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國兩大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兩大戰略對應兩大文化：粵港澳大灣區——嶺南文化，長三角——體化江南文化?？梢哉f，這是中國經濟的兩大發動機。如何從文化角度呼應總體國家戰略設計，是本文用心所在，也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化未來走向的一次探討。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各有個性，各有天地。表面看均受海洋影響，但文化性質迥異。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對話比較有無可能性？探究這個問題的意義何在？是本文的學術目標。

關鍵詞：嶺南文化；江南文化；國家戰略；文化比較；對話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新實踐。中國兩大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兩大戰略對應兩大文化：粵港澳大灣區——嶺南文化，長三角一體化——江南文化。在此背景下討論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比較對話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具有多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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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

由北向南千年培育的結果

所謂“江南文化”歷史上涉及領域不小，邊界并不十分明確。比如江蘇，亦分南北，南北之中的南京可為例子——南京人不認為他們屬于江南。目前公認太湖周圍一帶屬于江南——蘇南的無錫、蘇州、常州，還有揚州——是江南的核心地帶。上海近代崛起，對江南文化產生大的推動，也為它帶來一些新質。浙江因為有了杭州，進入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境界，歷史上文風浩蕩，與江蘇同稱“才子之鄉”，習慣上也是同氣相求，譽為“江浙”。不過，我們可以暫時不必糾結地域邊界，把注意力更多地關注江南文化的特征與內涵。

中國文化有一個“北上南下”發展軌跡，到南宋以后徹底“南方化”。南來北往中，江南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這也是江南文化成為中華文化主流的重要原因。比如，江蘇有一個明顯特點——“才子文化”，其乃中國科舉制度最為彰顯的地區，中國科舉博物館建在南京，可謂合乎情理。江蘇與浙江在歷史上的進士數量，一向高居榜首。當代中國兩院院士——江南占80%，也是最高的。明清之際，江浙一帶高度發展，科舉也登上頂峰。再往前，南宋時候，僅蘇州地區就占了全國稅收的八分之一，物產豐富，富甲天下。江蘇可謂人文薈萃、底蘊深厚。

相比之下，廣東在張九齡開通梅關古道以后，開始各方面大發展，第一位狀元就出現在唐朝?？婆e考試在中國幾乎是讀書人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出路，而江南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形成了“文人文化”。江南貢院曾經是中國古代最大科舉考場，鼎盛時可納二萬余名考生同時開考，為全國貢院之冠。難怪一位江南作家有名言道：“科舉是第五大發明，一千三百年承傳，清朝取消，國就亡了。”加之江南故國，十朝舊都，絕代風華，千年培育，蔚為大觀：江南核心，江蘇浙江；江南水鄉，詩書傳統，古代狀元人數為中華之首；文化繁盛，遍地精英；名美鎮，名美食，名美物，名美景；歷史積淀深厚，文化內涵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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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有機組成：

結構多元、獨樹一幟

嶺南是一個明確的地理概念，五嶺之南，南方的南方。五嶺一詞，兩千多年前《史記》中已然出現。嶺南，北枕逶迤五嶺，南臨浩瀚大海。實為“以山川之秀異，物產之瑰奇，風俗之推遷，氣候之參錯，與中州絕異”的人間樂土。[1]嶺南大致指廣東、廣西，以及越南一部分；再包括海南——海南建省以前長期隸屬廣東，其文化也與粵西密切相關。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嶺南文化中的廣東文化。或者說，以嶺南文化的代表廣東文化為主要關注對象。

