熱吻，將與兩人曾共有的甜蜜歲月一樣，成為妻子“反抗絕望”的最重要的勇氣。“愛一個人是什么感覺？”“好像突然有了軟肋，也突然有了鎧甲。”

“只為了一個人一生中僅持續了五分鐘的熱吻”，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曾以 這個比喻來形容波蘭導演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倫理，“基斯洛夫斯基對生命既悲觀、又熱情，他的敘事抱慰個體在生命悖論中的掙扎，即便一個人對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 無從避免的生活悖論中被撕成了碎片，也依然是美好的人生”。“在如此受苦、悲觀、 絕望中，個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熱情的，有意義的。”從2011年的《往生》到2016年的《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在相似的題材中，蔡東的敘事倫理愈發清晰。如果說 《往生》中的康蓮只是并沒有找到多少意義地苦熬下去，那么《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中的妻子周素格卻仍然在生命困局中，尋找著熱情與意義，在荒無人跡處重新尋找路。或許可以說，蔡東的寫作本身才是一場“海德格爾行動”，她所思考的，不是生存，而是存在。在海德格爾那里，對“存在”的 思考，也即對“意義之在”的思考。

二

他也走進來，跟她并排站著。她說，我想起來了，以前讀過的古詩都活了，有自己的氣息和體態了，我好像一下子能回到古時候，親眼看見寫詩的那些人了。你看看，唐朝的月亮，不也是這一個嗎？他說，我知道，不用多說了。

十年前那個靜謐如水的月夜成為周素格在逃避眼下過于滯重的現實時，心靈所反復召回的記憶，它“清澈地浮在無數個模糊晦暗的日子上面”，它與其他美好的記憶一起，構成了她與丈夫兩人所共有的生命。“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對于深陷生命困局的周素格而言，記憶（過去的生命）是她保有當下生命感的唯一依憑。遺忘過去便意味著一無所有。

人是所有經驗與記憶的總和，過去的生命構成了今日的“我”，對于每個個體而言，它是財富，同時也可能是債務。《伶仃》《來訪者》《布衣之詩》中的主人公同樣要面對記憶，過去的生命圍困住了他們。

伶仃者，衛巧蓉，年過半百，失了婚，沒了娘。她該如何面對這些失去，如何消解 內心的創痛？相伴半生的丈夫徐季沒有緣由地提出離婚，遠走海島，她不明就里，跟蹤至此，租住在徐季對面，暗中觀察他的生活，試圖解答心中的疑惑——“我不是一個糟糕的妻子，我想不通，我來島上只是想知道為什么。”然而，沒有第三者，沒有戲劇性，沒有狗血劇情，徐季只是在這里開始了另一種生活，舒適而放松——在公園跟人下象棋，在路邊乘涼，給孩子們講故事，去菜場配齊一餐飯的原料，去海邊的劇院看各種演出。衛巧蓉作為一個旁觀者而非參與者，觀察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新生活。在距離之外，這個衛巧蓉曾經以為最為熟悉、最有把握的人（“以前她總說徐季像個孩子，離了她準不行的”）卻呈現出了她感到陌生的一面——他在觀看戲劇演出時所沉入的精神世界是她無法感同身受的；他每次到菜場似乎都會買一把西芹，而她從來不知道他喜歡吃西芹……當曾經至親之人從生命中剝離出去，重新還原為一個“他者”，這是重新認識他者，也是重新認識自我的過程，她從疑惑不解，到“有點明白過來了”的若有所悟，卻“摻雜著說不出來的茫然”，走出熟悉的舒適區，重新建構自我世界的過程到底有多艱難。

