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現象級的文化現象

2016年夏天，暨南大學中國文藝評論基地、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羊城晚報》等單位聯合舉辦“文學評論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生成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的近百名學者和文藝理論批評家與會。會上，筆者作了《“粵派批評”的可能性》的專題發言；居鄂的粵籍評論家古遠清教授則以“學術相聲”的形式，提出應當有粵派批評。隨后，《羊城晚報》于2016年6月5日推出整版的“粵派批評”討論版，發表了筆者的《“粵派批評”一說成立嗎？》一文，并配發了洪子誠、楊匡漢、蔣述卓等著名學者的贊同或反對意見，受到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同志的肯定，并針對《羊城晚報》這一版作了批示：“此版耐看！這樣的交鋒、交流、交融極有意義，目的是活躍廣東的文學評論。我省的文學評論工作者們敢于在‘批評’上下工夫，敢于用實力打響‘粵派批評’”。隨后，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肖風華邀請筆者策劃并實施出版“粵派批評叢書”，后又有蔣述卓、林崗、賀仲明、郭小東、宋劍華等著名學者加盟任總主編和執行主編。這樣，“粵派批評叢書”便于2016年底正式啟動了。“粵派批評叢書”計劃出版50本。叢書分兩個方面：一是文選38本。精選近代、現代與當代以來各時期38位最有代表性的粵籍批評家，每人出一本代表性文論集，分四個版塊出版。分別為：“大家文存”；“名家文叢”；“中堅文匯”；“新銳文綜”。二是專題著作12本，如《中外粵籍批評》《“粵派批評”視野中的“打工文學”》《“粵派”網絡評論》《“粵派批評”與現當代文學史》《“粵派批評”與港臺及海外華文文學》等。目前，第一批18本，第二批12本，共30本已出版。

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粵派批評”口號的提出與圍繞這一概念的討論，以及“粵派批評叢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廣東改革開放以來一次較有廣度和深度的文學事件，它的影響已超越了地域局限，甚至“是一個現象級的文化現象”。其根據是：一、《羊城晚報》自從2016年6月5日打出“粵派批評”的旗號后，迄今已組織了幾十個版面討論粵派批評，并專門成立了“粵派批評·陳橋生工作室”。2017年12月1日在珠島賓館舉辦了“‘粵派批評·陳橋生工作室’成立暨研討會”，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同志全程參會并作了指示，認為廣東文學批評應敢于“開宗立派”，“理直氣壯打出粵派批評旗號”。二、“粵派批評叢書”第一批18本書出版后，廣東省文聯、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與中國文藝批評家協會，于2018年1月13日聯合在北京舉行“粵派批評與中國當代文藝研討會”，中國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仲呈祥等專家學者給予充分肯定。仲呈祥指出，流派要有旗幟，要旗幟鮮明地打出理論主張；要有圍繞著理論主張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評家的著述和成果；要代代相傳，形成一支重要力量，作出突出貢獻。若從這三個方面來看，粵派批評有自己的優勢和特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任龐井君認為，粵派批評早已形成其獨特氣質，“廣東的文藝評論家、文藝理論家思想活躍，著述頗豐，既重視傳統文化的積淀、積累和積蓄，又注重針對現實、面向未來的實踐性、開放性和創造性，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三、2017年6月27日，《文藝報》理論與爭鳴版，整版發表了古遠清教授《“粵派批評”批評實踐已嵌入歷史》文章，這意味著關于“粵派批評”的討論已從廣東走向全國，成為當下文藝評論界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四、自從《羊城晚報》打出“粵派批評”旗號后，廣東各大媒體，省、市各相關文藝部門紛紛召開“粵派批評”研討會，僅省作家協會，便召開3次相關會議，共議粵派評論的歷史與現狀，共商廣東文學批評的發展大計，以期“粵派批評”掀起更大熱潮。

