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曾經提出過一個精辟而又耐人尋味的觀點：（在小說中）“正常的人物占有美德，而怪異的人物壟斷活力”（《文學閱讀指南》）。這或許能夠解答長期以來對作家和讀者兩方都形成困擾的一個疑問：為什么在敘事文學作品中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反面人物（此處的“反面”，不僅是指道德意義上的“惡”，還包括伊格爾頓所說的“怪”和“異”的成分），而非作者苦心孤詣建構起來的“正面”形象。對此，陳崇正顯然深有體會。就像他所傾心的文學偶像王小波那樣，陳崇正也在自己的創作中恣意地揮灑著奇思妙想與批判精神，建構起一個充沛著“怪”“異”色彩的小說世界，或曰“南方異托邦”。

陳崇正早年曾先后用過“傻正”“且東”兩個筆名，后來才換回本名進行創作；可以說，“傻正”和“且東”代表了他小說創作的“學習時代”。從他這一時期的小說中，明顯可以看出一個初涉創作的文學愛好者以前輩作家作品為范本，努力在模仿借鑒中練習敘事技法并逐漸探索個人風格的痕跡。它們日后被集中收錄在小說集《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中（另有幾篇散見于《遇見陸小雪》和《折疊術》），并被統一歸入“十一種恐懼”的名下：出生并成長于“一家都是膽小鬼”“每個人都有膽小的故事”的家庭，“多年以后回望這些場景，我突然發現，恐懼的對面，并不是勇敢或不恐懼，而是站著麻木……麻木是我們的另一個真相，附著在恐懼的背面”，因此，“我要書寫恐懼，它才是勇氣誕生的源泉，它才是大多數人腳踩之處的質地。活在恐懼中，與恐懼共存，是我們真實的狀態”。而在一次對談中，他進一步將這一批小說所要傳達的“宿命”和“恐懼”主題歸結為“一個人在特定時空中的生存感覺”，即“生存”中“內在和深層的焦慮”。這也為我們理解他此階段的創作提供了一把鑰匙。

“恐懼”被直接反映在《我的恐懼是一只黑鳥》的題目中，并由此成為整部小說集的書名。主人公“我”和二叔一個“傻”一個“癲”，被村里人視為“癲狂”的二叔，終其一生都在和“恐懼”作斗爭。他恐懼的核心是死后被火葬，小說的主要內容，就是二叔為了避免死后被火葬（包括尸體被人從土里扒出來）所做的種種努力，充滿了荒誕感；更荒誕的是，他認為“人出生以后，身上還是覆蓋著看不見的殼……就在30歲，人身上的殼就開始變軟變脆，最后破掉，那時靈魂才剛剛出生”，而當靈魂被孵化出來，人的軀殼也便漸漸失去意義，甚至連飯都不必多吃。因此，“在半步村生活，最大的本事，就是要學會如何發呆”，聽從命運的安排，向死而生，更無需像二叔那樣為死后的軀殼能否入土而擔憂。對存在主體的深刻認識，便通過這樣一個看似荒誕的故事傳達出來。

類似的主題和表現形式，曾在“先鋒文學”和“新生代小說”中反復出現，并成為陳崇正在“學習時代”模仿、借鑒和練習的一個重要方向。他將對命運的思考與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焦慮結合在一起，灌注于自己潛心營構的敘事迷宮之中。小說《替身》的結尾，群眾演員老徐為了救曾給自己帶來種種屈辱的苗導演而被鐵架壓住，卻靜靜地從口袋里摸出三顆大棗，把它們全部吃完。這個荒誕的定格鏡頭意味著，對于普通人來說，善良并不能為自己換來尊嚴和幸福安穩的生活；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所能支配的僅僅只有“三顆大棗”，把它們吃完，一生也就走到了盡頭。《沒有翅膀的樹》同樣是寫普通人面對生活苦難而進行的無望的抗爭：為了能讓孫子上市里的學校，曾經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把“人死鳥朝天”當口頭禪的段老爺子決定“碰瓷”，找個機會再讓校長開車撞自己一次。陳崇正致力于荒誕書寫的目的在于警醒世人認清生活的真相和悲劇的源頭，并藉此重新證明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尊嚴。在古希臘神話中，看見美杜莎真實面孔的人無法擺脫變成石頭的悲劇；但是，這石頭卻有可能成為擊碎生活堅冰的一種力量。

潮汕山間的“半步村”及其所歸屬的“碧河鎮”，是陳崇正小說敘事的原點。他不僅在眾多篇什中直接書寫發生在“半步村”“碧河鎮”里的故事，那些在“西寵”“東州”等城市里打拼的普通人，似乎也是從這個村莊、小鎮走出，并往往難逃還鄉的宿命；或者說，這些城市不過是放大了的“半步村”和“碧河鎮”而已。他將7部以半步村為背景的小說結集為《半步村敘事》，將書寫“我的碧河世界”的中短篇結集為《折疊術》，而帶有明顯科幻色彩的中篇集《黑鏡分身術》，五幕內容彼此相關的神秘劇也是以“半步村”和“碧河鎮”為背景上演的。

然而，陳崇正筆下的南方村莊和小鎮并非是完全“寫實”的。短篇《碧河往事》如巴什拉所說的那樣借空間保存并激活記憶，試圖反映和反思動蕩年代對普通人肉體與心靈的雙重戕害，以及這種戕害綿延數十年的后遺癥；盡管其情節因一位老人的精神失常和作者采用的限知視角與限制敘事而顯得云山霧罩，但它無疑還是一個純粹的傳統“現實主義”文本。而在陳崇正筆下更多的“半步村敘事”中，一種近似“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將鄉土、現實與幻想糅合在一起，正如巴赫金所說，“強烈感覺到完全可能存在另一種生活和世界觀，絕不同于現今實有的生活和世界觀（并清晰而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小說塑造現今生活形象的一個前提。”《你所不知道的》中，“我”回鄉奔喪，參加矮胖子叔叔的葬禮并為他守靈，卻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場綁架案，親眼目睹苗姑姑斷手和孤兒小丁斷指的慘劇；《秋風斬》里，妻子阿敏親歷車禍而誘發出當年一樁焚尸案的回憶，從此陷入迷狂，并使全家人的日常生活都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夏雨齋》中，外曾祖父留下的日記懸念重重，其中關于“分身術”和小和尚預言的記載，與海外華僑的隱秘歷史交融在一起，使這篇小說成為整部《半步村敘事》中最難以索解的謎團。而小說集《黑鏡分身術》里那些賴以支撐敘事的、大膽而又玄妙的設置，諸如破爺引入“魂機”治療“樹皮病”以及隨之而來的“買賣記憶”（《離魂術》），胖和尚（“且幫主”）坐在水晶椅子上被球形閃電擊中而分身為三人（《分身術》），絕癥“雞鳴病”最終需要從雞屎中提煉解藥（《停頓客棧》）……則儼然使“半步村”變成了一個在烈日、大雨和臺風中飄搖的南方“異托邦”。它閉塞、混亂、無序，落后于時代又脫離現實社會，充溢著濃郁的巫術色彩。伊格爾頓意義上的“怪異人物”隨處可見，恰如福柯給“異托邦”所下的定義所說的那樣，“反映、呈現、抗議甚至顛倒正常空間的邏輯”，足以“擾亂人心”；而無限的活力與可能性，也便由此得以孕育、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