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級城市群，系連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脈絡依靠的是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也應當重視中華文化基因的凝聚作用。作為中華文化內部最小的信息單元和信息鏈路，中華文化基因以連續性和穩定性表達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優勢，以“日用而不覺”的方式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延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共有的中華文化基因不僅為灣區人民增強認同感提供精神動力，也為大灣區文學共同體建構的必然性找到了內在依據。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文化基因識別與傳承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首次于2017年12月21日在深圳舉行的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上提出。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構想的提出不僅有助于豐富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生態，更重要的是，還將與大灣區整體建設肩負共同的使命——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大灣區城市群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核心引擎，引領周邊九座城市協同發展。因此，建構大灣區文學共同體也應以核心城市的文學特性為著力點，遵循“以點帶面”的規律，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發展成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互動交流的重要交匯點做好準備。

香港和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既重要又特殊，港澳兩地的原生文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無異，都是嶺南地方文化的承襲者，流淌著中國東南沿海特質的文化血脈，這種濃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深切埋藏于城市的肌理，縱深而綿長。然而因歷史的偶然命中，港澳兩地“被選擇”改寫了命運，異質文化由此注入了原本單一而內向的文化傳承模式，并逐步形成了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雖然歷史的選擇一度讓港澳兩地失去了國籍，但百年間與祖國的往來從未間斷，香港和澳門不僅作為內地與海外相當重要的資訊交匯處，還在文化群體“南下”與“北上”的往來中始終扮演著“第三空間”的角色。縱然開放而混雜的次生文化為文化基因的識別帶來一定難度，幾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基因卻始終根植于港澳同胞的血脈中，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基因一脈相承，從未斷裂，由此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基礎。

在“有序”及“失序”之間

若僅從香港、澳門的語言文字、風俗禮儀、地方建筑等一系列外顯的文化層面來看，中華文化基因在港澳地區的傳承從未間斷，這些“外顯的”文化標識甚至較之內地的其他城市保存得更加完好；而一旦觸及到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身份認同和審美傾向等更加“內隱的”文化層面，這種差異就變得難以準確表述。

以香港為例，這座歷來被視為擁有較強秩序感的城市往往予人“文明有序”的印象，以往香港也的確在諸多方面表現出了應有的秩序感。然而在城市發展進程中香港“跳過”了一些必要的步驟，引發了城市運轉過程中某些方面的失衡。如果單純從文化的外顯層面去考察，確實不易察覺，而一旦真正深入到香港文化的內隱層次，“有序”一詞還能否繼續為當下的香港文化特征而代言呢？其實這種潛藏于內的“失序”，不僅是香港市民對身份認同的困惑、焦慮甚至是逃避的外在體現，也是以香港市民為典型的現代人喪失精神依托從而盲目追逐物質成就的主要成因。雖然較為隱蔽，但縱觀當代香港文學短短的幾十年歷史，不難發現其中對城市去向的密切關注以及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始終貫穿。20世紀70年代，西西在小說《我城》中發明了“城籍”和“國籍”的相對論；進入80年代，香港本土作家們自覺展開了對香港回歸的大討論，其中劉以鬯的《一九九七》、陳冠中的《什么都沒有發生》、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寂寞云團》）、李碧華的《胭脂扣》、黃碧云的《失城》、陶然的《天平》、梁錫華的《頭上一片云》、陳浩泉的《香港九七》、葉娓娜的《長廊》以及白洛的《福地》等一系列小說，雖然各懷迥異心態，所依不同立場，但卻一致表達了對香港回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極度關切。除了小說以外，詩歌、散文和劇作等不同文體也都陸續涌入到這類主題的創作潮流中。這些作品反映出來的已經不是個別香港人的偶然情緒，而是面向內隱文化層次全面而持續的失序。香港總是因外在的物質成就而備受矚目，必然導致香港人缺乏對內在精神多元性和復雜性的應有關注，于是當重大歷史事件來臨，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精神空間時，自然會在短時間積聚各種復雜情緒，焦慮與迷惘不乏其中，而最終這種內隱的“失序”狀態在香港文學場域中被充分地表達出來。

