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寫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創作談，想想，不如說幾個和那個故事有關的小故事。

第一個小故事。

20年前，我曾有一次機會去南海生活。事情是在榆林港等待前往西沙的補給船時發生的。我和對方商議的大體內容是，我加入他們的隊伍，服役三年，他們送我去幾個島礁上生活一段時間，剩下的時間在南海里漂蕩，然后我為他們寫海洋故事。東沙和南沙大點的島嶼暫時去不了，其他地方他們能做到，更不用說在海上漂著，他們正管這個；而如無意外，比如被熱帶風暴吹進環礁湖出不來，或者得上蕁麻疹爛掉，他們要我做的事情大體我也做得了。事情談得很順利，雙方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為此喝了兩頓大酒。從西沙回來以后，我開始籌措行程，找海洋專家上課、學習海上求生術、做海洋歷史文案工作，總之是一些必要的準備。可惜，事情在最后時刻告吹了。本來有一次彌補機會，有人愿意出面幫助我，我那會兒愚鈍，沒有轉過彎來，也錯過了。我年輕時反感限制性人生，因為這個逃離家庭，希望在未知領域中遭遇一些有力量的事件，開始寫作后，我寫的故事大多與超越有關，直到中年才開始警惕，感到自己逃得太快，身后留下個巨大的黑洞沒能看清。我以為南海生活會彌補這個缺憾，計劃的破滅讓我深感沮喪，為此消沉了很長時間，上一部長篇結束后，我停止了寫作，之后是幾年困頓潦倒的生活。

事情過去十年后，我離開中原，遷居南疆邊城，做了350萬平方公里南海的鄰居，接下來，我在南海邊生活了十年。實際上，直到今天為止，我也沒有去過納土納群島和馬尼拉海溝，能夠做的，無非是蹲在邊城黯淡的灘涂上，翻翻《瀛涯勝覽》，發發呆，做一些白日夢，扶南、狼牙、婆利和天竺是夢里的事情，想象中，自然會遭遇一些異怪經歷，等回過神來，卻一切照舊。我知道身外世界發生著重大變化，人類上一次的結盟正在分崩離析，人們可能面臨兩個方向的危險，失去自我以及世界，我也一樣，軀殼完整，內心破碎——這個星球夙命如子宮，人們相互聯系著，沒有誰能在他人糟糕的時候自己安然無恙。這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新居地山海糾纏，游云詭異，雨水豐沛，稍稍離開城市瘋狂建造的硅酸鹽叢林幾步，影子就會被自然植被的濃郁蔭影吸走，不用擔心靈魂有沒有家園的事，這讓我安靜下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人的思緒特別豐富，在每年循季而至的數次或十數次臺風中，我恢復了停筆多年的寫作，開始寫些短故事，以便建立與陌生環境的聯系。這樣生活了幾年，我感到勇氣恢復過來，可以回到有力量的故事上了，可是，之前準備寫的那個韃靼天子、那個多肽鏈核苷酸序列的故事已經暗淡下去，不再發光，我失去了完成它們的動力。情況就是這樣，我被定格在南海邊的灘涂上，吹著熱帶季風，進退不得，這種促狹的境遇相反幫助了我，讓我承認自己的無能，同時在書寫欲望的失落中，回過頭去打量身后那個黑洞，漸漸看清了它的面目：囚禁與剝奪。

我不認為囚禁和剝奪是生命的外延，這兩件事情從生命孕育時就開始了，作為一種自然的，卻也是少數人權力主張下的古老文明形式，它們初始的形跡玄詭而野蠻，等到進入更為開闊的新世界，則化蛹為蝶，登堂入室，建立起嚴格的體系，成為文明體制中合法甚至自洽的一部分。人類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囚禁與剝奪無所不在，尊嚴缺失無所不在，我當然不認同這個，哪怕我就生活在其中，比如地球是另外一種智慧生命的監獄，人類是這個超能杰作中的實驗品；地球之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我還被地球上的一些事情搞糊涂著，被自己很多缺乏邏輯的念頭搞糊涂著，至今擺脫不掉內心無休止的掙扎，它逐漸孵化出一個有著寓言內質的故事胚胎，我想把它寫出來。可是，這很難，非常難，它注定了我無法理直氣壯地講述一個日常生活題材，事情一開始危險就存在了。我不知道從哪兒入手，只能等待，直到有一天，我遭遇到故事的主人公郁漱石先生。

