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作者：廖令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書號：ISBN978-7-5594-0805-1

內容簡介

近日，深圳青年文學評論家廖令鵬的文學批評專著《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是近年來深圳文學研究的新收獲，對當代文學發展的新經驗、新模式、新趨勢進行了獨到的觀察，探討了文學的開放性、社區寫作理論與實踐、新媒體與文學、科技與文學等倍受關注的主題。尤其是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對薛憶溈、余怒、臧棣、孫文波、鄧一光、相南翔、丁力、吳君、蔡東等作家的創作進行詮釋和挖掘。廖令鵬十多年來一直堅持現場的批評，跟蹤觀察和研究新城市文學，為30多位深圳作家寫過評論，為深圳文學鼓與呼。他認為，城市文學歷來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領域，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的文學面貌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尤其是現代科技方興未艾的背景下，城市文學的內涵正在發生新的變化，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深圳40年的發展歷程，為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和精彩的“深圳故事”“深圳精神”，也為深圳文學提供了豐饒的創作資源與難得的敘事紅利。作為一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和現代化創新型城市，深圳文學的語言展現出了“新”的現代性，其文學價值和人文價值應當重視起來。

作者簡介

廖令鵬，生于1981年，江西石城縣人，深圳大學研究生畢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廣東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深圳重點題材創作簽約作家，曾任國家核心期刊《開放導報》編輯，就職于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業余從事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研究，曾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產業工人文學大獎文學批評獎等若干獎項，發起創立“文學+”青年沙龍。在《文藝報》《文學報》《中國文藝評論》《小說評論》等發表論文30多篇。有作品收錄《文學報》主編的《新批評文叢》、《文藝報》社主編的《聚焦文學新力量——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等叢書。

附：《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序

城市文學的價值發現與語言探索

凌春杰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開始歷經前所未有的格局變化，純文學作為一個名稱的興起，并非它取得了階段性的歷史成就，而是它必須在通俗文學、網絡文學等類型文學崛起中迫切需要對自己的存在進行再命名，也就是在這一自我再命名的過程中，傳統文學開始走向邊緣化。邊緣化過程中的傳統文學在形態上最主要的特點，是圈子化的形成，它逐漸遠離大眾，以精英的姿態蟄伏在不同的角落。圈子化的文學持續受到多媒體的擠壓，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節節敗退，逐漸收縮在“寫編評”這一小眾的群，在群中自我寫作、自我發表、自我評獎、自我出版、自我批評，他們迫切希望向外界轉發喚醒十萬加卻不擁抱現實，依然固守牢不可破的傳統文學理念和表達方式，幾乎再也難于走出自我設定的這個圈子，而對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也日將變得無足輕重。他們堅信自己所堅持的文學即使在今天遭受冷落，但能在未來彰顯其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然而這種期待一直是很值得存疑的。尤其是在人類進入除了陽光、空氣和水暫時免費的商業時代，物質化的世界已經形成，科學與假設正不斷加速變為現實，現代技術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成為主導當今人類發展越來越重要的力量，世界的主導模式正由經濟政治學向科技政治學轉變。以至于今天，一切當下的存在，倘在當下未能彰顯其更多價值，其未來的價值如何也需要慎重考量。文學是生活與想象化合情感的精神產物，時代的變遷作為一種存在，為文學想象提供了飛翔的翅膀，人的思想情感作為一種反射也在不斷變化，更趨豐富和復雜。一方面是傳統文學面對現實世界的收縮，而另一方面是多種非傳統文學的不斷呈現，它們帶來由新的觀念、視界乃至于技術、語言等方面構建的新文學空間，不斷呈現出與傳統文學鼎足的多元格局。對于當下文學呈現的這種形態，哪怕是非常細微的特點加以考察，深入客觀進行闡釋、判斷、分享和引導，或將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

應該說，這是一個文學的最好時代，也是一個文學的最壞時代。之所以說是最好的時代，不單是因為媒介的豐富與拓展，而主要是因為文學在新技術新思想的推動下充滿了虛擬和虛構的無限可能，雖然這種可能日益顯得艱難。可以說，在人類數千年的文學發展中，從文學文本樣式而言，依然是韻文和散文的劃分，從語言而言基本仍是古文和今文之分，只有當我們將時間的刻度劃得再細致一些，才看得到散文詩歌小說等藝術形式的存在。而正是在這個時間刻度上，我們看到了自《山海經》以來的文體演繹，但是自魏晉以來這種演繹日益變得緩慢，文學實現超越的難度日益加大，重復的風險愈加普遍，一般閱讀加上慣性思維就能構成慣性寫作，語言、形式自覺不自覺受到傳統和經驗的束縛。當我們將若干個十年的文學作品進行環比，除了時代氣息，基本難以看到更多本質的嬗變新質。但也是今天，文學所面臨的無限可能，正在向跨門類、跨形式、跨學科泛化發展，使這種無限可能也同時得到拓展，它更多關涉到解釋說、語言說、批評說、技術學、心理學、神經學等林林總總的領域，對于天才作家而言，他可以自由挪騰跳轉而構成藝術生產，對于平庸的寫作者而言，則意味著無限重復與顧影自憐。之所以說這是一個文學的最壞時代，乃是因為文學在社會精神構建方面能效的萎縮，文學在當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面對這樣的設問：不閱讀文學作品會怎么樣？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各個維度的擴展，但是至少，現實生活中這種實例正呈現出可歸納的增長態勢。或者可以說，文學對于個體精神性的構建是可以有起止的，除了國民人文教育的浸潤，人們對精神性的需求已經具有多種現實的替代方案。這當然也是文學在當代開放性的一種呈現形態。