人在追求自由時如何面對過去的生命？ 對于衛巧蓉而言，母親、丈夫與女兒幾乎就是她全部的“過去”，母親去世，丈夫出走，女兒長大，她將如何安頓好自己的過去—記憶，如何確立起當下的意義？小說安排了這樣的情節：衛巧蓉在島上的養老院見到一個很像已故母親的人，她經常去看這位老人，但最近一次卻沒有見到她，擔心她會不會去世了。當她跟女兒念叨這些的時候，女兒并沒有假意寬慰她，而是說：“媽，真羨慕你，好比你又多看了外婆幾眼，多少人都只能在心里想念親人啊。”她“先是愕然，轉而欣喜”。她欣喜于女兒的成熟與明亮，而女兒也教她如何變換看待世界的眼光與角度，以及如何從過去的生命中汲取養分。如此，記憶才不會成為夢魘，而是星光與甘泉。她從時間之河再度打撈起來的記憶，才閃亮有如珍珠。

蔡東在此為父母輩的人生作了檢視與反思。這輩人大多在慣性的庸庸碌碌中過完了一生，中年之后少有對自我生命本身的省察、停頓、重啟、生長。“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盡管，對于衛巧蓉來說，這場家庭變故一如她不小心扭傷了腳的“飛來橫禍”，是不期然的無常，但幸運的是，她抓住了命運的“賜予”。徐季重新開始過另一種生命的堅決，女兒令她歡喜的成長和成熟，房東夫婦歷經坎坷后笑對人生的淡定從容，都給了她自我更新的勇氣和力量。終于，她將入睡依賴的安眠藥倒入垃圾桶，開始重新學習睡眠，也終于決心勇敢地轉身。作者以詩意而欣悅的筆觸寫道：“她抬眼望去，正巧又有幾朵云，飄到了山頭附近，一縱身，翻了過去，云朵們看見山那邊有什么了。”“不管怎樣，她都決定轉過身去看看。就在她轉 過身的一剎那，環繞在身旁的黑暗變輕了。”

往更深處思考，絕對的自由同時也意味著絕對的孤獨。“一個人突然想過另一種生活，于是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也不想管了”，在盡了半生責任之后，徐季卸下了責任，要活成他自己。一個人在島上，“伶仃”然而并不孤苦。盡管小說并沒有正面寫這個人物， 但“伶仃”二字可能已經代表了他所追求的 生存理想。這樣摒棄責任的任性行為又豈能 簡單以“渣男”斥之，更何況，在衛巧榮追憶起的15年前那個夏天一家三口的海邊旅行中，徐季分明是個包容慈愛的暖男形象呢。他何以要做出這樣的重大抉擇？這是否也是人到中年的徐季對人生反躬自省的一次轉身呢？而以悲憫之情書寫人心的故事，尊重不同的生命理想，也是蔡東所漸漸明確的敘事倫理，“有多少種生命感覺，就有多少種倫理”——“沒有厭倦和不耐煩，也不是那種睥睨低微生命體的輕蔑眼神……鼓勵，期待，真心盼著她好，還有，她認得出，愛。”

克爾凱郭爾說：“生命倒過去才能被理解，而我們必須活著向前。”《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中“不能忘記”的記憶，《伶仃》中需要重新去領會的記憶，皆是為了“活著向前”。《來訪者》是又一次對于記憶的突圍。這是一篇關于“心理治療”的小說，顯而易見，為了“看起來像那么回事”，作者下功夫做了不少功課，這是對于心理學科與心理輔導、心理治療等職業的尊重態度。然而，我想作者不會服膺于簡單的理論、概念、術語——純粹的理性并不能解決心理問題。故而，她如同小說中的那位心理醫生一樣，看重的是藝術治療——“沒有感覺到它的開始也沒有感覺到它的進行，概念和知識隱去，點、節奏、設計、目標皆不明確，即興而偶然”，“我盡量不給他定性，假我、俄狄浦斯情結、人格障礙、部分社會功能的 缺失，這些標簽于他無益。人是多么復雜和差異化的存在，不是幾個概念幾種分類就能說清的，我嘗試著用他能聽懂的語言，跟他一起分析和逐步發現。”進而言之，要進行心靈的救贖，小說中的心理醫生如同作者一樣所倚賴、所實踐的是敘事倫理學——“敘事理論學看起來不過在重復一個人抱著自己的膝蓋傷嘆遭遇的厄運時的哭泣，或者一個人在生命破碎時向友人傾訴時的呻吟”，它是對生命傷痛時刻的陪伴與抱慰，“緊緊摟抱著個人的命運，關注個人生活的深淵”。故而，心理治療就仿若是一種敘事行為，心理醫生與患者分別擔當了聽故事的人和講故事的人。“我”之所以成為心理醫生，是因為生命創痛使然——孩子剛出生便夭折，“我”抱著小小的尸骨度過了一生中最痛徹心扉的夜晚，也就此埋葬了過去，生命轉彎。 而來訪者江愷的心理疾患是因為他被囚禁在了“過去的生命”——“原來黑夜如此漫長，走了20多年仍在原地轉圈，原來成年后自以為自主生成的眾多行為，都不過是對過去的沿襲和模仿。”“有些東西，深藏在我的體內，用我覺察不到的方式決定我的命運。幽靈跟我寸步不離，牽引著我一次次回到熟 悉的情境……”“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幫助江愷克服對于過去生命—記憶的恐懼和逃避，成為“講故事的人”——直面過去的生命，講出生命的壓抑與痛苦，從而超越記憶，與過去的生命握手言歡，“活著向前”。