世界上許多事物，當其呈現不同側面——尤其是看似矛盾的不同指向時，常常是最具魅力的，內涵也會因此而倍加豐富——廣東文化恰巧如此。應該說，涵蓋廣東文化的嶺南文化具有看似悖論的兩大特點：與中原、荊楚、巴蜀、吳越江南文化長期整合，慢慢成型；同時，由于文化結構復雜多元，地域特色鮮明而獨樹一幟。奇妙之處還在于擁有一個雙重性：封閉性與開放性。五嶺與大海一道形成地理障礙，使嶺南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但廣東人很早就開始探索海洋，隨著航海造船的進步，逐步走向世界。在封閉性中又具有開放性，看似矛盾，其實相輔相成。海上貿易至秦漢始即培養了廣東人的商業傳統：“廣東富盛天下，負販人多?！?。雍正皇帝也因此斥責：“廣東本土貪財重利，多將種龍眼甘蔗煙草之類，致民富而米少?！币虼?，廣東“被推為華商之冠”，經商已然成為廣東男人氣質之一。[2]

廣東與廣西關系融洽，但生意多讓廣東人做了。廣東人去廣西買米再轉賣天下。即使明清海禁之時，仍有粵人鋌而走險者下海貿易，成為巨商。大批廣東人出洋謀生，對西方先進的文化科技少有拒斥。尤其到了近代，反傳統超前意識凸顯，與古越族的遺風舊俗奇妙并舉。這恐怕也是深知中西文化交流益處的著名學者林語堂先生，在《北方與南方》[3]一書中對中國人反思卻意外地高度評價廣東人之緣由吧？或許身為福建人的林語堂因地域近鄰而能讀懂廣東人。簡言之，廣東人不受中原儒家正統學說束縛，不受“父母在，不遠游”觀念限制，闖大海，闖世界，并由此抵達開拓進取的人生境界。

2003年，筆者第一次訪問珠三角江門的開平碉樓，驚嘆于碉樓的中西合璧，一座座碉樓頗有些不協調地靜靜矗立在田野村落。知聞開平碉樓入選廣東唯一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的第一反應是：外國評委看重其中西交流特征。同時心中憤憤：依舊是一副“歐洲中心論”眼光。我的迷惑還在于開平碉樓里看到的兩幅放大照片：一幅是北美甘蔗林里帶著鐐銬的華人勞工，衣裳襤褸，不堪折磨；一幅是上百男青年聚集在開平碼頭，準備隨海輪赴國外務工，其人群蜂擁，表情躍躍欲試?！邆鬟_了完全相反的歷史信息。難道碼頭是騙局，鐐銬才是苦難真相？十年后，我在《廣州文藝》雜志主持《廣州人，廣州事》專欄，一做就是六年半，大量關于廣州的信息使得疑惑漸漸解開。一個結論清晰地躍入眼簾：廣東，離大海很近，離世界不遠。而碉樓恰恰是面向世界的物證，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兩張照片又均為事實，同時展示了歷史的不同側面。“一枚硬幣的兩面”似無法囊括：一個多邊形立體的多面，無數個交錯的意外，亦或是并不意外的歷史交錯。比如海外移民，不同歷史時期會呈現出不同情形，甚至截然相反的結局。

2000年以來，“北上廣”再加上深圳，一線城市構成熱點話題，其中廣州地位始終被質疑或“唱衰”。北京首都地位不可撼動，明里暗里較勁的就是上海、深圳，現在又有杭州、天津、重慶、武漢、成都等城市，大家都急不可耐地要躋身一線城市，不爭面子爭口氣。2016年，一張郵票選了“北上深杭”四地風景，廣州一些文化人不樂意了，并且埋怨：廣東本地人“不爭氣”還不要緊，“不生氣”才是麻木。筆者在廣州老城荔灣區開會，聽到一句話非常入耳：從從容容生，淡淡定定活。網上熱議廣東人之淡定——舉例為騰訊微信總部曾經落戶廣州珠江電影廠對面“TIT”創意園。據說當時微信總部連牌子都不掛一個，平常安靜如中低價位花園住宅區，誰料到臥著一條大龍，身價連城卻素面朝天。對于廣州人不爭態度，有人認為：老廣從不稀罕榮辱，一向處變不驚，既為南大門，有風自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文化人急，與老百姓關系不大，茶照飲，地球照樣轉。也有人認為：這恰是廣東性格，寵辱不驚，不卑不亢，淡泊自在。

