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因為生于并長于少數民族眾多的省份，我很少主動意識到自己的“少數”身份。這是片一層山一層人的神秘土地，每一層山里的人幾乎都會擁有幾種不同的語言；當我們說話、歌唱，先天的高亢音色和多聲部的和音在這片土地上回響，就像西域大地上延綿不絕的山脈，高低起伏參差錯落。當我們用各自的母語親切熱烈地呼喊和應答，就會知道對面的山巒、山坳全部都是本族的地界。

——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光景，是身處現代文明的我們關于農耕時代鏡像的回望和想象。如今，我們熟練地使用漢語交談、交易，也用漢語思考、寫作。即使在以少數民族風情為噱頭的旅游城市里，我們無法通過人們的面容、衣著、神情將那些原生的“少數”從擁擠的人群中辨認而出。現代生活以它千篇一律的節奏消磨和消弭著人們所剩無幾的鄉愁。鄉愁是不需要共同語言作為鋪墊的，這個時代，只要邊遠地域和異質文化用自己的語言發聲，無孔不入的商業文明就會立刻將其裹挾成一種粗暴的鄉愁儀式，然后被消費。

很難說出“少數”的意義，對于一個不斷同化和擴張的世界來說，它是否是一種堅韌的抵抗和留守。它們在自己的“慢”里，沉淀自己的記憶、習俗、血統、魂魄、根系、故土。少數族裔的身份是毋須辨認的，只要我們扎根在古老民族的根系中，我們的骨血必然會被傳統所灌溉和滋養。現代生活以其迅猛的速度進行著各種“移植”、“扦插”和“重栽”，我們生活的空間越來越相似，城市像一塊塊在世界漂浮不定的積木，人們乘坐高速的交通工具去往他鄉。只有那些根系還在土地上的人，甘于緩慢、用腳步丈量土地的，人群中的少數，他們才知道枝椏朝著向陽的方向生長，才能真正回到故鄉。

在這個意義上，我愿意確認自己的“少數”身份，如同詩人總是站在這個世界的邊地。

作為一個白族的后裔，我卻在藏族聚居地出生、度過童年；在納西族聚居地度過青少年時期；在粵語文化地區生活、寫作……這些生命印跡讓我感到巴別塔無法建成，它也不必建成。我們在塔底尋找到棲息地，在這里我們守護著各自蓬勃跳動的心。重要的是，無論是語言，還是其他形式，我們能夠體認同樣的悲傷和狂喜，同樣的苦難與榮耀，同樣的愛、信仰和美。

當蒙古長調傳來草原深處的哀傷；當鞏乃斯河畔的牧馬人唱出哈薩克人遠久的愛情；當漓江上傳來男女繾綣柔情的對歌；當楊麗萍的孔雀舞帶著山野的空靈寂靜……我們不僅感受到他們作為少數族裔的舞蹈歌吟，也在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中返回我們各自的家鄉，那里有人類最基本的信念和文明支撐。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不是作為審美而存在，然而他們的天性似乎更多地保存了一種與自然萬物共通的原始力量。因為“少數”總是偏居一隅，自然的恩賜和施洗，讓我們更加珍視大地上發生的事情，敬畏那些我們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事物，也更加著迷于自然本身的更迭和運轉。

一個民族就是在這樣的生命體驗和積累中形成自己的心跳節律，它有可能被外界打亂，也有可能由于自身的生長、病變而更改。它對于族裔中個體生命的意義，也許就是賦予他們一種脈搏，哪怕我們容顏已改、鄉音不存，我們還是能通過相似的頻率，精確地回到熟悉的呼吸吐納中，回到我們的故鄉。

詩人通過詩歌的方式與世界建立聯系，無論我們用什么方式成為島嶼，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無論民族、職業、生存狀況等等，用各種方式呈現的“少數”，我們都為世界提供著獨特的經驗、記憶，甚至富有傳統和創造性的疆域。誰又能說“少數”不是“中心”呢？

不需要明辨“少數”，民族血液的根須會頑強地喚醒我們的知覺和鄉愁。也不需要刻意在“少數”中畫地為牢，我們的天性已然賦予我們旺盛的生命力，而我們的天職，作為少數中的少數，我們還鄉并守護。

如是，處在更廣闊的疆域里，作為少數民族詩人的我，不過是通過漢語，一次又一次還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