粵派批評的社會影響之所以超過了發起與參與者的預期，在創作、研究、傳媒、管理等領域引發強烈而廣泛的反響，形成多點開花的局面，主因是一種文化焦慮感的推動。長期以來，廣東經濟總量全國領先，媒體又比較發達，但文化和文學話語權相對較為薄弱。為此，廣東一些文化人和文化主管領導一直比較焦慮，一直在尋找加強文學話語權的契機，而“粵派批評”的提出正是這樣的契機。正因有了文化的焦慮感，才有希望通過粵派批評催生廣東文化和文學發展的期待。另一個原因是，“粵派批評”的提出其實是一種文化策略。長期以來，廣東的學者和評論家基本上都處于單兵作戰的狀態。盡管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畢竟勢單力薄，站位不高，容易為外界忽略。現在，借助“粵派批評”這個平臺，既可以更好發揮個體的才智和優勢；又可以在“粵派批評”的旗幟下重新整裝出發，形成一種氛圍和契機，發揮群體的力量，帶動更多的人接續嶺南的人文傳統。此外，還應看到，粵派批評更多的是描述一個客觀的文學事實，即粵派批評作為一個實踐在先，命名在后的批評范疇，并非主觀臆想、閉門造車的結果。實際上，它是一次遲到的思想碰撞，一次話題集中，各方都有話可說，樂于參與，既可“接著說”，也可“反著說”的多元文學建構。可見，“粵派批評”旗號的亮出正當其時。它是廣東批評界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的體現，是近代以來綿延不斷的對于建立廣東學派的時代與歷史的雙重呼喚。

二、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

在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壇，“京派批評”“海派批評”以及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閩派批評”已是大家公認的文學現象，但“粵派批評”卻極少被人提起。其實，不論從地域精神文化氣質，從文脈的歷史傳承，還是批評的影響力來看，粵派批評都有著自己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有它的優勢和輝煌。只不過，由于歷史、現實、文化和地域的諸多原因，粵派評論一直被低估、忽視乃至遮蔽。有鑒于此，《羊城晚報》率先亮出“粵派批評”旗號。接著，廣東省作家協會與廣東人民出版社，以“粵派批評”為切入點，聯合出版“粵派批評叢書”，挖掘被歷史和某種文化偏見所遮蔽的粵派批評的文學價值，彰顯“粵派”文化的獨特內涵和深厚底蘊，不僅能更好地展示廣東文學批評的力量，讓粵派批評發出更響亮的聲音，而且有助于增強廣東文化的自信，提升廣東文化的影響力，促進區域文化發展，從而在當前打造廣東“文化強省”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文化效應。從這點看，粵派批評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重大的文化意義，有重要的傳承價值和出版價值。

粵派批評的提出和“粵派批評叢書”的推出，一方面是現實的需要；另方面亦有厚實的、充分的歷史、現實、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基礎與依據。

其一是傳統文化的影響。嶺南文化明顯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漢代以降以陳欽、陳元為代表的經學注釋，便明顯不同于北方經學的嚴密深邃與繁復，呈現出輕靈簡易的特點，并因此被稱為“簡易之學”。六祖惠能則為佛學禪宗注進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內涵。明代大儒陳白沙主張“學貴知疑”，強調獨立思考，提倡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逐漸形成一個有粵派特點的哲學學派。這種不同于北方的文化傳統，勢必對粵派批評的形成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其二是文論傳統的依據。粵派批評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他們豐富的學術活動盡管并非以文藝批評為主業，卻在客觀上參與了對中國文學與美學現代性的開啟。比如，被公認為“睜眼看世界”之先行者的黃遵憲，倡導“詩界革命”，在“新派詩”的寫作經驗和批評實踐中追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其藝術理念在近代詩壇大放異彩。再如，倡導并身體力行“趣味主義”的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高舉“新小說”“新文體”的旗幟，其實強調的是文學革命與政治改良的內在關聯。可以說，黃遵憲、梁啟超的文學倡導，開創了一個時代的風潮，在全國產生了普泛的影響。黃藥眠、黃秋耘、蕭殷等人可視為粵派批評第二波的代表。如眾所知，在當代批評史上，黃藥眠的學術主張具有一定的開拓性，是連接創作與批評、傳統與現代的一個文化樣本。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黃藥眠在《創造周刊》發表大量倡導文藝大眾化，詩歌民族化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的《詩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見》《戰斗者的詩人》等發表于1940年代的文論依然有其生命力。鐘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研究民間文學，被視為中國民間文學的創始人。新中國建立后的“17年”，粵派批評的代表人物是黃秋耘、蕭殷和梁宗岱。黃秋耘在“百花時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惡如仇，高舉著“寫真實”與“干預生活”兩面旗幟，大聲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蕭殷也許不是一流的評論家，但卻是一流的編輯家。王蒙曾說過：“我的第一個恩師是蕭殷，是蕭殷發現了我。”而梁宗岱通過中西詩學的貫通，建立起了現代性與本土經驗相融匯的詩歌理論批評體系。客觀地說，上述這些批評家的研究范式和文學觀念盡管并不新穎，但其對苦難的同情、對文學批評的執著，以及對良知的堅守，不僅讓后來者心存敬意，也在客觀上提升了粵派批評的倫理品格。