2015年以來，廣東財經大學社會系師生在順德樂從鎮的鷺洲村與沙滘村，對當地的華僑問題展開田野調查。這種“不放過每一片樹葉”的鄉村行動，從田野起步，從歷史與現實中尋求真相，不受限于當下流行觀念，竭力回到歷史現場。田野報告凸顯了一個事實：事實基于愛國華僑資助鄉民向海外求生存求發展；觀念基于他們對國家邊界的多重選擇。世界、非洲、生存國、故土祖國，均已納入生存活動區域，同時亦進入觀念視野。麥思杰博士團隊的調查中，有一位華僑堪稱典型：即廣東樂從沙滘村近代著名“僑商”陳泰（1850—1911）。陳泰最初在馬來西亞挖礦致富，后回到沙滘村定居，他將三個兒子派往南洋、馬達加斯加、留尼旺從事貿易活動，還大量資助族人在不同的地區投資貿易。在陳泰雄厚資本的支持下，沙滘陳氏族人的生意遍布南洋和東非。人員、資金、商品在這個以沙滘為中心的網絡里來回流動。沙滘西村也因此成為了樂從遠近聞名的富裕之村。由此可見，幾百年以來，廣東人一直向海外向世界流動、移民，謀生存、求發展?？芍^“凡有日影處，皆有廣東人”。[4]

還有一個例子同樣具說服力。即被譽為“中國第一僑鄉”的廣東臺山，它不但在海外移民與本土居民人數的比例上全國領先，而且曾經是最早的國際化區域。臺山被稱為“小世界語社會”，臺山話夾雜英語成為習慣，臺山人錢包里裝著“萬國貨幣”，歷史上曾有臺山一縣僑匯收入占全國僑匯三分之一的盛況。不僅如此，廣東還有潮州的僑批、汕頭的開埠、廣州的十三行、黃埔古港、珠海的容閎、客家的下南洋，等等，不勝枚舉。廣東人的視野早就面向大海，廣東人的足跡早就遍布世界，所以，他不會目光局限故鄉，他不會糾結與一時一地的毀譽得失。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明白廣東人特有的從容與淡定。明白此道理，將倍感“廣東社會”精彩的一面。同時，也將其視作廣東文化獨特的一份魅力。

嶺南文化有大傳統，也有小傳統；有大文化，也有小文化。宏觀微觀，千變萬化。比如，廣東粵東的潮汕，自古有潮州八郡之范圍，文化是一體的。而現在列入潮汕的汕尾，則向來不是潮汕文化的范圍，汕尾是化外之地，海陸豐是多種文化交匯的地方：“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敢作敢為，民風彪悍，汕尾自有文化個性。走私、海盜的民間傳統相當豐富，海盜在廣東絕對是個重大題材。廣東文化的氣場強大：這座城，把所有人變成廣州人；這個省，把所有人變成廣東人。——如此磅礴大氣，表面不動聲色，內里堅忍不拔，就是它的特殊之處。外來的文化過了五嶺，就慢慢演變為廣東文化。廣東先秦以來的百越文化沉落在底層，仍然在發酵，或隱或現，產生影響。所以它既是相對封閉的，同時也是開放的，因為這里的人更多的不是向北方，而是向世界看。你跟他說天津、北京、秦皇島，他說：好遠！你跟他講馬達加斯加、南美、關島，他說：很近！本土的廣東人大多有海外親戚。在廣東常常聽到一個類似說法：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海內一個江門，海外一個江門；海內一個臺山，海外可能會有好幾個臺山?！谕饷娴娜丝诔^了本地人口。比如說他的爺爺奶奶在馬來西亞，他的父母又跑到南美去，而他留在中國。因此，他的內心有多重邏輯。其優點就是“向外看世界”。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廣東這個地方雖然都是外來人口多，文化結構多元，但地域氣場強大，文化獨樹一幟，明顯帶有海洋文化氣質。上海也有海洋文化氣質，但與廣東有何異同？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何不同遭遇？恰恰是構成具有難點的研究課題。

