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貝的《獨角獸》是一個風格獨特的既好看又耐看的小說文本，現實與科幻交織，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兼容，小長篇卻有著大容量。這種藝術效果的實現，既得益于作者的奇妙構思和敘事策略，也有賴于作者的深度思考和隱喻呈現。

與時下標準的“軟科幻”和“硬科幻”小說都不一樣，《獨角獸》不是天馬行空的浪漫科幻，而是直面現實課題，基于當今人工智能領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是對看得見的未來的適度預測。特別的技術含量使這部作品擁有了特別的前沿性。

龐貝曾以歷史題材長篇小說《無盡藏》令文壇驚艷，《獨角獸》也延續了《無盡藏》的“知識懸疑小說”風格。《無盡藏》的“知識”是歷史，而《獨角獸》的“知識”是科技。與《無盡藏》的歷史性沉思不同，《獨角獸》雖依然有《無盡藏》的懸疑敘事形式，而在表層這種文筆優雅的懸疑敘事之下，作品向讀者展現了更有深度的哲學性探索。這種思索是以隱喻的形式呈現的，而隱喻的具象載體是秘符，是文字。在《獨角獸》的這個隱喻設置中，最重要的是這四個字：“謊”和“仿”，“真”和“詩”。

“謊”是測謊儀，“仿”是仿生人；“真”是這個故事的真相，“詩”是人生的某種詩意境界，也是里爾克描寫獨角獸的詩句。“謊”和“仿”，“真”和“詩”，這四個字背后掩藏著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僅是字詞，甚至是某種哲學符號。

在“謊”和“仿”的范疇里，我們看到小說里有測謊這個重要情節。測謊本身也是一種證偽，而蒙冤入獄的男主艾軻竟是因改進國產測謊儀技術而提前獲釋。作為頂級芯片專家，艾軻的機器人實驗也是源自測謊儀的某些技術性啟發。科技的發達可以帶來財富，也會導致人性的異化。這是技術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獨角獸》里也出現了仿生人，這既是人的進化，也是人的退化。人們懷疑“真”的存在，在謊言的漩渦里翻滾，最后難免跌入深淵。

在《獨角獸》的末章，仿生人的出現已然是現實，謊言的存在給人類帶來更大的恐懼。面對這樣的現實，作為“原人”的人類必然會有某種恐懼感，甚至有更多基于恐懼的想象。安·蘭德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叫作“基于恐懼的論證”。人類生活是基于恐懼，但要止于理性。在這個歷程中，我們觀察、思慮、想象，甚至把這種恐懼記敘下來，是為重建一種信心。《獨角獸》直面這種恐懼，對高科技時代的人類之境況有深切憂思，也以理性的方式給出重建的信心和拯救的希望，這也是這部小說力量感之所在。

《獨角獸》的另一個范疇是“真”和“詩”。“真”和“詩”在這部小說里是以某種變奏的方式交替出現的。對于“真”的尋找，始自那場令艾軻蒙冤的官司。在這個探求真相的過程中，巨大的阻力來自現實生活中的“謊”和“仿”。在這個源于真實的《悲慘世界》式情節中，當艾軻最終在警報聲中獲知真相時，當那位保安員意外地擊倒持槍的何適時，這個“真”的意義便有了精彩的彰顯。

“真”和“詩”是屬于人生某種理想狀態的寫照，而“謊”和“仿”既是來自人性本身的弱點和缺陷，也是由于高科技對人的異化和控制。“謊”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存在，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謊”有時也演變為“謠”，成為改變歷史進程的某種力量。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后現代語境中，“謊”和“仿”正在合力摧毀人類的“真”和“詩”。小說展示的正是這樣一種深刻性。

《獨角獸》的人物設置亦可謂是匠心獨運。除了主人公艾軻，“假面人”何適和“破譯者”顧濛二人之間有很多沖突。在大量的人物對話中，有他們對于歷史和文化的理解，有對央視“朗讀者”節目的理解，還有對米勒名畫《拾穗者》的經濟學闡發，由此呈現的沖突代表了人類的兩種價值取向：一種是基于不允許別人有幸福感的心態和思想，一種是像顧濛這樣內心有詩情，且堅守人之所以為人的真純的東西。這也是人類的現狀。

若說顧濛與何適之間是文化觀的沖突，黑客阿桑和賈科長這一對人物之間便是生存觀的分歧。顧濛與何適的不同，阿桑與賈科長的不同，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不同。

《獨角獸》旨在探討人工智能的科技倫理，這部小說是用科技、創富、知識、人性這些元素作為考題，且是把人性作為一個最大的考題，將其放置在跨過商戰的大背景之下，由此觸及人類現在和未來的難題。作者是用這種方式結構這部小說，由當下無限伸展到未來。

這部作品探討人工智能的技術倫理和未來圖景，其實也是在探討人的底線問題，作者是在嚴肅地拷問：人的私欲究竟可以膨脹到一種什么程度？那條警示性的堅硬的底線究竟在哪里？《獨角獸》中的主人公艾軻并不認同時下流行的所謂“狼哲學”，因為他自身擁有的是獨角獸氣質。獨角獸不是狼（其實作為生物的狼是被人類丑化了，人類倒是應對此反省），他最終選擇在郊外隱居（但并未放棄科研工作），他功成身退寧愿讓那個阿爾法程序代替自己擔任公司董事，這無疑是一種頗有深意的選擇。

類似這種基于現實科技成果的有一定科幻色彩的小說，是與那些“軟科幻”和“硬科幻”小說都不一樣的新類型，有人名之為“科幻現實主義小說”。這類小說近來頻繁出現，而《獨角獸》無疑最有深度也是最好看的作品之一。

本文發表于《文藝報》2020年1月22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