除了面臨這種兩難，文學還面臨著對現實想象、對未來創想的困難，眾多確定性之后是眾多或然性，需要換一種聲音、換一雙眼睛、換一種語言構建新的視界，我們需要對語言前、語言本身、語言構成文本以及文本后進行邏輯性考察，使文學的無限可能得到新的破冰般的拓展。我一直認為，文學始終屬于它的時代，它的延展是不同時代的客觀構成。包括歷史上和今天的文學形態，主要都不是由誰規定實現的，而是在時代的嬗變中歷史性地形成，因此審視今天的文學成為一種責任，將可能使文學與它的時代構建更為生動的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青年學者廖令鵬推出了其學術著作《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作為年輕的新銳批評家，他長期關注文學發展，近些年將視野聚集到新城市文學，對文學在當下面臨的眾多問題進行剖析思考，在文學處于多元和兩難中現實情境中，提供了一些鮮活的觀察視點和應予關注的新興話題。我在本書全部的結構中，初步看到了廖令鵬試圖構建的某種體系，它們至少包括了開放論、語言論、價值論和作家論，相互間具有邏輯遞進或關聯關系，它們共同解釋了廖令鵬觀察中的新城市和新語言。

從新城市文學出發，這是廖令鵬觀察的起點，這個起點的“根”當然長得很深，其“須”也能窺見一斑。究竟什么是新城市文學？這需要廖令鵬從現實和邏輯層面作出他的回應。他主要考察其“新”的當代性與現代性，即新色彩、新體驗、新觀念等，認為這種文學的色彩更鮮艷、經驗更復雜、形式更多元、語言更迷人、不確定性更多，并且已然創造出中國文學新的想象空間。這個命題的價值，在于暫時斬斷了傳統，加載了開放性和未來性，為文學重新設置了一個維度。當然，對于新城市文學，廖令鵬并非該命題的提出者，他更多的是觀察者參與者，這也使他的觀察呈現出客觀、多元和包容。他在新城市文學這個命題中，找到了“新語言”的異質性來探討當代文學新的語言經驗，這是一個非常獨特有效的視角，正是這個“新語言”，構成了新城市當下對現實的種種指認，或者說，所謂的開放性，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語言獲得的。對于文學而言，“新語言”猶如浩渺星空，充滿了無限期待。文學語言究竟是什么呢？它不單單是聲音或文字，還應看成表達的全部元素，包括幫助表達的象征、暗示、聯想以及構成的形式、意味、生發等，是能指抵達所指的全部。語言是一個人的思維表現，是一個人的隱喻，也是他與時代和社會構成的基本存在狀態，語言本身是開放的，一些寫作者總是想將“語言”捉拿在手，追逐把握住語言的確定性，使得他的語言常常從文學語言退回到公共語言背后，進而漸漸失去了豐富性和獨立性。文學語言的特質在于，每一行字都是溫熱的，每一個字都是直立行走的，它在“新城市”經驗中已經突破文字本身。對正在生成的現實情境中的“新語言”予以考察，使廖令鵬獲得了不一樣而十分有價值的觀察結果，對文學的觀念、形態、生產、傳播等獲得的新開啟，從而又將暫時被斬斷的傳統連接起來，在一些否定中獲得新的視野。

