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和范小青、秦文君、葉廣芩通過北京一家鮮花店，往翟部長家送去一個白玫瑰花圈。挽聯上署名學生：翟部長我們永遠懷念你。

大概是1998年，中國作協辦一個20人左右的作家創作班。同學張平、陸天明、周梅森、張宏森正有影視作品熱播，其他同學如“河北三駕馬車”等，正處于創作上升期。班里同學都帶了正在創作的長篇來，中國作協要力抓反映社會現實、立足人民的精品力作。那時我在北京，給中央臺電視劇制作中心寫迎澳門回歸的電視劇本《澳門的故事》。同時，修改那部寫深港漁民題材的長篇小說《傍海人家》。作家出版社社長張勝友提醒我：這個班是翟部長親自抓的。講課的老師都是各行業頂尖人物，都是他親自邀請的。翟部長很認真，強調紀律。你可不要散漫哦。

頭一天上課，在講臺上點名的人居然是翟部長。第一堂課，測驗！幾十道綜合題，涉及最新的時事政治、國際形勢等等，涵蓋面很廣。多數同學有點懵。誰也不敢交頭接耳。測驗結果，全班只有兩個同學及格。突然襲擊呀。警告全班人不要驕傲，靜心好好學習。

每次上課，翟部長挨個兒點名，非要親眼看見該學生大聲回答“到”。來講課的老師，包括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央黨校副校長、《鄧小平文選》編委會副主任、國家某高新科技首席研究員等等。每次老師授課，翟部長都陪同在一旁，認真聽課。那時候，作家對高新科技信息接觸少，21世紀的世界將會如何發生巨變？我想象不出來。一位專家講到，要具備前瞻性思維。新世紀學科領域要關注“五新”：新生物、新材料、新電子、新通訊，還有一“新”，我現在記不清楚了。20世紀末葉，這樣的課程很新鮮。作家的心胸和視野在發生著變化。

畢業照人手一張。翟部長在前排正中位置。有同學說，咱們去找翟部長簽個名吧。我想了想。沒有去。他給我的印象非常嚴厲，敬而遠之吧。

接下來的幾年，這個班的大多數學生佳作頻出，文壇矚目。而我連續5年沒寫作品。3年開了兩刀。淋巴轉移癌。口服了五個月的化療藥物。我在過生死關。

一天，突然接到深圳作協主席林雨純的電話，說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翟泰豐要來調研深圳文學情況，同時參加我的作品研討會。我很驚訝。1984年深圳作協成立以來，極少開作家的個人研討會。市作協一年才3萬元經費。翟部長還給市委負責同志寫過親筆信，懇請深圳多關注多支持作家的創作。

我平生第一個作品研討會，似乎開成了我的準追悼會。廣州、深圳文壇的朋友來了20多人。這些同甘共苦一路走來的朋友，懂得在深圳堅持文學寫作孤寂而艱辛。說的都是溫暖的話，鼓勵的話。

翟部長來深之前，看了我的長篇《傍海人家》、散文集《人在深圳》。我告訴他，我要對得起研討會上大家對我的情誼，盡快康復，投入創作。沒想到翟部長說：不！目前你不要想創作的事。不能大意。淋巴轉移癌比較麻煩，容易轉移到身體各部位。需不需要我幫你在北京找個好醫生看看？

我楞了片刻。一是，我常聽到人們含糊的安慰：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很快你就沒事了。二是，幫癌癥病人找名醫太費事，交情一般的，犯不著為你去欠個大人情。翟部長與我非親非故。我沒有想到他會這么問。

翟部長又問了一遍。目光炯炯盯住我，等我回答。我忙道謝謝，忙搖頭。他叮囑：你來北京記得說一聲，我認識幾個好醫生。

開完深圳文學調研會，翟部長由深圳作家陪同，參觀了南嶺村等地方。離深前，翟部長提出，要去看看我在《傍海人家》里寫的漁村。那漁村在深圳大鵬深處，遠離市區，路窄，有些荒僻。幾年前我曾在那里深入生活，電視劇《傍海人家》也是在那里拍攝的。我和市委宣傳部的劉慶生同志陪他去找。深圳真是日新月異之地，找來找去，那個漁村居然找不到了。我考慮不周，白耽誤翟部長的寶貴時間。他卻說：好事。發展迅速。傍海人家都不見，一片汪洋水連天。

2003年我抑郁爆發。那幾年我關閉手機。不與外界聯系。直到2008年《曠野無人——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出版，同時入選國家出版總署的國際出版工程系列。《文藝報》登了相關報道。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很厚的信。翟部長寫的信，附上6頁紙《曠野無人》讀后感。

重新聯系上之后，翟部長說：你沒有音訊。我托慶生打電話找你，想知道你的癌癥還有事沒事？他找了一年多，找不到。電話也不通。他呀就跟我說，怕是啊……人不在了。我心里頭難受哇。沒想到……你還活著！還寫了一本書。

我告訴他，重度抑郁。我在曠野里呆著呢。翟部長說，那你就要走出來。走出曠野就能看到，關心你的朋友們都在呢。我們念叨你惦記你。記住嘍，以后遇到困難，一定要說。我們會幫助你。

