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魯迅為自己的第一本書，也是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的出版寫了自序。魯迅的用意是說明“《吶喊》的由來”，也就是他走上以文學為職志的人生道路的原因。

這篇短文的著墨處有三。首先講童年及青年時的經歷。人生的感悟使魯迅看見世道的真相。要點在人們常引的那句話：“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其次是仙臺醫學院時期的“幻燈片事件”。它使魯迅萌生醫病不如醫心的想法，決心從事文藝改變“愚弱的國民”的精神。其三是錢玄同夜訪，勸說魯迅“做點文章”，以實現“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我相信魯迅所講的都是事實，但也要留意到魯迅所陳述的是事后的追憶。即使到1922年底魯迅所發表的小說連同雜感和文章，依然不多，但魯迅也顯然意識到文學的路已經開辟，而這條路也是他今后的人生路，與十余年前在日本辦《新生》弄翻譯而默默無聞完全兩樣。這時的魯迅對于從事文學充滿自信又心志堅定，他在新文學中的地位已是無可撼動。正因為這樣，魯迅要在《自序》里解釋“《吶喊》的由來”。

然而，事后的追憶和整理免不了條理化，而條理化所關注的是大道理講得通的那些部分，大道理觸及不到的隱微的“小道理”就難以避免被過濾掉。這不是說魯迅有意要隱瞞什么，內心里有什么“秘密”不可能被陳述出來，而是說當魯迅回顧自己“棄醫從文”之際，一些助推魯迅走文學之路的重要因素完全有可能未被魯迅意識到，即便意識到也沒有辦法被陳述出來，即便陳述出來也會被認為不合時宜。特別當它涉及個人隱秘的傷痛，更是像冰山水面之下的部分，不可能被一眼望到，所以它們沒有出現在魯迅的筆端。這可能是有意識回避的，也可能是無意識而未觸及，總之自序里沒有提到。魯迅之走上文學的路是他已經說出來的大道理和有意無意漏掉的“小道理”匯通的結果，任何單獨的方面都難以讓后世的讀者看得清事情的全貌。中國社會一直都是家道升沉無定，榮枯剎時霄壤，像“從小康家而墜入困頓”正所在多有，是通見的常態，而只有如魯迅般敏感的心靈才得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F代作家出自家道中落者大有人在，他們的作品也不見得對“世人的真面目”有多么敏感。日俄戰爭日本大勝，助推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氣氛。在此社會氛圍之下，魯迅說的那些影畫，不獨仙臺播放，其他城市亦然，估計看過的留日生不止魯迅一人，而只有內心楚痛和反叛心強烈如魯迅，才導致擺脫學醫這能確保將來家的生存的確定前程，走向前程毫無保障的以文學“喚起國民精神”的茫然事業的大決心，也就是讀者今天認知的“棄醫從文”。魯迅人生路的改向，是客觀境況與主觀心靈碰撞的結果，更準確一點，是客觀境況喚起特定的主觀心靈而產生的。離開了特定的主觀心靈，認為它就是客觀境況自然而然就能產生的結果，這不是事物的全貌。魯迅決心“棄醫從文”之前塑造他的主觀心靈的私人經驗是什么？《吶喊自序》漏掉而沒有出現的部分是什么？尤其是如果讀者琢磨的不僅僅是魯迅的“從文”，而且也包括魯迅“從文”的姿態——他是以“復仇”的姿態“從文”的，那我們關注并探究魯迅《吶喊自序》漏掉的人生和心理經驗，那就不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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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魯迅的人生和思想成熟于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與革命的相逢恰當其時。雖然比孫中山、章太炎等首揭革命義旗的開山人物晚生十余年，但對于趕上這個正在成氣候的革命浪潮，可以說是不早也不晚，機緣正好。魯迅1902年3月赴日留學，二十一歲，時距辛亥革命的爆發尚有九年有余。日本又剛好是醞釀清末革命風潮的漩渦之地，如果魯迅要做視死如歸、以革命為職志的人，那真是可以用躬逢盛會來形容。他的同鄉、為革命殉身的秋瑾比魯迅才年長兩歲，徐錫麟比魯迅長八歲，一炸攝政王而驚聞天下的汪精衛比魯迅還年少兩歲。魯迅與這些第一代的革命者是同時代人。不僅年歲相近，革命的情懷類同，就是人生的活動地域也都在日本關東地區。但是魯迅成不了能實行的那種革命者。對于革命，魯迅是“思想入黨而組織入不成黨”的人。因為實行的革命需要有把腦袋別在褲腰帶式的決絕。魯迅的人生不能那樣決絕，他有思考，有顧慮，他成不了懷袖刀槍的革命者。根據沈瓞民的回憶，魯迅到日本之后的第二年，加入“浙學會”。這是浙系進步學生組織鼓吹革命的團體。又過一年，加入了矢志推翻滿清、光復中華的“光復會”。然而魯迅在革命情緒激昂的年代，依然是觀察、思考、學習，他的行動是剪掉了那條象征滿清奴才的辮子，今有斷發照為證。斷發的意義于魯迅恐怕是“舒憤懣”多于加入“革命隊伍”的象征。雖然加入“浙學會”和“光復會”，但始終未見他有什么奔走革命的舉動。徐錫麟就義之后，消息傳到浙系留學生的圈子，魯迅有發電報譴責滿清朝廷的提議，因意見分歧又終于不了了之。倒是秋瑾的就義長久地烙刻于魯迅的心底，促使他日后寫成震撼心靈的小說《藥》。沒有奔走革命的舉動，沒有從事革命運動的舉動，又不可理解為魯迅對于革命畏首畏尾。這是因為魯迅對于自己與革命的關系有獨特的領悟和思考，有獨特的做法。人生路的抉擇必得心志、才情與個人具體的周遭環境能夠得到相為配合，才算踏出自己的路。魯迅有革命的心志，有對自身才情的自知之明，這些都與個人的周遭環境不能配合，他對此有顧慮，這是他身處革命的漩渦而始終不成為實行的革命者的重要原因。