郁生活在別的時代、地方和境遇中，如何聯系上他，觀察和捕捉他的生活，從他那里獲得同屬人類的特殊經驗，使故事合法存在，是我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這個題材和我之前遇到的題材不一樣，單一的虛構無法支持它的完成，需要一種新的講述方式，一種文獻意義上的時代景深，以便建立起一套差異化的身份政治語言，如此，故事才具備倫理意義。歷史是故事的景深，不是主角，主人公郁在那兒，只是我和他還沒有見面，我不確定他將如何定義自己；也就是說，我和郁需要一段恰到好處的景深，以便我倆在焦距適當、場景鮮活、每一個細節都得到考證的歷史中找到對方，建立一種相處方式，對彼此形成準確的辨識；如果郁和我都做到了，我們解決了失焦問題，解決了彌散圓問題，人們會因為這個故事準確的聚焦建立起對歷史謹慎的審視和批判；至于我能從郁的特殊經驗中獲得多少共情，產生什么樣的情感認同和倫理糾纏，則是后一步的工作。很奇怪，當我決定下來做這件事情時，我有一種想要為郁和他生活的那段歷史立傳的安靜的念頭。我沒說錯，不是沖動、亢奮和燥狂，而是安靜地去做這件事情。

18世紀時，弗朗斯瓦·魁奈創建了經濟學說中的重農主義學派，他以路易十五和蓬皮杜夫人雙重侍醫的身份影響了波旁王朝的第四位國王，慫恿法王學習中國皇帝，操辦了一場親耕籍田的龐大儀式。魁奈不是儒家學說唯一的傳播者，比他更早的還有萊布尼茲和伏爾泰等人，可是，沒有人像魁奈那樣熱情，他研究過司馬子長、司馬君實、陳承祚、劉子政、班孟堅、班惠班、范尉宗、歐陽永叔和張衡臣的史撰，而且拿文獻說事，不但影響了皇室，還影響了包括馬克思在內的一大批經濟學家，連亞當·斯密都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憋著勁對重農學說分析和解釋了半天，然后才論述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勞動分工主張，可見華族從未輸出過思想的說法多少有些破綻。不過，熱衷于脂粉的寵兒路易并不像他的太陽王曾祖父那樣，因為對東方的迷戀而讀完了1698年由另一位太陽王康熙托法國科學院院士約阿希姆·布韋捎給他的法文譯本《論語》，寵兒路易不知道魁奈對他說，農人窮則國窮，國窮則王窮，這句話基本是照背孔仲尼的原話。背他人話的事情我也做過，年輕時我在相當長時間里熱衷于背誦他人語錄，直到現在這種壞習慣還沒改掉，但魁奈不同，他確認中國人對歷史有著無以匹倫的熱情和嚴謹的學術態度，他在《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說：“沒有什么國家如此審慎地撰寫自己的編年史，也沒有什么國家這樣悉心地保存自己的歷史典籍。”他那么說，當然獲得了大量文獻的支持，可時隔300多年，我卻總覺得這個觀察非常詭異；我有一種古怪的念頭，魁奈利用修辭學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隱喻。