新時期以來，粵派批評群體中也涌現出不少在全國有一定知名度的批評家。如在廣東本土，“30后”的有黃修己、黃樹森、饒芃子、黃偉宗；“40后”的有謝望新、李鐘聲；“50后”的有蔣述卓、程文超、林崗、陳劍暉、郭小東、金岱、宋劍華、江冰、徐肖楠；“60后”“70后”的有謝有順、賀仲明、鐘曉毅、申霞艷、胡傳吉、世賓、陳橋生；“80后”有李德南、陳培浩、楊湯琛、唐詩人，等等。在北京及香港等地則有楊義、洪子誠、溫儒敏、陳平原、黃子平、古遠清等，其陣容和影響力雖不及“京派批評”和“海派批評”，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閩派批評”，超越國內大多數地域的文學批評。如果批評的視野和范圍再開放拓展，加上饒宗頤、王起、黃天驥等老一輩學者的純學術研究，則“粵派批評”更是蔚為壯觀。

其三是地理環境上的優勢。從地理上看，廣東占有沿海之利，在溝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廣東處于邊緣，這既是劣勢也是優勢。近現代以來，粵派學者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種文明帶來的思想啟迪。他們視野開闊，思維活躍，不安現狀，積極進取，敢為人先，因此能走在時代變革的前列。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們秉承中國學術的傳統，又開創了粵派批評的先河。這種地緣、文化土壤的內在培植作用，在粵派批評的發展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

提出“粵派批評”，不但因其有著較為充分的歷史、現實、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據與基礎，還因為它有著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

從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方面看，粵派批評除發生期的梁啟超、黃遵憲外，粵派批評家不像北京、上海的批評家那樣關注現代性、全球化、后殖民等宏觀問題，也不似“閩派批評”那樣積極參與到“朦朧詩”“方法論”“主體性”等的論爭中。粵派批評家有自己的批評立場、批評觀念，亦有自己的學術立足點和生長點。他們師承的是梁啟超、黃遵憲、黃藥眠、鐘敬文這些大家的治學批評理路。他們既面向時代和生活，感受文藝風潮的脈動，又高度重視審美中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既追求批評的理論性、學理性和體系建構，注重文學史的梳理闡釋，又強調批評的實證，注重感性與詩性的個性呈現。比如，饒芃子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郭小東的中國知青文學研究，陳劍暉的散文研究，蔣述卓的城市詩學研究，宋劍華對經典的闡釋重構，賀仲明的鄉土文學研究與文學經典研究，江冰的“80后”文學研究，都各有專攻，各擅勝場，且處于國內領先地位。