撇開對自己才情的認知，魯迅做不成懷袖刀槍的革命者，與他的家庭遭際和婚姻有極大的關系。特別是后者，魯迅甚至不贊一辭，但越不見贊辭，就越見得此事在魯迅人生抉擇的關頭有份量。他們甚至塑造了魯迅人格的基本傾向。1896年魯迅十六歲，父親病逝。家庭關系是舊式的家庭關系，意味著魯迅的母親從此“夫死從子”；還有兩個弟弟，魯迅從此也要“長兄如父”。這兩副“人倫的重擔”，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得從此背負在肩。丈夫離世后，為妻為母最大的責任就是給做將來的家庭頂梁柱的長子說好一門媳婦。魯迅母親魯瑞說的是朱家的女兒朱安，據說是由家族里面的人牽線。周家中落但體面，朱家小經商，也算是門當戶對。周朱兩家訂婚最遲在魯迅去日本之前確定，很可能更早。周作人1899年12月的日記提到他與朱安的弟弟一起看戲，那時魯迅尚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十九歲。這樣，母、未婚媳婦和兩個弟弟，三副重擔都要長子承擔他們糊口的責任，更兼兩個弟弟立身出世的擔子也要他來背，合起來是一副不輕的“人倫重擔”。雖然弟弟將來可以另立門戶，但至少出身以前的教育和生活負擔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們看到魯迅在接受教育和從事職業的路上，一直跟隨著一個濃重的實用謀生的影子，他學的都是將來可以吃飯的傍身技藝。他不能沒有這樣的打算。南京時期的水師學堂、礦路學堂，固然也是由于不收學費，但也不能說沒有學門手藝好將來某個飯碗糊口的考慮。到了日本修過語言，主動選擇去仙臺學醫就更是如此。西醫由晚清傳教士帶進中國，如果孫中山算第一代學西醫的人，那魯迅就算第二代學西醫的人。聯系到魯迅日后在散文《父親的病》所描述的庸醫收診金的昂貴和“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里飛一般抬過”的生活，就不得不承認魯迅對生活出路慮事選擇的周全。魯迅自己沒有說過父病延醫的經歷和仙臺學醫之間有沒有很深的聯系，但至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魯迅清楚醫生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它在魯迅的學業選擇中起作用是毫不奇怪的。