歷史的撰述實踐是個龐大的工程，作為權力的產物，它不屬于個體，各個時代的王朝和政府一直在有計劃地從事相關制度的設計和管制，其撰述實踐從來沒有逃掉一次次編造、篡改和遮蔽的命運。我遇到的情況正是這樣。因為種種原因，郁生活的時代顯得撲朔迷離，無論在歷史進程中還是在那之后，決定和制造那個歷史場景的四個當事國家全都緘口不言，除了一些戰時帶有強烈政治措辭的外交文件、語焉不詳的戰爭情報、戰后個人撰寫的零星回憶錄、史學家打撈的出處可疑的民間記憶外，沒有留下完整而嚴謹的結構性史述；不但如此，實際上，有歷史學者一直在受命做著持續改造這個場景的周邊歷史工作，讓它在完整和真實兩個方面嚴重失焦。簡單說，那段歷史幾乎消失掉了，準確定位以便完成對這段景深的描述幾乎比洞穴深潛更困難，這使我嘗試對郁的生活場景進行復盤的企圖顯得非常尷尬；更為困難的是，經過半個多世紀，人的精神物證已經被大面積地改寫，人們對歷史的反芻愿望消失掉，如何在人類意識形態中尋找到個人的歷史，或者說，從決定性人物的歷史中潛沉到普通人的歷史上來，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然而，正因為如此，因為歷史消失和改寫這件事情證明了囚禁和限制是一整套人類文明系統，它恰恰具備了我與囚禁和限制在歷史中的郁有理由見面的所有要素。

這個故事的寫作超出了我的一己經驗，僅僅依靠寫作者個人的野心和耐力遠遠不夠，我需要那顆幫助我辨識四季的天狼星，以便確認時空。感謝偉大的圖書館，比如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加拿大溫尼伯圖書館、臺灣圖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它們幫助我找到了歷史時空的入口；感謝葉長青先生，他是錢穆《中國經濟史》和《中國文學史》兩部講稿記錄、整理和補釋者葉龍先生的長公子，因為他慷慨的幫助，我得以獲得大量珍貴資料和文獻，包括戰時英日兩國政府的部分資料和戰后港英政府對日本戰俘營主官和占領地治安主官的審訊記錄，否則我在那條被人遺忘的漆黑而冗長的隧道中會失去判斷，因而不知所措。還要感謝我的孩子Lucas和朋友Kitty，他們幫助我完成了大量日文和英文文獻翻譯——拿到相關資料后，我把需要的部分交給他們，他們給我一個簡要梗概，我再決定是否需要完整或部分翻譯，或者放棄該份文獻，否則我不可能完成這個故事的寫作。至于故事，那是郁和我之間的事情，他告訴我他經歷了什么：人的榮譽并不來自境遇的給予，而是自身在精神困境和生命絕境中的認知再造，即使在囚禁和剝奪的生活中，我也清楚地從他身上看到了人之為人的明證，所以我更感謝他，以及他身邊的其他人物——冼律師、阿國小妹、亞倫伙計、曹醫生、納什大夫、摩爾先生、伍副官和老肖，他們用自己的頭腦和良知支持了我。同時我也認真想過，假使我和郁在同一時空，我為什么不可能是更為復雜的老咩、朱上士、阿國同學、鄺隊員、邦邦中尉、鐘上校、徐少校、飯島主官和封侯審判官，在人類自己建立的煉獄中掙扎？或者進一步的，是矢尺次官、李少校和鄒少將，成為囚禁他人和自己的罪惡獄卒？說到底，惡不是客觀，是我的第二天性，至少到今天為止，我無法證明，如果進入路西法模型，在斯坦福監獄里扮演了某個角色之后，我不會誘發出殘暴的本性。但我還有機會，那就是依賴故事建立起進入囚禁與限制這一重大公共領域的敘事通道，用人物命運深刻反映人類普遍的生存現狀，以保持人性不滑入平庸的罪惡這一深淵，唯有如此，我在南海邊灘涂上的無限糾結才有了一次值得欣慰的回應。

第二個小故事。

2020年頭幾個月，新冠病毒迅速在全世界漫延，人們困在家里，與外界隔離，經歷著人類史上涉及人數最多，時間也最長的囚禁與限制。這期間，美國的一位朋友給我發來一段視頻，內容是荷蘭管弦樂團演奏約翰·威廉姆斯為電影《辛德勒名單》所作的主題曲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