“我的記憶是忠實于我的 / 忠實甚于我最好的友人”。然而，“我”又是否能忠于“我的記憶”呢？《布衣之詩》中的孟九淵與老父親兩人多年來心照不宣地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多年前，在一場鄰里間的糾紛中，父親以自殘嫁禍的方式將鄰居于勁松送進監獄，也間接導致于勁松病死獄中、于家家破人亡。而那晚在一旁目睹父親行徑的孟九淵以沉默的方式充當了幫兇。多年來，心靈的愧疚如千斤大石壓在這對父子心頭，秘密如鯁在喉。父親回到老家“找找勁松”，以拒絕承認事實的方式逃避記憶，直至徹底忘了“勁松是誰”，他以遺忘的方式從記憶中解脫，也從此如行尸走肉。而文字工作者孟九淵起初試圖以書寫的方式來篡改記憶——那篇幾易其稿的“新聞報道”（唯一的“讀者”是他自己），企圖以“新聞事實”的方式重寫歷史，以使自己可以輕松地擺脫記憶的糾纏。然而，當老屋面臨拆遷，孟九淵回到老家，面對見證了秘密，存儲著記憶的老屋即將夷為平地時，記憶卻又如潮水一般再度涌上心頭。“我的記憶是忠實于我的/忠實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孟九淵忽然想通了，記憶無法背叛，他需要的，是一個人面對這件事。

三

《布衣之詩》欲說還休，浸透著一種對時光流逝、物是人非的傷懷之美。一如那只成 為“迷鳥”的疣鼻天鵝——“幸好有了這只迷鳥，這只降落在廢墟前伸的迷鳥，它牽引生發出了各種想象，貧民區的上方氤氳起了迷離的美感。”在小說集中《布衣之詩》是創作時間較早的一篇，與蔡東近來愈顯飛揚輕盈的小說質地相比，它頗有沉郁頓挫之感。

