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21世紀20年代第一個半年已經過去。這半年里，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我們經歷了很多以往不曾想象過的生活變化，疫情導致的這些日常生活的變化，應該會成為很多作家筆下的生活細節，或許還會是多少年之后人們回顧20年代初社會文化時值得探究的生活記憶。

日常生活的變革之外，引起我們注意的還有整個世界的情勢變動。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在手機上“親眼目睹”著人類所承受的災難，直接感受著全世界范圍內因疫情而激起的一系列或個體的或民族化的情緒和矛盾。手機屏幕是光滑的，世界卻褶皺不堪。手指點進去或者劃過去的，是一個個生命在承受著身體的疾病或精神的困境。

經歷這半年，我們必然感覺到了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著巨變，我們看新聞時內心總是在估量著、擔憂著這個世界的未來面目：疫情何時才能真正結束？結束之后一切會恢復如常嗎？全球化將往哪里去？那種越來越難以理性對話的撕裂感是怎么回事？還有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年涌現的全世界范圍的“反智”浪潮。這些問題在以往看來或許是宏大、遙遠的，但經歷病毒的全球爆發之后，我們都感受到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密切相關性——“世界”并不是一個外在于我們的概念，我們生活在其中，它會直接作用于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01

青年作家創作轉型的時刻已經到來

絮叨這些生活層面的直觀感受，要引出的是青年寫作的時代感與宏大性問題。新冠疫情帶來的一系列人性現象或文明后果，暫時還沒進入青年作家作品中，但這樣一種生活大變革和世界大變局必然促使青年寫作者開始很多問題的思考。在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學如何更具現實感、更好地介入時代等一類問題已經提出，但并沒有顯得多么緊迫，很多寫作者面對宏大現實時還是顯得扭扭捏捏，畢竟多數人的生活還是太過平庸，時代現實也似乎毫無波瀾。經歷疫情之后，作為個體的生活或許還是平庸無奇，但作為時代的現實已波濤洶涌，文學層面的革新渴望正在變得急切。我們目睹著、經歷著如此宏大的、影響著未來命運的世界性事件，怎能無動于衷？觀察著這個日益撕裂的、躁動不安的世界，又何以能漠然以待？當然，我并非鼓動青年寫作者直接書寫這一歷史事件，而是借由這樣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來思考青年寫作者該如何進一步轉變自己的目光視域，對我們曾經信任的文學理念進行一些大的調整。尤其在書寫宏大的歷史和現實時，青年寫作者該如何進行？

“轉型”又能轉到哪里去？從個體、自我書寫轉型到社會歷史和時代現實的書寫，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話題，但面對新一代“80后”、“90后”青年作家正在遭遇的這種轉型時，情況會有所變化嗎？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是否也只會是題材、故事的差異而無法在體裁、形式、風格上有所更新？這一疑惑所牽涉的，并非單純的文學理論知識，更意味著青年該如何直面當前文學創作所面對的多種外部力量，一種力量在勸導著青年作家重啟經典現實主義傳統，完成新的文學任務，成為新的文學勢力。另一種市場的力量則不斷誘惑著更多的寫作者加入資本空間，成為文化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打造新的文化IP。對于當前的青年寫作者而言，來自這兩方面力量的侵襲或者說誘惑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忽視。后疫情時代，來自文學外部的力量將會加強，對青年創作的影響只會更為深入。

對此，青年寫作者該如何承接？處于中間位置的文學，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尋找新的位置。對于這個問題，很多人或許會習慣性地回到個體，繼續相信寫作純粹就是個體行為，這對于業余寫作者而言無可厚非，但對于“以文學為志業”的作家和評論家而言，滿足于個人意義上的情感表現怕是會越走越窄。直面時代性的宏大問題，創造新的表達方式，尋找更廣闊的表達空間，堅守和傳遞文學存在的獨特價值，已然落到了青年一代寫作者肩上。很多同代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歷史使命，但困惑于何去何從。在我看來，后疫情時代，將會是青年寫作者重啟古典傳統的歷史性時刻。

02

如何重啟被忽視的“古典資源”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于文學該如何書寫歷史和現實的思考，總是局限在現代以來的文學傳統中，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比“現代階段”更為傳統、影響力更為悠久的“古典資源”。尤其對于青年寫作者而言，青年沾上“古典”二字似乎就與新銳、先鋒相去甚遠了，為此很多青年作家努力汲取的始終是現代意義上的、甚至只是一些意味著新奇、偏僻的文學養料。對新鮮事物保持開放的態度，甚至積極加入其中，這自然是作為青年該有的一面。像當前的網絡文學熱和直播熱，包括更多技術意義上的新型媒介和生活產品，都值得青年人積極地嘗試體驗。但是，古典的不代表舊，嶄新的也不一定真意味著新穎。正如今天的網絡文學，很多作品延續的其實是古老的、陳舊的敘事形式和故事結構，但很多網絡文學作品在新的時代語境和技術空間里，能夠讓舊的形式發展出新的意義。像近期熱播完結的電視劇《清平樂》，原著是網絡小說《孤城閉》，不管是影視還是小說，使用的敘事形式都很傳統、很保守，但所傳達的關于歷史、權力、文藝以及情感等問題的思考，都有著濃重的現代色彩，也不失深刻。