專研嶺南文化的學者陳橋生寫道：“中原文化視堯舜周孔為正經，佛道為異術，嶺南則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博取眾善以輔其身，沒有固執拘泥，擇其善者而從，思想自由開放，兼容并包?！盵5]嶺學前輩劉斯奮則將嶺南精神總括為“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三不主義，真是英雄所見略同。[6]

但是，恰恰當中原文化比較虛弱的時候，它就北上進一步補充。廣東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具有中華主體文化缺少的一些元素。[7]

3

兩地文化交流對話的意義與可行性

江南之地是中華文化培育幾千年的重要區域，由北向南，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文化交流碰撞幾千年，江南成為北往南來最為深厚的積淀區。從吳國、越國到六朝古都、南宋臨安、明朝南京，幾千年儒家道家佛家，加上整個西北、中原文化的支持、熏陶，江南文化愈加成熟，風姿綽約，蔚為大觀。杏花春雨江南，已然成為中華雅文化以及斯文傳統的代名詞。我贊成這樣一種說法：江南是北方南方文化交流碰撞積淀最為豐厚的區域，也是斯文傳統的標志。與此對應的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同樣意味無窮：嶺南，尤其廣東，是中華文化由北向南流動的最后一道堤壩。所謂：“南宋之后無中華”也從一個悲觀的方面佐證了這一說法。但是，兩地文化與政治經濟也有不同的起伏盛衰，其內在原因是什么？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這是值得追問的有魅力的學術問題。

以《山坳上的中國》一書風靡海內外的中山大學教授何博傳，早在2004年就撰寫了《珠三角與長三角優劣論》，具體比較了兩大區域的優劣勢。他的一個重要的觀點：中國流域經濟時代過去了，中國3000年的農業發展史正式轉向，其中海港的地位上升，珠江口因此成為重要的對外窗口。兩相比較，長三角地區文化積淀深厚，人才素質高。院士、重點大學、國家級重點專業等分布數量遠超過珠三角。但珠三角的優勢在于外地人才大批涌入，以跨省區計，當年全國約三分之一的外地人才進入珠三角。珠三角，外地人數量大，除經濟原因以外，還與外地人同本地人的文化隔閡相關。[8]這里，就涉及文化問題。從1994年廣東提出“珠三角經濟區”，2003年提出“大珠三角經濟合作”，再到當下“粵港澳大灣區”，所有的努力，其實都落在“整合”二字。這種整合既是政治、經濟的，也是文化的。

因此，嶺南與江南的比較，既有歷史的基礎，也有當下意義。當代學者就不斷地從歷史發展中，尋找嶺南文化地位提升的理由。比如，文化學者曾大興就認為：縱向地看，嶺南文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先秦土著文化階段，秦漢至晚清的貫通南北與融合中西階段，晚清至今的引領時代潮流階段。并高度評價近代以來廣東的崛起乃嶺南文化的一種勝利，也是世界范圍的大勢所趨，是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內在需求。[9]

廣州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比較起來，廣東的海洋性要超過江浙，它的外向型經濟也超過江浙。廣東的特點在于：更多地體現經濟世界一體化。廣東雖然在文化深厚方面可能不及江浙，但它的文化特性不差江浙。這就可能從兩個地方構成彼此平衡。倘若將其視作天平，彼此對等，將有利于進行交流對話。

在這種交流對話過程中，還可以歸納出如下幾種意義：

首先，是中國文化最具有先鋒性和未來性的兩大地區的文化交流。將來中國要產生思想家或者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觀念，可能不是在北京產生，更不可能在邊遠地區產生，有可能在長三角、或珠三角、或粵港澳大灣區產生。所以，中國人在轉型社會進行中，一定是要面向未來。而在面向未來過程中，我們不但要獲得經濟指標，同時也要獲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觀念。這種新的生活、新的觀念，將在“90”后、“00”后——他們身上出現新的文化。我們研究“80”后、“90”后、“00”后，其學術使命是：溝通幾代人。