我喜歡約翰·威廉姆斯的電影音樂，他為《星球大戰》《拯救大兵瑞恩》《侏羅紀公園》和《哈利·波特》寫過曲，我更偏愛他不大流行的《屋頂上的提琴手》《林肯傳》和《戰馬》，那幾組音樂在受眾需要的類型沖突外注入了一種溫暖底色，這是他一直堅守不棄的風格。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也一樣，旋律簡約，表達了人類在某個特殊時期沉重而復雜的內心世界，記錄下整個人類的某種命定的深邃憂傷。記得上個世紀最后幾年中的某一年，差不多有兩三個月，我一直在循環聽小提琴演奏家伊茲霍克·帕爾曼和豎笛演奏家吉洛拉·費德曼最初演奏的那支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單曲，20多年過去了，現在我還能回憶起，那一年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制造沙林神經毒氣事件和拉賓在一個和平集會上被極端分子槍殺這些事情。

但疫情期間朋友發來的這段視頻有點不同，它時長4分48秒，記錄下演奏者的失控內容：音樂一開始，英國管吹奏出序曲，引出小提琴家西蒙娜·拉姆斯瑪的敘事。擔任英國管演奏的是大衛·舍弗絲，第一眼，我覺得她有點像冰島“糖”樂隊的主唱比約克的中年版。我發現，僅僅演奏了兩個段落后，舍弗絲的眼眶就濕潤了，當她再度把旋律交給拉姆斯瑪之后，眼睛里已經噙滿淚水。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的演奏視頻特別多，一支令人心碎的曲子，演奏家動情的不少，可在整個演奏中，舍弗絲臉上浮現出一種生不如死的神色，而且明顯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我在猜，這首曲子她演奏過多少次，不會低于百次吧，她是怎么熬過之前那九十九次的，她的心臟是否早已破碎掉？看得出，她一直在拼命忍著，在完成她全部的音樂段落，把音樂結尾段落交給拉姆斯瑪之后，她就哭了——在舞臺上，在音樂進行中，完全不在乎他人。舍弗絲身邊的同伴伸手撫慰她，從畫面上看，她知道那樣不好，不優雅，她畢竟是一位演奏家，人在舞臺上，眾目睽睽，這讓她顯得有些不安，可她就是止不住，仍然在哭泣，直到音樂結束，觀眾們起立向音樂家鼓掌致敬，指揮向觀眾介紹舍弗絲，她站起來不好意思地笑著，還是止不住哭，先用手指，再用胳膊，胡亂擦去臉上的淚水，直到視頻一點點暗黑下去。

那天晚上，我眼前一直浮現著舍弗絲那張滿是淚痕的臉。我剛才說她有點像比約克的中年版，我記住比約克不是因為她聲名大噪的《太安靜了》和曾經激怒過不少中國人的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而是電影《在黑暗中漫舞》中她飾演的捷克移民莎曼，當莎曼被押解上行刑室時，在獄舍外走廊上的瞬間崩潰，那個畫面讓我永遠無法忘卻。我能理解舍弗絲和比約克的失控，在聽她們演奏和看她們表演時，我也無法控制自己，這是人在常情中的感性反應。但事情不止如此，失控在某個不期而至的場合里突然出現，它們并不反常，因為那是她、她們，以及我和其他人，我們這些人類基因中某些文明因子的覺醒，它們被我們叫作記憶。科學家有一個共識，人類大腦相當于千萬億只芯片，在這個超級容量的大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組織處于休眠狀態，沒有起到什么作用。對此我并不覺得失望，我也不欣賞那些腦細胞休眠量低到妙不可言的奇異者，哪怕和他們相比，我的愚笨不可思議。我在意的是，我那個由細胞、神經和突觸組成的萬靈之物有多少醒著，卻因文明限制而假寐著，或者干脆囚禁在萬劫不復的黑洞中？是什么導致了這種情況的發生，為什么我不能像舍弗絲一樣失控？我想，即使人是局限的產物，做不到記住所有的經驗信息，有時候也會出現面對大量經驗信息拒絕提取，或者提取錯誤的情況，這些都是現實，但人類自己反復制造的災難具備所有抵抗遺忘的條件：主體參與、群體強烈情緒、歷史深刻影響、至關未來命運等等，即使在這些災難中，人性淵藪這一信息注定了要被識記在遺忘曲線上，那也應當在災難發生之后窮盡努力，不斷去喚醒它們，讓它們保存下來，直到人類滅絕之日。這些，就是疫情期間威廉姆斯的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和舍弗絲那張滿是淚痕的臉給我的啟示。