一切觀察視野的獲得，不能完全基于某種假想或設想，同時還需要在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中形成。廖令鵬對新城市文學的考察，也是基于眾多的觀察與碰撞而形成的思考。語言如何抵達現實與真實，如何解決“城市言說和城市語言之間的現實困境，很大程度上緣于對城市居民現實性與物質性的指認與偏好”，在廖令鵬看來，數據化真實可能超過情感真實的困境下，只有文學語言才能更深刻地覆蓋對現代性和精神性的虛構與想象，這也才是作家的真正價值所在。在現實與觀念之間，語言確實充滿奧妙而極其重要，直接關乎真實力量的強弱。語言的意義自然是基礎性的，語言的情感力量才是帶領人們志愿進入現實的法寶。開放文學之所以成為可能，除了語言自身提供了拓展，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也提供了自由文明的空間，它天然地與現代性、當代性關聯。在對開放文學的歷史表現進行溯源后，廖令鵬回到了現在，提出了文學的封閉與開放，認為動態多樣化是開放社會最基本的特征，而開放文學則是將政治、哲學、教育、藝術等融為一體，具有自由表達、寬容平等、不斷變化等特征，體現的是個體的思想觀念，而非社會的義務；它激起的是人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在這個意義上，開放文學是一種不同以往而面向未來的文學，尤其是相對所謂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我一直也承認文學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的基礎，恰恰是極其多元的不斷發展的學科支撐，而其建立起開放性后，它又以文學的文本指向跨界融合，猶如在多元紛繁中隨意一束，在跨界融合中實現開放的循環上升，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單調重復的循環。廖令鵬通過對《紅樓夢》切換視野的考察，引入了不確定性、動態文本、公共參與、未完成狀態等開放特性，進而聯接到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重申了泛文學的概念（我認為非虛構也是一個泛文學概念），提出了文學的文本必須重新予以考量的看法。由此，進一步闡釋了“把文學作品做成看、聽、讀、觸等’多覺’參與的互動文本”以及“融合了紀實、小說、詩歌、散文、新聞、戲劇等文學體裁和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神經學等等的作品”的觀點。應該說，這種觀察與實驗十分先鋒前衛，幫助將我的一些想法從宏觀引向現實和具體。在廖令鵬的觀察中，開放文本不是一個理念，而是不同的具體存在，比如微博等新媒體給小說帶來了“禮物”，也給小說制造麻煩，公共參與決定了小說的未完成性，但“因為小說那廣袤的想象空間的存在，決定了小說不死的命運。”小說家注定當不了思想領袖，他們的小說只能作為一種參考，由此廖令鵬提出質疑：傳統的話語模式還能否真的體現文學的價值？這種質疑，是文學正在走向開放的內在沖動。

在對開放文學的持續觀察和思考中，深圳文學是廖令鵬的一個重要樣本。在《當代文學的一種改良》一文中，他較多地回到了他所在的城市——深圳，勾勒出近10年來深圳正在探索的“文學改良”，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在他看來，當前的文學存在結構性文學和普惠性文學兩種情勢，而時興于深圳的全民寫作計劃、社區文學則是具備一定開放性的新文學形態，表現為文學自下而上探索新的組織模式，文學下沉社區擁抱現實的新特點。毫無疑問，這種觀察是積極而敏銳的。當然，考察開放文學無法繞開正在流行的科幻文學，科幻文學是當前中國文學的一個振幅波段，它面對新的科技現實正在盡情展開想象。在我看來，科幻文學的指稱也是因為論述的方便，依然沒有脫離現實和浪漫的傳統。如果我們能夠倒推時間，我們當下有些非常現實的作品在100年前或也曾被視為那時的科幻文學。科幻文學或者也可以看作一種未來主義的文學，因而科幻文學以其對未來現實的想象能夠較為典型地體現開放性的特點。基于科技現實的人工智能，正考驗著人們新的思維空間以及人本身面臨重新異化的困境，廖令鵬根據青年作家王威廉、郝景芳、韓松、陳崇正和李德南等人的科幻作品或論述，總結出幾種“感覺驅逐身體”的表現，包括人機新感覺、倒立或懸浮、虛擬現實、分身或折疊等等，“科技塑造了生理感覺，智能屏幕逐漸剝離了存在。”感覺驅逐身體的“仿佛存在”是廖令鵬的又一重要發現，這個發現令我一陣驚喜。這是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一種新鮮的存在，但它尚處于困惑、焦慮和迷茫之中，“仿佛存在”因此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很長時間，我一直在思考由鄉村熟識社會進入小區（包括社區）半陌生社會帶來全新的人與人關系的理解，這種“仿佛存在”給予我新的啟示。在他看來，在科技現實、科學現實與科幻現實之下，還存在著個體現實和共同現實，“科X現實下的文學，由于人機共創現實及虛擬現實的原因，作者的權利將越來越小，全知全能的敘述根本不可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廖令鵬的這一發現，其實透露出的是在科學技術背后蘊藏著的對未來世界的展望或擔憂，科幻文學必須在科學技術和后人類世找到想象路徑和接口，不能簡單以“后現代性”來敷衍一切，對于未來的未知，根本就不是“問題”，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永恒現實。這種考察的價值在于，它使我們對文學的理解更加豐富多元，更為這個時代的新文學現實的到來做好認知準備。