我們應該確認一種基本態度，所有將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進行比試抑或打擂臺的企圖，均不可取。我們是站在中國乃至世界視野下，去研究這兩大地域文化——對于中國未來發展——它們之間的交流互動。然后，試圖把它們提升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未來的新質恰恰可能出現在這里。我們自信地認定：這兩大地區將引領中國未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觀念的發展方向，我們是站在這樣的一個歷史交叉點：既有過去，也有當下，更有未來，去研究這個大問題。我們每一位研究者，即使擁有地域標記，都不應該帶有地域局限，更不應該帶有地域的狹隘胸懷。重要的不是追溯誰更玄乎更深刻更有份量，共同的使命是擁有中華文化的大視野，去研究與展望它未來的方向。

其次，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擁有不同性質、個性以及歷史軌跡，在兩者的比較中，將出現許多值得探究的學術問題。當我們寫下一個“嶺南文化與江南文化交流的歷史可能性與未來走向”的類似話題，其實也就認定了兩者交流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可以持續發展的工作。比如，我們可以在一個開放式的結構中，不停地觀察思考上海和廣州——在不斷的比較中彼此深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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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文化比較應該具有廣闊視野

近年來，國內思想史研究大大拓展，清楚地意識到思想史研究中，精英與民眾、中心與邊緣、文本與實踐的分野。在慣常的精英視角中，文化思想的“古層”以及“執拗的低音”往往被視而不見。恰如耶魯大學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言，歷史亦具有“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兩副面孔。王明珂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所描述了一個“青蛙爭鳴的夏夜荷塘”：這個典型的情景中一個規律洪亮的聲音，也就是“典型歷史”壓抑了其他的蛙鳴，即“邊緣歷史”。在他看來，對于歷史的整體了解——就在于傾聽各種青蛙之間的爭鳴與合鳴，并由此體會荷塘蛙群的社會生態。學者葛兆光進一步認為要盡量恢復歷史的全貌，不揚善不隱惡，比較全面地讓人知道什么是文化的真相。同時，我們要清醒意識到：原有的思想史描述，往往過于精英化和經典化。其實經典本來不是經典，是一個重新逐漸經典化的東西。而那些沒有被經典化的思想，可能就邊緣化私密化乃至世俗化了。總而言之。我們在兩地文化比較研究中，應當接受這樣的一種追溯文化真相的宏闊襟懷與廣博視野。[10]

陸銘的新著《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是一部回答中國大城市如何發展的學術著作。全書一個中心論點，就是中國的大城市并沒有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謂城市病其實是一種假象；所謂外來人口給城市的承載力予以巨大的挑戰，也是一種假象。他認為，世界的經濟、人才、物流和人們的幸福生活，都集中在大城市，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也是符合人性的。從經濟地理地圖來看，中國的大城市仍然沒有達到極限；從國際視野來看，中國的大城市也并不是很大。經濟學家用夜晚燈光的亮度取決于經濟和人口的集中程度——“空間集聚”的現象，形象地說明全球的經濟活動，一向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中國大城市生機勃勃，其包容性就在他的就業創造。從全球視野來看，中國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廣州，仍然具有大容量的發展前景，而且外來的人口并非負擔而是財富，城市人的養老，包括下一輩的養老，都需要不斷補充年輕的勞動力。一句話，中國的大城市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大城市有很多好的發展前景，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業企業更多，基礎教育的學校規模更大，公路更多，集中居住的排污更少。同時，在大城市可以更好地適應21世紀職業專業化的問題，可以讓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在大城市能找到相應的工作。大城市的低技能者與高技能者，又可以產生一種良好的互補。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更好，信息交流更快，大中小學、圖書館、博物館、大型商場，以及各種基礎設施與文化設施，既可以滿足市民受教育的需要，也可以滿足日常生活的各種需求，從物質到精神的。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服務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將隨著城市化率提高，因為消費型服務業是跟著人和錢走的，只有大量的市場需求，第三產業的發展才能夠得到平臺和機會。[11]