1909年魯迅黯然歸國。在日本三年節衣縮食的“棄醫從文”，以悲哀的“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告終。這短暫的反叛生涯讓魯迅得到一個教訓，“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他借此迅速回歸通常的人生之途，在家鄉教了幾個月書就借了同鄉朋友的力，謀了個教育部的差事，過起了上班辦差、下班抄古碑的生涯。這段生活最大的意義就是魯迅終于對母親、朱安和弟弟有所交代了，他是一個真正的“如父的長子”。他的薪水穩定、充足，可以供養母親、朱安，還可以供弟弟讀書。他對母親和弟弟們有感情，有義務，而對朱安則是無感情有義務。綜合起來，一面是義務，另一面也是驕傲。義務和驕傲合在一起，成果就是1919年夏季購進西城八道灣11號大宅子，同年底魯迅回故鄉將母親、朱安和弟弟周建人一同北遷京城。周氏三兄弟其時各已成婚，其樂融融，短暫地同在屋檐下。1921年10月，三弟周建人搬離八道灣，遠赴上海；1924年6月，與周作人兄弟失和，魯迅“大家庭”的夢碎。將近十年前，我趁短暫逗留北京的間隙，前去周氏舊宅一探究竟。當我看到那個尚在拆毀還是保留未定之中的殘破舊大宅，腦袋閃過一念問自己：新派如魯迅居然還追求這樣的大家族生活？大宅所映照出的生活方式，分明與新派所提倡的個人自由存在距離。這是一個新派人所居住的“舊世界”。婆媳的勃谿、妯娌的死纏、叔嫂的大防、兄弟的鬩墻，這些舊式大家庭層出不窮的游戲，魯迅居然也愿意忍受，他居然也存有兄弟成家而共爨的迂念。生活在這里的魯迅是一個怎樣復雜、既新又舊的魯迅？不過，一想到他有早年喪父的哀痛，由于出生的排序，魯迅早早意識到供養家人的人倫責任，與家人和洽地同在屋檐下生活，結成他內心的愿，所以才有八道灣的大宅生活。然而終究邁不過兄弟鬩墻的坎，此是后話。魯迅對親情的觀念雖迂也在人情之中，這是魯迅不失人情的可貴之處。只有看到這一層，才能明白魯迅做不成實行的革命者的原因。實行式的革命，不但要求舍身，也要求能夠棄絕人倫責任，或者對此棄絕意識到更高的“召喚”。魯迅能夠做到的是前者，做不到的是后者。正因為如此，即使魯迅生當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都齊備的革命環境，他也沒有義無反顧地投身奔走實行式的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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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魯迅雖然不能棄絕人倫責任，但也不甘心就此被埋沒在人倫的重壓之下。他內心有一顆反叛的種子。種下這顆反叛種子的直接事件就是周朱兩家聯姻。魯迅一生對此幾乎未贊一辭，正應了不說的才是傷得最重的那句老話。這件事“難言之隱”的一面其實很好理解。雖為婚事的直接當事人，但在風俗習慣和觀念上，當事人只是被牽連的配角。魯迅對此心知肚明，他的意志被碾壓無視，他又不愿意讓母親難堪，拂逆其意志。選擇“走異路，逃異地”，算是表明心跡，也算是一條行得通的路。魯迅對關系自己一生幸福的大事，不與母親決裂而強忍吞下，這既有人倫血親的力量，也有心靈生長成熟中的善良。無論如何，從默認的那一天起，魯迅是自愿地默默吞下這枚將埋沒人生幸福的苦果。最起碼他是做了這打算的。在一個文明的曙色已經照進鐵屋子微窗的時代，自愿選擇被私人生活的黑暗遮沒，這內心是何等的苦楚、哀痛。這苦楚和哀痛非當事人是體驗不到的，而體驗到的人則如扎心的絞痛。所謂難言，原因則在于此。

時代和社會的黑暗如果不是經過內心創痛的個人體驗，就始終是一個理性的概念。而魯迅不是經由純粹的理性概念達到認知時代和社會的，他是經由內心的創痛而認識到傳統積習的黑暗。自從他吞下這顆苦果，他就在內心搭建了一座經由個人經驗溝通時代和社會的橋梁。魯迅日后的文學創作既有個人體驗的內心切痛，又有尖刻觀察的深廣幽憤，感人至深。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穿梭通行于個人經驗與時代社會的兩端。他1903年斷發后在小照背面書贈許壽裳的七絕詩屢被引用：“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遍L期以來，這首詩被理解成作者的“戰斗誓言”。其實深入到文脈的內部，就可知它是個人命運的感嘆和不屈不撓意志的結合物。第二句和第四句自來并無異議，比較好理解，而第一句和第三句我認為是表達個人命運及其感嘆。嚴格地說，詩的用典略有破綻，不算工整。古希臘人對兩性愛情的神話解釋被魯迅用來暗示自己無從逃遁的聯姻命運，而他與母親贈予的那件“禮物”并無感情，只在無可逃遁的意義上相似于古希臘人的本意。典用得如此，未為安妥。1903年魯迅二十三歲，涉世未深，更毫無“仕途”經歷可言，典用來自《楚辭》的“荃不察”，似無從談起。但身在排滿革命的漩渦之中，若大丈夫憤然振作，則既有前賢可法，又有來者可追，有的是機會，他的天空并無“寒星”。何來“荃不察”？這句的所指顯然也是個人體驗，否則文意不圓融，典也無所安頓。如果不能“察”他的志向與意志的“寒星”落實為他生命中的具體人物，則非他的母親魯瑞老太太莫屬。