蔡東此前的許多小說都是這種沉郁頓挫的風格，這種風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筆下人物（或許也是作者本人）的內心糾結。她有本事能把這份糾結鏤刻得如此揪心扯肺，蕩氣回腸。她絕不服膺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之類的樸素辯證法，她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拷問真相的執拗與堅忍的才華。蔡東筆下最常用的“人設”，是那些 早早地自認失敗、從人生的戰場上退居二線的中年男女，是那些努力壓制著熱情和欲望以維持著人生脆弱平衡的“閑云野鶴”，是那些無時無刻不在“表演”又時時刻刻以布萊希特似的間離效果、反省觀看著自己拙劣表演的人生舞臺上的末流演員們。他們是《無岸》中的柳萍與童家羽，是《凈塵山》中的勞玉與張亭軒，是《出入》中的林君和楊牧，是《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麥思與高羽……“就像沒人知道，她的閑云野鶴當得有多無奈，在她平和敦厚的外表下，她是多么好勝，她有多少憤懣、嫉妒和計較……”（《無岸》）“他一直不愿向妻子坦白，他也被眾多男版的李衛紅包圍狙擊著，現實里的朋友，以及傳說中的青年才俊，都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提醒，甚至是令人心悸的警報，不管認不認識，一想起他們存在著，于他就是如影隨形的壓力。”（《出入》）“她和高羽貌似主動又 充滿痛苦的堅守，霎時變得滑稽可笑。心底張皇，哪里安穩過，不過是無抵抗的腐爛罷了。”（《我想要的一天》）可以說，這是一些被現實圍困的人們，他們或爾掙扎，或爾逃避，卻都無法免于陷落在時代的天羅地網——在成功學的現實邏輯下，他們不可避免地將成功/失敗的二元對立內化在自己的主體結構中，并為其所壓抑、所傷害；也因為他們的軟弱與糾結，他們幾乎注定要成為時代的“失敗者”。

在《星辰書》的好幾篇章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了我們熟悉的相似的人物努力在時代—現實的圍困中尋找著突圍之路。先來說說《來訪者》中的江愷。江愷的前半生正是“成功學”的犧牲品——像中國大多數父母那樣，被成功學驅使的母親對江愷采取了功利主義的教育方法：“你好像渾身有用不完的勁兒，牙咬得緊緊的，雙目灼灼地盯著我，表情無比堅毅。目標就在前頭，我壓抑著所有的愿 望往前奔，讓自己時刻處在極不自然的亢奮中，激蕩的日子幾年一個躍進，一個突破接著一個突破，我只有完成了才能得到你的愛，我只能成為一個完美的好孩子才能得到你的愛……”在世俗的意義上，考上最著名大學，憑借精通考試的本領順利找到好工作的江愷算得上是社會意義上的“成功者”，然而始終無法找到自我，無法在“尋常”中找到意義來安頓自己的江愷又是一個個人意義上的“失敗者”。而“我”對江愷的成功“治愈”正是讓他重新發現日常生活的意義，并由衷地發出感嘆——“這世界真好，生而為人真好。”

《天元》中的陳飛白也不復是一個張皇失措的逃避者的形象，她從職場的一線往回撤退，并非逃避，而是“逃逸”——從“一步制勝”的時代功利成功學，從以狼性自居的企業文化、將人異化為“狼”的叢林法則中逃逸，故而，她的后撤是淡定坦然的，因為她也從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價值。因而，在他人眼中她的“不思進取”，可以視為個人的一種“消極自由”實踐。與之相類，《照夜白》中的大學教師“她”以假裝失聲的方式逃避無休止的“說話”，并在同樣以“說 話”為職業的電臺主持陳樂的鼓勵幫助下，以全程沉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課堂。“我與你相知未深，因為你我未嘗同處寂靜之中”（梅特林克），這兩個擅長說話的人以沉默 的方式相互呼應，并且在召喚著寥寥的知音者、同路人。自然，這也是一種消極自由的方式——“我可以不做什么”。對于“我可 以做什么”，蔡東以文學的方式所給出的答 案或許是，“人，詩意地棲居”。

無邊無際的靜默中，傳來馬的嘶叫聲。照夜白的鬃毛根根直立，雪白的馬身子從泛黃的紙頁上隆起，肌肉在毛皮下一彈一彈的，接著馬頭一仰，前腿探出畫紙，凌空一掙，四蹄騰空，朝著遠處飛馳而去。再看看紙上，什么都沒有了。

正如畫紙圍困不住寶馬照夜白，什么也不能阻擋人對自由的向往，文學的價值正在于，幫助人類去追尋自由，實現自由。當許多青年作家還在書寫著時代的“失敗者之歌”時，蔡東已經開始反思并消解成功/失敗這組二元對立中所隱含的工具理性邏輯，將異化為工具的“人”重新解放為自由的、詩意 生存的“人”——至少在文學的星空下是如此。

注釋：

1 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內容均出自蔡東：《星辰書》，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后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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