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再見，1982年生于廣東陸豐甲西鎮(zhèn)后湖村；中國作協(xié)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在《人民文學》《十月》《當代》《鐘山》等文學刊物發(fā)表，并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新華文摘》《中篇小說選刊》等選刊選載；作品入選2015/2016年度《小說選刊》年度排行榜、2016年度《收獲》年度排行榜等；出版有長篇小說《六歌》《出花園記》，小說集《一只鳥仔獨支腳》《喜歡抹臉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邊拐》《青面魚》《保護色》等；曾獲《小說選刊》年度新人獎、廣東作協(xié)短篇小說獎、深圳青年文學獎等。現(xiàn)居深圳。

近日，陳再見十年磨一劍的長篇小說《出花園記》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在當當網(wǎng)等多個網(wǎng)上書店熱銷，反應熱烈。記者因此采訪了他。

記者：《出花園記》是你十年磨一劍的成果，據(jù)說是你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請你大致介紹一下它的誕生過程。

陳再見：2011年吧，那時我剛寫作沒幾年，野心卻蠻大，老想著寫部長篇小說。我是有長篇情結(jié)的，為了寫長篇，我還故意把網(wǎng)線扯了，每天從廣告公司下班回城中村的出租屋，雷打不動，一天寫千把字。第二年，我就把長篇寫好了，當時的題目叫《葬禮》，參加過深圳的網(wǎng)絡文學拉力賽，也得了獎項。然而，自那以后，它就被我擱在一邊了，那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中短篇的創(chuàng)作上，加之對文學有了日益不同的理解，自然也就有了更為嚴苛的衡量標準。一直到2017年，時隔五六年，有天無意中打開文檔，讀了其中一章，竟被書中“羅一槍”這個人物打動了，他死死抓住了我，讓我耿耿于懷，于是決定重寫——除了“羅一槍”這個名字還保持原樣，其他幾乎都推倒重來。現(xiàn)在回頭看，那可是個大工程，全書20萬字，等于重寫一遍，也不知哪來的動力，用不到半年時間，就拿出了嶄新的初稿，正式更名為《出花園記》。那之后，大大小小又修改了不下十次，有些是自己的意思，有些是編輯的建議，一直到今年快出版了，趕著最后期限還修改了一版，最終呈現(xiàn)的才是如今的樣貌。倒不是說《出花園記》現(xiàn)在就完美了，事實上還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然而經(jīng)過十年的“涅槃”，它已經(jīng)最大限度地接近我心目中想象的樣子了。

記者：《出花園記》大概講了什么故事？你想通過這些故事告訴讀者什么？

陳再見：與其說我在小說里講了什么樣的故事，不如說我寫了什么樣的人物。在小說里，我對人物的熱愛要遠超過故事，所有故事的設計和編排幾乎都是為人物服務的，所以我更愿意說我寫了羅一槍、陳靜先、馬瑋，以及鄭昕、嚴粒、潘紅霞、老猴、朱文保、沈兼豪、周光以、姜明河、蔡盤海等等一個個性情和命運各異的人物，他們各自的背景和來歷，現(xiàn)狀與困境，生活使他們彼此之間有連系也有糾結(jié)，因而才滋生出了許多所謂的“故事”。那么，我想通過這些人物或者說故事，來告訴讀者什么呢？這當然是一個需要直面的問題，盡管我可能事先根本就沒考慮過。我想呈現(xiàn)的，說白了，其實也是生活本身，或者說成長本身，就像我在題目《出花園記》中所寓意的那樣，對“花園”而言，他們是“出”，對“花園”之外，他們是“進”。“出”的時候或許還有自主選擇的余地，無論是陳靜先那樣正途坦蕩，還是羅一槍那樣連夜出逃，攜帶青春的恥痛，不過相對而言，那時他們還是浪漫的、溫情的、理想主義的；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故事的主角一旦進入“花園”之外的世界，好多事情自然就由不得他們了，敘述氛圍也隨之冷冽、堅硬以及現(xiàn)實起來。當然，我更希望我的小說隱藏有諸多弦外之意，包括我不曾考慮過的——最為理想的狀態(tài)是，一千個讀者，在《出花園記》里讀出一千個想要被“告訴”的理由。

記者：從題目上看，“出花園”作為海陸豐地區(qū)的傳統(tǒng)習俗，預示著這部長篇小說有著濃郁的家鄉(xiāng)情懷，請問你如何看待一個寫作者與故鄉(xiāng)的關(guān)系？

陳再見：寫作者一輩子都離不開故鄉(xiāng)，即使他在外面落了戶，或者買了房，即使家鄉(xiāng)已無親人，即使他已經(jīng)不再回去；寫作者其實一輩子都在寫他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的人物、山水、風情，暫且就不舉福克納、莫言等人為例了，即便是有意拓寬自己的文學地理的作家，那他們的家鄉(xiāng)也會是文學版圖上絕對的中心，這點錯不了。

記者：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你怎么處理地方風俗與小說藝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做到相得益彰？

陳再見：首先，我們要先厘清兩樣東西，一個是民俗學，一個是文學。前者是材料性的研究與整理，后者是藝術(shù)性的塑造與虛構(gòu)，兩者幾乎截然不同。某些寫作者，其實一直以來就把民俗學和文學混為一談了，如此一來，當他們在寫一篇民俗學文章時，往往缺乏必要的理性與邏輯，而一旦把民俗運用到文學作品上時，又呈現(xiàn)出材料羅列的笨重模樣，絲毫看不出取舍、咀嚼的“內(nèi)消”過程，甚至嚴重阻礙了文學作品本該有的離地飛翔的虛構(gòu)美感……這大概就是癥結(jié)所在吧，具體到我個人的寫作，我的經(jīng)驗其實很簡單，就是先甄別其有用無用，這里需要具體小說具體分析，比如像《出花園記》，我之所以選擇“出花園”，不是因為出花園繁瑣的儀式，而是出花園的寓意——是它的寓意符合我書中人物的命運走向，又迎合了我所要表達的意圖題旨，所以作為一種鄉(xiāng)間風俗，它才能如同一顆榫子楔進小說的罅隙里，互為成全與生長。

記者：在這部新作中，你是否有哪些創(chuàng)作手法上的試驗和創(chuàng)新？

陳再見：談不上有什么試驗性的創(chuàng)新，當然對個人而言，是有一些比較大膽的嘗試，比如在小說的第一部“出花園”里大量運用了海陸豐方言，包括人物之間的對話，外地讀者估計會有小小的障礙；還有一點，我特意把時代熱點與人物命運相結(jié)合，比如小說開始于1997年，不用說都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往后還有2008年的金融風暴，2011年的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還有2012年的“世界末日”傳言，等等。之所以這么設置，是想烘托出小說的歷史感和人物的命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