由吞此苦果而瘀積于心的憤懣不時爆發出來，最直接和劇烈的一次是1919年1月。那時魯迅已經加入《新青年》的同人圈子。他收到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的詩，詩題曰《愛情》。詩句戳到了魯迅身世的隱痛。以下是原詩的一節：“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于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墒沁@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魯迅讀后，感同身受，寫下《隨感錄四十》，他感慨道，“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薄叭欢植荒茇焸洚愋裕仓缓门阒鲆皇罓奚?，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魯迅的這幾句十足他自己的人生的寫照。其時，魯迅守著母親所贈的“禮物”已有十三個年頭，所忍受的創痛，遠遠超過作詩的那位“不相識的少年”。如果不是有此割心的痛，魯迅亦斷說不出這些刻骨的話。魯迅的結論是，既然“魔鬼手上，終有漏光的處所，掩不住光明”，既然“人之子醒悟了”，那就要發出聲音來，“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鸮便鴟鸮般叫?！笔堑?，魯迅說得完全正確。這就是詩，這就是文學，而且是詩的正路，文學的正路——從沉默中爆發，從無形壓力之下發出呼喊，反抗命運。魯迅的這次“舒憤懣”完全印證了十八年前“周朱聯姻”在他心頭烙下的創痕以及他對命運不屈的反抗。對魯迅走上文學道路而言，它遠比《吶喊自序》明文寫到的“由小康墜入困頓”來得銘心刻骨。它提供了反叛舊傳統舊文化的源源不斷的心理動力。

年譜顯示1906年的夏秋之間，魯迅來到了人生選擇的十字街頭。一面是母親催促返國成婚，另一面是就此埋沒，心有不甘。順著學醫的路走下去，即便順利畢業成為醫生，他的人生亦無非等同于養家糊口的工具。即便生活體面，上對母親下對兄弟妻小有所交待，心頭的郁屈還是無所抒發。這相當于讓已經醒悟了的“人之子”鉗口沉默，有冤而不得申，有屈而不得訴。魯迅不甘心。與母親的書信往來有幾通，是否講到棄讀醫科一事，文獻闕如，今人不得而知。然而事實很清楚，魯迅答應母親返國成婚，又同時辦理退學手續。魯迅唯一提到當時情形的文章是寫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他口風嚴密，只講事實，不講原因：“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魯迅不忍看老師的凄然，“便說了一個安慰他的謊話”，說自己想去學生物。退學之于魯迅，表面是“棄醫從文”，實質卻是反叛，他要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價值。母親既然將“一日戲言”當成兒子的“百年盟約”，“人之子”也決不要做主人欄里的“兩個牲口”，甘心被硬生生綁在一起。命運是無可逃脫的，但命運也是可以反抗的。文學就是反抗。選擇從文對于魯迅的生命意義重大。它是逃出生天的出口，是生命價值的寄托。對魯迅而言，這是一次精神重生的機緣。暗影重重的事件和幽微曲折的精神活動所導致的人生決定，怎么能說得明白給樸實到有點古板的藤野先生聽呢？魯迅對自己尊敬的老師說個謊話也是可以寬恕的吧。