對開放性和新語言的考察是這部著作的重要邏輯基礎。在其后的章節中，廖令鵬深入具體，相繼討論了先鋒文學等種種標本，挖掘了新城市文學的價值創新，對新城市文學的幾種情態進行了考察和論述。這種考察發現和論述成果，應該留待讀者去探尋發現。我想指出的是，基于開放性和語言，廖令鵬在其中做出的種種富有成果的努力。眾所周知，對于文學而言，從來不僅僅是創作所形成的某個文本，這個文本必須置身于現實中，更開始于文本之前的全部，也不止于作品的完成。對于觀察來說，這種之前和之后尤其顯得重要。廖令鵬的觀察深入到近現代以來西方的經典哲學家、作家、詩人以及當代一些非常活躍的作家批評家，從中獲得啟迪和暗示，他的觸須甚至還伸展到了神經學、物理學，盡管有些內容屬于評述，未能得到繼續深入，但大多也是因為需要把邏輯理順，從而找到新的發現，如在重新解讀“陌生化”形式問題的基礎上，在考察布萊、狄金森、阿司貝利與特朗斯特羅姆這幾位西方重要詩人的創作之后，發現詩歌語言的奧妙在于所指另有蹊蹺，與語言及意義的形成機制相對應的，詩歌的可能性在于“三情”即情結、情感與情緒。這是理論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獲得的一個新的思想觀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覺得詩人和評論家都應該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在考察先鋒詩人余怒的詩歌中，廖令鵬提出了“余怒詩歌的意義，不在余怒那里，而是在讀者那里”的認識，這正是開放文學的體現。在觀察當代詩人臧棣的創作時，發現詩人如何由語言通向生命、通向神秘，通向更廣闊的世界。這種認識或許是簡單的，但它并非來自于個體經驗，而是來自于理性的分析。這是因為，在他的觀念中，文學的最高價值，一定是打通了歷史、當下和未來的價值。出于對深圳的鐘情，他還逐一分析了鄧一光、薛憶溈、南翔、丁力、吳君、蔡東、陳再見等一眾深圳作家的作品，或許，這也是這些作品第一次獲得開放性視野的闡釋與解讀。關于這部分作家論的內容，也可以視為對他的開放論、語言論和價值論的細致引證。但如果僅僅被視為注腳，或將錯失一些有益的思考——他的有些珍珠，還散落在在一些貝殼之中沒有得到及時清洗。

無疑，《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是一部頗有見識的探索性著作。而作者的見識，在于他對敏銳有著獨特的把握，在于他注重學養的持續積累，在于他對文本的有效闡釋和發現，也在于他那雙眼睛里的獨到而冷靜的識見，而他的這種“見”又往往見本心、說真話，顯得極為可貴。在我的印象中，廖令鵬愿意進行大量的閱讀梳理，自發對一些新的現象進行思考，關注比較文學變化，辨析思想火花，鑒賞美學意蘊，展現出非常平實的學風，常有不輸于學人的洞見發現。從這部著作，我又察覺到他在批評世界中萌生了新的東西，逐漸建立起一個獨屬于他的價值坐標，這個坐標當然不是以深圳為坐標原點，而是從紛繁蕪雜中向現代文學價值本身回歸。所幸的是，廖令鵬正好從事與社會科學研究有關的工作，正好幫助他有了寬廣和客觀的視野，使他對人和社會的把握更真切，因而也能通過他的發現抵達更多的價值。

深圳的文學評論很長時間殊為薄弱，鮮見有人比較系統地對其從學術上進行總結，把握理解一些新的趨勢，嘗試一些新的價值發觀。對于深圳文學的理論性總結，一些內地批評家常常走馬觀花，鮮見客觀公允的文本，一些本土批評家專注于此，反而有所收獲。廖令鵬及一批民間文學批評家，始終堅信深圳文學作為一種新城市文學的獨特形態，其文學價值和人文價值均有昭彰之時。經過十余年的積累與沉淀，他們也許一時還沒有學院派的磅礴與恢弘，卻把批評引向了讀者和文本，讓傳統的寫作見到思想的光芒和藝術洞見，在深圳乃至全國為一批青年作家作品和閱讀之間試圖重建文學的尊嚴，這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銳氣，需要端莊的認真和嚴謹，也需要實實在在的堅持，讓人尤其感動。

廖令鵬原本也從事過創作，后來轉向文藝批評，現在看來他的這種轉型是妥當的。文學批評的難度可想而知，廖令鵬既已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愿意獨坐這個冷板登，他也因此展現出自己的雄心和抱負。我想，以這部《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為起點，在不遠的一天，我們或將可以看到，在批評這條道路上，在新文學批評這個領域中，他手里握有一根繩子，上面不僅綴滿作家的名字，也綴滿思想和美的珍珠，他們共同構成關于價值、人性、本質、未來之類的結晶，應將能令人一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