不必諱言，我們在城市里也看到歧視的現象，看到了不同階層的固化，而且戶籍也制約了消費，城市的身份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但是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我們不能因為城市的擁堵、以及環境等問題而取消大城市發展。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一系列數據，出人意料的表明，實際上那些所謂的小城市，其發展承載力遠不如大城市。毫無疑問，作者陸銘是中國大城市發展的推動者，新著無疑是一曲都市發展的歡樂頌。而江南文化對應的長三角、嶺南文化對應的大灣區，正是大都市與城市群的地域板塊。

法國藝術史批評家丹納在《藝術哲學》里提出所謂“三大支柱”研究藝術史，即種族、地域、時代。[12]用此理論觀察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可以打通歷史、種族、文化、藝術、地域、社會、環境、氛圍、時代、心理、民風、民俗之間的隔膜，盡量從整體去把握一個地域的文化。愛德華·W·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里提出的“對位法”的“對位研究”方式或許有所啟發。他認為：“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我們正在討論的文化屬性之構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質特性……而是要把它作為一個有對位形式的整體。”[13]薩義德把這種對位性的二元關系作為研究的“大框架體系”，通過考察“我”與“他”的相互塑造、相互建構的關系，來認識他們的文化身份。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理論。也許江南與嶺南，一個南方，一個南方的南方，并未形成對等的“對位”，也許兩地文化的互動交流并沒有我們了解的那么充分，也許兩者之間歷史文化種族地域尚有天壤之別乃至看不見的鴻溝……但所有這些都無法阻擋我們的跨界，因為，時代已然不同。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的《萬歷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當年在美國的研究困境不可能重演。世界經濟一體化，地球互聯網聯結，人類向外與向內視野的拓展，讓偏見與歧視逐漸云消霧散，讓跨界與分享如虎添翼、水到渠成。同時，我們的跨界研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意義：有效抵抗世界一體化與大數據時代的負面效應。即所有地域文化同質化導致一個結局：所有的文化差異在冰冷的數字編輯與控制中走向消亡。

給予我們信心的還有近代以來，嶺南文化不斷提升地位的現實，其中廣東尤其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廣東一直處在改革開放排頭兵的特殊位置。2018年，全省生產總值躍升到9.73萬億元，今年預計可突破10萬億元，連續30年居全國前列；進出口總額7.16萬億元，連續33年居全國前列。與此同時，區域創新能力、網上政務服務能力均躍居全國第一，PM2.5年平均濃度下降到31微克/立方米，成為我國經濟大省、外貿大省、創新大省和全球重要制造基地。[14]認真研究地域文化與歷史機遇與經濟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形成時間和空間的匹配，也是廣東留給學術界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

（一）上海與廣州

通過以下表格與數據（表一），我們可以更清晰直觀地看到我們重點關注的兩座城市與兩大區域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從地理區位看，兩個城市都位于大江入海口沖擊平原上，地理位置優越。上海占土面積小于廣州，但總人口數量卻超過廣州近千萬人，其中戶籍人口比廣州多出500多萬人，外來常住人口比廣州多出400多萬人。從經濟角度看，在全球城市競爭力上，上海高于廣州；中國城市競爭力方面，兩個城市緊挨在一起；2018年，上海地區生產總值超過廣州近1萬億元，經濟體量比廣州大，但廣州人均收入高于上海2萬余元，民更富。從商業角度看，上海在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上市企業數量、全國百強互聯網企業數量及外企企業數量方面都遠超廣州，而廣州在高新技術企業方面則超過上海。