事實證明，魯迅《自題小像》沉重的命運感和悲哀感是準確的。它像不祥的預言，“周朱聯姻”是個徹底的悲劇。詩最后一句的動詞魯迅用“薦”字。古往今來，中國人把所薦的稱為犧牲，魯迅下意識地把自己擺在祭臺之上。他真正懂得犧牲的含義。據說大婚當日魯迅在新房催淚到天明。新婚是有的，燕爾是沒有的?；楹笏奶旒磾y弟周作人重返東京。1906年的東京，熱鬧非凡。雖然中國大地還是死氣沉沉，不過東京的中國人圈子卻迎來另一番景象。但凡有中國背景的政治流亡者、留學生乃至僑居者，幾乎都卷入?；实摹缎旅駞矆蟆泛透锩摹睹駡蟆氛搼鹚ぐl的輿論熱潮。激揚文字或者說舞文弄墨而可以吸引眾人眼光，可以激起輿論，發動風潮，輿論驕子可以成為風云會聚的英雄，這是有史以來頭一遭出現的現象。梁啟超挾《新民叢報》，章太炎主政《民報》，觀點針鋒相對而皆一時風頭無兩。政治和文化形勢的改變，導致文字的角色與傳統社會大為不同而有了新的生命。魯迅敢于辦《新生》、弄翻譯來作為人生的事業，想必對文字造就社會力量的形勢改觀有所觀察，有所感觸，因而不惜“以身試法”。形勢的改變、東京的熱鬧點燃他敏感而反叛的心靈之火。

然而魯迅還是失敗了，他失敗于不切實際的浪漫。他的文藝觀不但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連他從事文藝活動的方式也是浪漫的?！秴群白孕颉氛劦竭@件十五年前的傷心往事，他的“反省”并不深刻。魯迅大包大攬地將自己歸究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其實他寫下這句話的時候，要是新文學陣營里選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人，則非他莫屬。魯迅不是一個謙謙君子，他如此地“看低”自己，只是要用謙遜來表達對于過去的傷感。魯迅固然是失敗于沒有“應者”，但究其所以應者寥寥的原因，則在于語言的失敗。這和《學衡》曲高和寡的命運是同一類性質的失敗——話語方式的失敗?！叭酥印笔怯X醒了，卻用舊腦袋思考表達時用的書寫語文，怎能吸引青年呢？思想是新的，語言卻是舊的。誰與之共鳴呢？有多少人與之共鳴呢？思想也是要講市場的。思想市場的決定性要素就是語言。直到今天，我們已經把它當成專業了，圈子小到不能再小了，讀《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還是覺得佶屈聱牙，更何況其時那些尚且年輕又有閱讀饑渴的青年。文藝作品的主要閱讀者歷來都不是社會時代的思想先鋒，而是蕓蕓眾生。不是理念不好，不是思想不深刻，而是用了那時多數腐朽者和極少數先行者才精熟的語言。腐朽者不欣賞他表達的思想，而有可能接受其思想的蕓蕓眾生卻被佶屈的古文擯諸門外，《域外小說集》只賣出了個位數。上溯十余年，嚴復用漢魏六朝風格的古文譯成《天演論》為士大夫所接受，也為更晚一輩者如魯迅、胡適所激賞。時間只過去十余年，等魯迅再嘗試用古文譯介歐洲現代文學，卻遭遇文學的滑鐵盧。社會真是處于急劇變遷中，文言的氣數已是命懸一線。魯迅弄文學，卻沒有捕捉到此中變遷的應有信息。他在語言上的覺悟連梁啟超都不如。這恐怕與章太炎以古文為“國粹”的觀念影響有關，等到魯迅想明白新文學有待于現代白話文，那都要再十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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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嘗試的慘敗傷得極重，直接被“打回原形”。1909年返國，上岸之后得裝個假辮子戴在頭上，更是“原形”的表征。魯迅只好“走舊路”，即“棄醫從文”之前那條“長兄如父”的路。不過魯迅還是心有不甘，就像他在《野草題辭》形容的那樣，“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魯迅心底下的熔巖地火無時不在運行奔突。證據就是他既抄古碑又讀《新青年》，以致錢玄同來訪，他即知道這本雜志“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似乎命運比《新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時代確乎不同了。我相信將魯迅從舊路拖回來，重新喚醒他的文學舊夢的機緣是白話文。白話文運動拯救了魯迅。1917年1月胡適始倡“文學改良”，但《文學改良芻議》是用文言寫的，陳獨秀同年2月那篇呼應文章《文學革命論》也基本是文言，只有內中的警句是白話。但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改用白話。胡適那篇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發表于1918年4月。過了僅一個月，實績就出來了，那就是魯迅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樣的節奏如果沒有事前思想的交流和計劃的安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秴群白孕颉峰X玄同訪魯迅的那一節完全沒有提到對白話的議論，或許出于行文的考慮。要之，魯迅與錢玄同的交往一定議論到進行中的白話文運動。據魯迅日記，錢玄同1月無訪。1918年2月至5月，錢玄同，這位東京時代的魯迅同學——章門弟子——十訪魯迅，有一次還伴同劉半農?！半p簧”的兩位主角都到齊了，不是《新青年》的事還能是什么呢？錢玄同勸魯迅“做點文章”，想必不是勸魯迅用古文做，而是勸魯迅用白話做。他知道魯迅有文學的舊夢，也知道魯迅有文學的才華。