他的批評讓我感動。上海世博會那一年，翟部長邀請我們班幾個同學一起去上海看中國館。人山人海的，不一會兒，我就掉隊了。我找不到我們這支小分隊，就獨自出了中國館，在館外發呆。同學關仁山滿頭大汗、急急忙忙找到我，說：掉隊了吧。翟部長發現你沒跟上來，派我們找你，趕緊歸隊。老爺子下令，歸隊。

歸隊的感覺很愉快。

在北京開中國作協全委會，接到翟部長夫人韓大姐的電話，說翟部長叫我去他家坐一坐。我知道，他倆是關心我這個傷病員，要問我近況，需要什么幫助？韓大姐竟自己開車到會議所住的賓館附近來接送。翟部長有司機，但是這樣的私人小聚他不麻煩司機。我曾跟葉廣芩一起，吃過翟部長親手做的北京炸春卷，也啃過韓大姐在牛街給我買的冰糖葫蘆。空著手去，回賓館時手里拎著幾樣北京小零食。這種脫離世俗功利的師生情誼，很難得。

中國作協全委會小組會上，討論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要求作家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新時代寫出人民歡迎的作品。作家們紛紛說自己準備去什么地方深入生活。我說，我要去精神病院“臥底”，直面精神病患者的困境與掙扎，看看醫護人員怎樣醫治、幫助這個群體。作家們給我支招。有人笑說：估計也就你能混得進去，還能把書寫出來。

會后，接到翟部長的電話。他說：作家就要有這種勇氣和膽量！但是，你要依靠組織。計劃要周密。必須保證安全出來。

韓大姐接過電話說：你要報備。以防萬一。

我猶豫。確實有危險。

世衛組織提出：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2010年第一期《自然》雜志的編者按就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精神障礙的10年。歐美及中國科學家都在關注“腦計劃”。人類社會發展到如今，疾病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1世紀的人必須具備這種常識。我想在精神病學和文學交匯地帶試著探索一下。即便失敗，摔得頭破血流，但我嘗試過。深圳人不怕摔。我向中國作協、省作協做了報備。

精神疾病是全球公共衛生問題。據WHO統計，全世界約10億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礙困擾，每40秒就有一人自殺。而中國14億人口中，約2億多有精神心理問題。作家有責任關注這個沉默而邊緣的群體，為他們發出聲音。傳遞愛，傳遞生命的尊嚴和希望。

我先選擇了廣州市惠愛醫院。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成立于1898年，創始人嘉約翰醫生是孫中山學醫時的老師。我在惠愛醫院病房里住了35天，直到因全麻醉電休克引發短暫失憶才撤出。由廣東省作協黨組給惠愛醫院黨委辦傳真公函，寫明：作家李蘭妮在貴院深入生活，現有文學工作需要立即出院。

出院后，我有一個多月短暫失憶期，見到鄰居記不得人家姓什么？說話張嘴沒聽見聲音。不敢出門。

翟部長曾問我：是醫生要你接受電擊嗎？我說：是我自己提出接受電休克療法。翟部長說：很危險啊你知道嗎？我說：知道。我做公益活動時，告訴大學生，要了解精神障礙的常識，該吃藥吃藥，該住院住院。我得親自試一試。把這些真相告訴他們。

翟部長感慨道：好。實在。沒出事就好。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也幾次提醒我：蘭妮，你要特別小心。我擔心你。要知道你出院了，我才放心。

我又去了北醫六院住院。這是中國精神專科醫院科研、管理連續8年排名第一的精神病院。我一人北上。一住28天。

出院后我才報告翟部長。不愿勞煩他們去精神病院探望我。翟部長批評我：精神病院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去看你？顧忌多余！

在京住院，當天就被從澳洲回國治療的患者認了出來。一些留學生看過央視《開講啦》我的演講“好好活著”。實習的住院醫生說，他們博士專業課老師在課堂選用《曠野無人》書里的實例，要他們深入病人的心理，學習怎樣與病人溝通互動。

翟部長欣慰地說：作家的心血沒白費。這叫造福社會。

我寫《野地靈光》這部紀實長篇時，特意告訴翟部長夫婦，我會關閉手機。不要擔心。

2020年1月12日完成長篇。交稿給人民文學出版社。1月下旬得知新冠疫情的嚴峻。2月，老父親胃出血入院。3月病逝。焦慮。抑郁。似乎誘發了創傷后應激障礙。我努力，努力往光亮處看。

4月初，翟部長通過微信發來了他創作的長詩《大武漢頌》。氣勢磅礴。電話中，他豪邁大笑，說：我就是對武漢有信心。對中國有信心。你應該聽聽交響樂！

9月上旬，翟部長來過電話。他中氣十足地大聲問：你那本書出來沒有？我要看。

我說：快了。

翟部長說：野地……有光了。

我說：是啊。曠野，心靈。有愛的溫暖和光亮。

翟部長說：噢我要看看。我要了解這個領域。精神領域啊，這個……尖端必須了解。你要了解世界，不懂這個不行。

我想起了那年上課，授課老師講高新科技，翟部長坐在講臺一旁，與我們一同聽課。聽得那么認真。學無涯。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