當然，我們所謂重啟古典，是從一個更寬泛的意義上來接續古典文學的宏大精神，這種“宏大”是源于文學本身的魅力和思想自身的影響力。可是，如何才能有魅力和有影響力？這是文學創作如何創造更多讀者、如何真正影響大眾的問題。這種需求也注定了這里所謂重啟古典資源并不指向古典的雅文學知識，而是古典時代的俗文學，換而言之是傳統小說、戲劇方面的“詩學”資源。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直接看到讀者、看到大眾，在古典時代，說書人和戲劇表演者也直接面對觀眾。古典時代，創作者始終需要考慮如何留住看客，如何吸引更多的觀眾，甚至是如何說服聽眾，讓他們相信自己講述的、表演的故事有價值有意義。

根據劉曉軍等學者的古典小說研究，我們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周秦兩漢時代的“說”體傳統。“說”體可以溯源到作為儀禮的“說”祭，這是“一種以論說的方式說服神靈滿足祭禱者訴求的言語行為”。到晚周時期，“說”祭逐漸發展為“說”體。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策士們用“說”體來陳述觀點。總而言之，“說”體要求說者“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要想方設法讓目標受眾聽進去，獲得認同并取得相應的效果。這種“說”體傳統能否成為今天我們進行小說創作的一種敘事和精神資源？用以突破純文學領域小說創作越來越雅致化、精致化的弊病。現代小說發展至今，已經逐漸失去了起源時刻的那種大眾性、民間性，已然是這個時代最為雅正、純質的文學體裁之一。失去了小說發生時刻的那種俗文學品質，今天的小說又何以能繼續喚作“小說”？

把中國古典小說傳統拿來對比現代小說，這定然是一種刻意為之。我們的現代小說傳統是自魯迅開始的，我們關于現當代小說文體的認知往往也是西方意義上的小說。刻意把中國古典時代的“說”體傳統嫁接過來，是在重啟中國小說的古典傳統，同時更是為了更新我們關于小說文體的固化認知。一個世紀的現代小說發展，并不意味著下一個世紀也必然維系這種現代小說體式。幾千年的文學、小說文體發展史告訴我們，沒有哪個時代的某種文體意味著永遠主流、永遠會保持大的影響力。如此，我們又怎能僅僅用過去一百年的文學狀況來想象甚至規定未來的文體形式？作為青年，我們可以把目光拉遠，把視野放大，以更深廣的歷史感進行未來的文體建構。

03

新古典精神是為修復粗糲世界而生

其實，不僅中國古典“說”體文章重視接受效果，西方古典時代的文藝思想同樣重視。今天我們只記得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了詩比歷史更具哲學性，卻是忽略了亞里士多德不斷強調的悲劇創作論知識。亞里士多德反復告誡學生，悲劇創作要重視情節的突轉和發現，要寫觀眾能夠接受的人物形象，要考慮什么樣的命運遭遇才能引起觀眾的憐憫和同情。根本而言，《詩學》與中國傳統文學始終重視道德教化是一致的。因為有著倫理道德層面的教誨需要，古典文學的價值和位置是清晰而確然的。古典時代的“說”體文章和戲劇作品，之所以重視接受效果，也是因著目的明確。然而，“目的明確”對于現代以來的文學創作而言，卻是一個不太可能提出來的特征要求，因為它意味著功利化和不純粹，甚至意味著語言簡單、思想貧乏，這幾乎是對一個現代作品的根本性否定。那么，重啟古典時代的“說”體品質何以可能？解答這一困惑，需要回到宏大敘事話題。

重啟古典文學的敘事精神，讓文學創作真正重視讀者方面的接受能力和影響效果，這是當前時代境況下文學的一種可能性出路。青年一代的宏大敘事如果只是重蹈前幾代作家的敘事經驗，自足于在現代以來的文學光圈內翻騰，繼續一種不痛不癢的故事講述，那文學只會更徹底地進入奄奄一息狀態。經歷疫情，很多人的生活被改變，昨日還相對平靜的世界正被各種聲音和力量所撕裂。借著互聯網，我們看到傷痕累累的世界，世界并沒有人們以為的那么現代，這個世界的科技或許發達了，人性和德性或許依舊原始。

面對如此時代狀況，文學何以能夠自滿于圈子內的自我超越？人性教育和德性培養依然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內容，文學需要在其中重新尋找并確立自己的宏大感和重要性。后疫情時代是一個很多人將被迫重回粗糲現實的時代，青年寫作的轉型，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直視這種粗糲。這一時刻的新古典精神，就是拋開那些束縛我們介入更廣闊現實的現代規矩，讓文學換上一副傳統的世俗化裝束，攜帶著更為明確的人性和德性目的，重新走近現實、走近人，去影響、去修復這個日益撕裂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