文化方面，上海是江南文化特別是海派文化的核心，廣州是嶺南文化特別是廣府文化的核心。雖然廣州高校數量與在校生數量略多于上海，但在文化館、公共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等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上，上海多于廣州。或許我們還可以從兩個城市的別名中窺見兩個城市文化的差異：上海別稱魔都、上海灘、東方巴黎，商業色彩濃厚，而廣州別名羊城、穗城、花城，多與動植物、與日常生活有關，上海的繁華是外露的、張揚的，而廣州的繁華是內斂的，日常生活是它的基調。

（二）長三角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

我們同樣可以通過數據（表二），將長三角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這兩個中國最富裕、文化高度發達的中國經濟兩大“引擎”進行對比。

從地理區位、人口數據對比可知，長三角城市群與粵港澳大灣區皆位于大江入?？跊_擊的三角平原上，長三角城市群數量為粵港澳大灣區2倍有余，國土面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4倍，人口為粵港澳大灣區的2倍。從經濟角度看，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量為長三角一半，但人均生產總值比長三角高出近2萬元，粵港澳大灣區萬億元城市數量比長三角少，國家級自貿區比長三角少，但證券交易所數量及文化產權交易所數量高于長三角，重要功能性組織數量兩個區域相當。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為長三角的一半，但人均收入更高，各類交易所數量也超過上海，商業交易比長三角更活躍。從文化角度看，長三角地域文化以江南文化為主，也包括了海派文化、金陵文化、吳越文化、淮揚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等地域文化，而粵港澳大灣區以嶺南文化為主，融合了殖民文化（香港、澳門）；粵港澳大灣區“985”“211”高校數量雖不及長三角，但不包括香港、澳門部分高校，而港澳兩個地區的高校影響力更多體現在國際上。

關于這兩個地區的一些比較以及相聯系的地方，可以從以上表格看出端倪。同時，我們還可以在比較中提出一些概念：

它是令人矚目的國家戰略。

它是中國經濟最富裕并具有潛力的地區。

它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思想、文化、藝術最活躍的地區。

它是中國現代史以來與世界發展中聯系最多的地區。

它是中國當代產生創新人才與創新觀念和產品最多的地區。

它是兩個與市場經濟發生聯系最多的地域文化：全新大范圍交流將促進文化獲得大量新質，有利于文化轉型去適應新的時代。

道路還長，方興未艾；我們滿懷信心，我們孜孜以求。

注釋：

[1] [清]潘耒：《廣東新語·潘序》，《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8頁。

[2]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修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1～16頁。

[3] 林語堂：《北方南方》，《吾國吾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4] 陳祖瑛、麥思杰：《回歸社會網絡研究華僑——順德樂從華僑史調查研究體會》，《人文嶺南》，2017年3月29日，第69期。

[5] 陳橋生：《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9頁。

[6] 林崗：《史實與文心》，《南方日報》，2019年9月1日。

[7]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第532頁。

[8] 何博傳：《珠三角與長三角優劣論》，《廣東九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頁。

[9] 曾大興：《嶺南文化的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頁。

[10] 唐小兵：《反潮流的思想史寫作》，《讀書》，2019年第8期，第98頁。

[11] 陸銘：《大國大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頁。

[12] [法]丹納：《藝術哲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32頁。

[13] [美]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59頁。

[14] 馬興瑞：《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19年9月4日。

參考文獻：

[1]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修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1～16頁。

[2]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第532頁。

[3] 曾大興：《嶺南文化的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頁。

[4] 陸銘：《大國大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頁。

[5] 林語堂：《北方南方》，《吾國吾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6] 江冰、張瓊主編：《回望故鄉——嶺南地域文化探究》，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7] 江冰、賈毅主編：《都市魔方》，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8] 曾牧野：《話說嶺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曾大興：《文學地理研究》，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12年。

[10] 黃樹森主編：《廣東九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江冰：《這座城，把所有人變成廣州人》，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12] 江冰：《老碼頭，千年流轉這座城》，廣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

作者簡介

江冰，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原院長、教授，現為廣州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