對于香港來說，精神內蘊的隱性缺失與物質成就的顯性遮蔽之間猶如一道難以逾越的巨大裂隙，導致被秩序井然的外在環境所長久掩蓋的“精神熵”逐漸浮現，為該地區失序狀態隨時升級埋下了隱患。雖然歷史造就的這種群體性的內在“失序”無法避免，但值此背景所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構想，正是以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作為文化內隱層面的內驅力來彌平這種“精神熵”的適時之舉。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構想與實現

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本身具有相對完整的地域空間，有相對穩定數量的人口，有相對完善的設施，也具備獨有的文化與地域認同感，逐一符合“言語共同體（社區）”五要素，可以被看作一個完整的言語共同體。社會語言學家普遍認為，語言是言語共同體內部進行溝通、形成認同的工具，同時也是言語互動與認同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該結果有助于言語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增進彼此更深層次的情感認同。故由粵方言認同與粵方言書寫意義的追認路徑出發，最終實現大灣區文學共同體建構的愿景具有較為可行的理論依據，粵方言與藉此產生的認同感遂成為建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重要維度。

一部分廣東籍作家，尤其是當代香港作家熱衷于粵方言作品的書寫與保護，他們或以粵方言進行純口語化的寫作實驗，或將大段的粵方言對白引入文中。不難發現，粵方言入文其實并非當代原創，由文言文、白話文、粵方言口語混合而作的“三及第”混雜文體早在晚清時期就已風靡于粵港地區，這類作品常見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廣州報紙。早期的粵方言入文，還有著文學作品從口語載體轉換為印刷文字載體的劃時代意義，不僅促進了粵方言地域文學創作的雅俗合流，更重要的是為使用粵方言的讀者們提供了閱讀過程中的便利，并借由這種便捷，粵方言所帶來的認同感再度得到強化。通過作家群體的不斷堅持，“三及第”文體由原先的文言文、白話文、粵方言口語轉換為現代漢語、粵方言口語和英語的組合方式，使得這種跨語言寫作模式沿用至今，無疑成為了粵方言認同中一種常用的情感投射方式。依照言語共同體（社區）的概念——在一定地理范圍內聚集的人群，彼此之間長期保持著互動的關系，并且有一種心理認同，言語共同體（社區）成員一般還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體內部往往還有一些公共的設施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建構也全面符合人群、互動、認同、生活方式及言語設施等共同體建構的五要素，而堅持將粵方言入文的書寫行為，增加了“共同體”成員內部的互動，也加深了彼此的心理認同感，即從現實層面和理論層面分別印證了大灣區文學共同體建構的可行性。

對粵方言書寫重要性的追認，再度顯示了粵港澳地區文化基因的中國文化根性，將“語言”從文學的想象園地中推及到現實的認同中來。香港學者黃念欣在談及粵方言書寫的保護時也認為，香港始終擁有廣東地區這一眾“里應外合的兄弟”，這種觀念不僅表達了深厚的同胞情懷，還真實反映出大灣區內部成員間不僅已然形成了對言語共同體的認同，而且開始自覺地應用和維護共同體所擁有和使用的語言（方言），并將其認定為共同體的符號性標識。肯定粵方言的價值，并且重視相關的文學作品及其傳播效用，亦有助于增強大灣區內外中華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

最后，粵方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語言設施”，需要不斷進行維護與完善，因此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構建的又一項重要環節，便是啟動以粵方言為基本內容的相關著作、典籍的收集、整理和修葺等系列工程，中華文化基因也將在這些典籍和重要文獻的修復與完善過程中得以繼續傳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共同體的構建，是將粵港澳大灣區豐富的內涵從文學、文化以及審美價值的維度向區位空間有機延展，并且通過根植于文學乃至文化中的中華文化基因來表達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由內及外的整體性意義，加之粵港澳大灣區的開放特質，被中華文化基因所標記的優秀的世界觀、價值觀、審美觀，也將會通過這個特殊的空間向外傳遞，從而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