第三個小故事。

《人》的故事寫到一半時，我偶然看到喬治·奧威爾的一幅照片，就是TIME雜志上那幅著名的照片，他目光和嘴角透露出的極端的，甚至在我看來有點猙獰的糾結讓我吃了一驚。我停下寫作，找到他另外幾幅照片，把它們打印出來，貼在對面的書柜上，長久地端詳它們。我發現在幾乎所有照片中，奧威爾都警惕地盯著鏡頭，很難分辨那是出于下意識還是政治倫理立場；他臉很長，發絲粗如鋼針，大約擔心它們隨時乍立有失禮數，用發膠固定住，像充血的驚嘆號，眼珠突出，好像被什么東西束縛住，驚恐著；在幾幅照片中，他厚厚的嘴唇緊闔著，或者咬住嘴唇，在另一幅照片中，他索性往嘴里塞了支香煙，一副禁言表情。這不對，整個二戰期間他都在為BBC工作，每天說大量的話，報道戰爭狀況，說話是他的職業，他也樂于開口說話，何況，和郁相比，他那會兒可是大人物，知道很多戰爭的情況，是什么讓他面對幾乎所有的鏡頭時都作出驚恐和禁言的表情？

在學者筆下，奧威爾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的面目示人，但有件事情一直讓我感到困擾，寫小說之前，奧威爾和一些亞裔囚犯打過五年交道，那會兒他手握審判、鞭笞、監禁和殺死那些人的權力，我不知道在那五年中，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答案肯定不是學者們描述的那樣，像一枚道德錢幣拋出的簡單弧線。

我坐在那兒，和那些照片對視，試圖和照片上的主人公做點什么討論。他和郁是同時代人，分別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主要戰場上，郁逃離D營那年，他出版了日后享譽世界的《動物莊園》。他比郁多活了四年，郁離開這個世界兩年后，他寫下了那個讓人恐懼和噩夢連連的寓言——他把當年的紀年數字最后兩位數做了顛倒，作為故事的標題交給出版商，然后就安靜地等待死神的到來。我在讀他那個故事時相當不舒服，皮膚嚴重過敏，即使這樣，我仍然希望肺結核沒有奪去他的生命，不知道為什么，我有一種預感，我相信如果多活幾年，他會寫出他當年管理的那些囚犯的故事。我不止一次想過這件事情，他會怎么寫那些無名者？那是整個人類的故事，對嗎？我現在想的是，如果他活著，他愿不愿意和我討論一下，郁為什么選擇那樣的離世結局，除了那個結局，郁還有其他結局嗎？

最后一個小故事。

從2016年秋天到2017年夏天，因為某個契機，我進入了侯冬娥、辛德勒和奧威爾生活的那段歷史，因此見到了郁，并且在郁的生命行將結束時開始了這個故事。這是我必須做的一件事情，我需要回過頭去面對我年輕時擦肩而過的那個黑洞，并且走進它。也許我做得不夠好，事實上這件事情差點就終止了。我很欣慰自己沒有半途而廢，而且，證明我做了一件值得的事情的那份通告很快到來——通告是由兩位英國學者告訴我的，我不認識他們，我們沒有見過面，但我們在各自的寫作中不約而同地進入了這段歷史。