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可以說是粵派批評最為鮮亮的一道風景線。在這方面，粵派批評幾乎占了文學史寫作的半壁江山，而且處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的高地。比如20世紀80年代，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聯合發表的著名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其中的陳平原、黃子平均為粵人。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以方法先進，富于問題意識，善于整合中西傳統資源和吸納同時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稱，它與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被學界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南北雙璧”。楊義的三卷本《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比較方法運用文學史寫作的有效實踐，該著材料扎實，眼光獨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比肩。此外，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黃修己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古遠清的港臺文學史寫作，也都各具特色，體現出獨到的史觀史識和史德。

粵派批評還有另一個獨特的文化品格，即注重文學批評的日常化、本土經驗和實踐性。粵派批評家追求發現創新，但不拒絕深刻厚重；追求實證內斂，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靈動圓融，而厭惡嘩眾取寵。這就是前瞻視野與務實批評結合，經濟文化與文學批評合流，全球眼光與嶺南鄉土文化挖掘齊頭并進，靈活敏銳與學問學理相得益彰，多元開放與獨立的文化人格互為表里。這種將實踐美學、生活美學和大眾美學融為一體，在精神和感情結構上呈現出根性、脈性、血性與智性互融的批評趨向，既是廣東本土批評家的批評踐行，也是他們的共性和個性特征，是廣東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可貴品格。比如活躍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批評家黃樹森，其批評便緊密聯系現實，及時地回應當前的社會生活。他積極組織討論“商界現象”；提出“珠江大文化圈”“經濟文化時代”“第三條道路”理論；主編“流行蠱”叢書；出版《手記·叩問——經濟文化時代猜想之子丑寅卯》；策劃出版“叩問嶺南”大型理論書鏈，提出“嶺南文化新發展”討論；主編《廣東九章》系列，挖掘并推動“莞香”文化，探索“白先勇范式”……這一系列的“小叩”與“大鳴”，立足本土，立足廣東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精神，又不乏高屋建瓴的國際眼光和全球視野。因此，這些“小叩”“大鳴”既是對廣東“文化沙漠論”的有力回擊，又為我們確立廣東文化在全國文化中的處境與地位，重建文化自信提供了一個切入點和反思的契機。再如黃偉宗將批評與“海上絲路”的開發結合在一起，開辟了文學批評的新天地。此外，蔣述卓、劉斯奮、金岱、徐南鐵、譚運長等人還提出“第三種批評”“嶺南宣言”等口號和宣言，這都體現出粵派批評家關注當下，善于捕捉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并將這些問題放在現實生活中思考的務實品格。

總體來看，粵派批評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表現在：一是精神底色的求變、求新、求真；二是精神氣質的自在、自得、自為；三是精神氣度的包容、開放、平和。蔣述卓教授用“嚴謹的態度、得體的尺度、開放的角度、優雅的風度”（《中國藝術報》2018年4月3日）來歸納粵派批評的氣質。筆者以為，還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粵派批評的特色，這就是：創新、實證、內斂、精致。先說創新。從六祖慧能，到陳白沙心學標榜“貴疑”“自得”，再到康梁，粵地便一直有創新的傳統。這種創新精神在現當代的粵派批評中也得到充分的踐行和展示，這一點在當下應受到特別的重視。其次是實證。康有為的老師朱九江，其著述被稱為“實學”，他倡導經世致用的實證研究，這一批評立場和方法，在后來的許多粵派批評家身上也清晰可見。還有內斂。這是不容忽視的粵派批評的一個精神品質。即是說，粵派批評雖注重創新，強調質疑批判精神，但它不事張揚作秀，它的總體基調是低調務實，是內斂型的。正是因此，它往往容易被忽視，被低估，甚至在某些時段被邊緣化。最后是精致。粵派批評比較個人化，偏重民間的立場和姿態，也不熱衷于宏觀問題的發聲和龐大理論體系的建構，但粵派批評家的批評實踐具有“博”與“精”并舉，“廣”與“深”兼備，“奇”與“正”互補的特點，這樣就形成了粵派批評的獨特魅力與風致。

（本文系節選，全文完整版請閱《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