《新青年》的圈子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的晚到者，醒悟較遲，行動也晚。然而一旦醒悟，行動起來，魯迅卻是最強有力的。大門一旦踢裂，魯迅也是闖勁十足，貢獻最大的。因為他有比同人里任何人都強烈的創痛感悟。雖然他不是首倡，但他卻說出了所有創痛中最傷慘的感受：“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絕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奔偃缱x者在“太平盛世”看魯迅這段話，很容易將它讀成“激憤之辭”，然而只有深刻如魯迅者，才能認識到社會裂變關頭的真理：文言所表征的是一個舊世界，它不僅僅是其中一種語言工具那么簡單；要遠離舊世界，最便捷可靠的途徑是遠離它的語言表征。

將魯迅放在《新青年》發動的新文學運動范圍內觀察，我們可以看到雙重拯救的現象：新文學運動拯救了魯迅，而魯迅也拯救了新文學運動。這后一方面過去得到了充分的論述。的確，明眼人都可見得魯迅做出了新文學最大的實績。自魯迅一鳴驚人，持任何觀念和立場的人都不敢小覷白話新文學。設想一下，如果五四時期新文學陣營只有《嘗試集》《終身大事》而沒有魯迅，那新文學在世人眼里將成何等模樣？可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青年》成全了魯迅，拯救了魯迅。沒有胡適等倡導并躬行白話文學，那世間就只有周樹人，沒有魯迅。周樹人成長為魯迅，錢玄同及《新青年》先驅之功不可沒。當年的真相并不僅是《吶喊自序》描述的錢玄同夜訪請魯迅“做點文章”那么簡單。正是胡適等所倡導的現代白話文運動，挖掘開了重壓下的層層厚土，透出氣孔，使運行奔突于地下的魯迅心中的熔巖地火噴薄而出，蔚為現代白話新文學的壯觀。《新青年》白話文的倡導讓魯迅有了新的視角反省十一年前辦《新生》以古文譯介歐洲現代文學的失敗緣由，明白現代白話與新文學血肉相關，懂得新思想有待于新語文的道理。

魯迅的《吶喊自序》解釋自己走上文學之路，所說言之成理，但也有重大遺漏。當然魯迅也沒有義務替世人認識自己“棄醫從文”的真相，說出所有的一切。人的心理是一個幽微豐富的宇宙，即便是當事人也未必能洞察導致某項選擇的心理動力。直到今天我們也不知道魯迅是有意隱瞞還是失察，不過最痛的是不說的或者說不出來的這種現象，在人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尤其聯系到魯迅是這樣一個極其擅長由內心體驗而聯通現實世界的作家，他的小說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若說僅僅出于時流的激憤，那不能說明問題，其中必有深創的內心體驗。如他《狂人日記》第一聲吶喊，從“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的歷史看出其實只有兩個字——“吃人”，難道不正是他自己人生的痛切么？將兩人像牲口一樣綁在一起結婚生活，不就是“吃”和“被吃”嗎？魯迅比其他新文學作家有文學才情，這沒有錯。但他還有一樣與其他新文學作家不同，他的人生更加創痛。也許是痛切到無法在自序里說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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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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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崗，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1980年大學畢業后迄今，工作分為三段。第一個十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第二個十年在深圳大學中文系任教；2001年重回母校中文系任教至今。任教的專業單一而治學興趣“駁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傳統與中國人》《罪與文學》，兩著均與劉再復合寫；還有《邊緣解讀》《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口述與案頭》《秦征南越論稿》《詩志四論》等。除了在專業期刊發表文學論文外，也簡中筆涉歷史，如在《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先后發表《從古地圖看中國的疆域及其觀念》《征服與綏靖》等。

本文原刊《大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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