我在故事里寫到了郁在D營中的生活，在長達三年零五個月時間里，他數次潰敗，在身處D營最后的幾個月，崩潰再次降臨，這一次他徹底放棄了，不打算再堅持，而和他同處D營的圣約翰救傷隊隊員鄺嘉欣救了他。在鄺的啟發下，郁擺脫掉下墜，并且開始收集戰俘營中同伴們親人的名字，看起來這件事情與戰俘生活毫不相干，卻幫助他熬過了幾乎不可能熬過的絕境。故事結束時，郁給生母留下一封極可能永遠不會抵達的信，在信中，郁念念不忘地提到他收集到的那些名字，它們在他腦子里，他留不下來，只能將它們帶去另一個世界。坦白地說，我在寫出那段故事時并不是很確切地知道郁為何要收集那些姓名，那樣做意義何在，我設想過無數理由，它們都不能說服我，我只能忠實地記錄下郁做了什么。

有命運這回事嗎？有，在我把稿子交給我的責編之后，準確地說，2018年新年過了不久，我收到托人尋找的最后一批資料，因為某種原因，它們沒有按時到達我手中。在閱讀過大量資料，尤其經過斷斷續續兩個階段的寫作后，我對這個故事產生了極度的不適，它嚴重影響到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這讓我對任何這方面的文字都會下意識地排斥，并且做一些嚴重抵觸的事情，所以，最后那批資料，我只象征性地翻閱了一下，記下可能需要補充的資料題目，然后原路退回了。在我翻閱的資料中，有一部Japan's Detention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這部書一共738頁，作者Greg Lake，收錄了20幅地圖、652幅插圖、66頁彩印，另外還有一份名單，名單列出了1941年到1945年間日本軍隊在中國拘押的13544名盟國平民名單，包括拘押者的年齡、國籍以及19個拘留營的信息檢索，僅就這部分內容就占用了全書的200頁。一部738頁的書，當事人名單和資料占去了200頁，這讓我驚訝。事情沒有結束，這批資料中還有一本1941Hong Kong Defense War，作者是英國學者Tony Banham，我讀過他另一部著作，The Heroes Timeforgot，記錄了二戰時期舟山漁民救援“里斯本丸號”盟軍戰俘的事情，我印象深刻，而在1941 Hong Kong Defense War這部書里，Tony Banham列出了超過1萬名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英軍和英聯邦軍官兵的名單，要知道，那差不多是全部香港守軍，或者說，香港淪陷后全部盟軍戰俘的名單！我在動筆寫作前沒有讀到這份名單，以致除了港英總督、三軍司令、東西兩旅司令官、海空軍司令官以及部分其他文獻上記錄的高級軍官，我故事中的盟軍人物都是虛擬的，現在他們的姓名出現了，而且是那場戰爭中全部的盟軍參戰者——戰俘、犧牲者和幸存者。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簡直是石破天驚，我固執地認為，Greg Lake和Tony Banham幾十年后在圖書館做的工作，郁幾十年前在戰俘營中已經開始做了，不同的是，Greg Lake和Tony Banham記錄下的是戰俘們的名單，而且名單中幾乎沒有那場戰爭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的戰俘，郁不光記下了他能夠接觸到的所有戰俘的名字，中國的、英國的、印度的、加拿大的、美國的，還記下了他們家人的名字；他把那些名字變成故事講給鄺聽，他還試圖講給他的律師聽，希望他們知道并且記住那些名字。可惜，災難過去，和平到來，沒有人對那些名字感興趣了，他的律師冼甚至下意識地流露出對他這種做法的抵觸，于是，他只能在離開這個世界前，把名字的事情遺憾地告訴從未見過的生母。

郁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說了太多太多的話，那是他最后一次試圖講一個故事；即使已經決定離開這個世界，他仍然在意那些名字，希望它們能夠留下來。我知道他不會成功，我只是想知道那個故事到底有什么價值和意義，那是他的故事留給我唯一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