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有幸參加了兩次全國性的文藝工作會議，一次是中國文聯第十次和中國作家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另一次是全國詩歌座談會，兩次會議都感想良深，收獲多多。而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融入新時代、走向人民的重要指示和深刻論述。

（1）

2016年11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在講到如何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時，習總書記說，“創作出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秀作品，要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保持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對自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精神力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

2019年11月28日召開的全國詩歌座談會，是詩歌界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標志性會議。會議明確提出，“詩歌如何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如何以精品奉獻人民，如何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傳統、現當代詩歌傳統，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走向最廣大民眾的生活和心靈，這其中有太多的課題需要我們去面對、去探討、去尋求解答。中國詩歌是屬于人民大眾的，也是為了人民大眾的。當前，在廣袤的祖國大地上，時代奔涌向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著震古爍今的實踐，正在創造著我們民族的光明未來。與人民在一起，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與時代同步伐，就是要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就是要為這個時代寫下心靈的圖譜，提供精神的能量。”

唐代詩人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大意是說，詩文創作要貼近實際，把握時代脈搏、反映社會現實。這是在中國詩歌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也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特質。翻開中國的文學史，這一類的作品比比皆是，從夏商周時期、春秋戰國時代，以至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封建時代開始，文學表現時代、表現人民，是一以貫之、連續不斷的主流傳統。詩經的風雅頌，楚辭的《孔雀東南飛》，尤其是中國詩歌史的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誕生之后，《離騷》《九歌》《天問》為詩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詩歌樣式，并與國家情懷、人民意識直接影響了漢賦和樂府詩的產生以及時代風格的延續與發展。楚辭的浪漫主義精神氣質和憂國憂民人民情懷，對后世的李白、杜甫、李賀、韓愈、白居易等影響巨大，一直到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詩歌融入時代、關注和表現人間喜怒哀樂的詩風進入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峰。宋詞之后，中國的詩歌雖然逐步式微，但表現家國情仇主題內容的風格和傳統卻是一直延續不斷的。一直到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自由詩為標志，雖然詩歌的語言和體裁出現了歷史性的重大變革，但時代性、人民性的屬性和特點依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新中國建立后，詩歌的時代性、人民性得到極大的加強，尤其是新中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這個特點更為突出、鮮明。近年來，由于各種原因，文藝界，包括詩歌界出現了比較多的問題，其中如何繼承和弘揚中華詩歌的優秀傳統、如何保持詩歌的時代性、人民性方面，非但沒有得到比較好的堅持，還受到質疑和打壓，詩歌事業的發展之路出現了比較大的偏離，亂象叢生，可以說是陷入了很大的危機之中，亟需引起嚴重關注并予以堅決糾正。

誠然，我們從表現時代和人民這一角度來談中國詩歌傳統，當然并不是否定其他主題和風格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其實正是這種多元性和豐富性，共同形成了中國詩歌傳統的整體性和偉大性。我們只是更深切地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突出的時代性與人民性是中國詩歌承前啟后、生生不息的主動脈和靈魂，因為這樣，在流傳下來的詩歌中，這一類作品占了很大的分量和比重，影響力巨大而深遠，生命力強勁而綿綿不絕，成為重要的歷史遺產和寶貴的文化寶藏，成為國家和民族進步發展的重要源泉和動力。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同志在全國詩歌座談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我們正處在亙古未有的偉大變革之中，時代和人民召喚著偉大的詩歌作品，新時代，詩歌何為，詩人何為，這就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在新時代，詩歌如何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如何以精品奉獻人民，如何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傳統、現當代詩歌傳統，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走向最廣大民眾的生活和心靈，這其中有太多的課題需要我們去面對、去探討、去尋求解答。”

（2）

下面結合個人在以上這個主題方面的認識和踐行，談一談自己的體會和感悟。

本人出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兩個時期。喜歡寫作的我，自高中時代就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恢復高考考上大學之前，以至大學畢業之后的一段時間，我的詩歌創作主題主要以“小我”為主，尤其是以愛情詩歌為主，但因為自己當時的家庭出身和特殊經歷，也有一些作品是“大我”的，其中1980年10月首次在省一級報刊發表的《北風吹過》所表現的內容，就是暗喻改革開放的。1988年到珠海特區工作之后，特區的建設發展，本人的工作職責，使得本人創作的主題內容和體裁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然，“小我”的作品也還有，包括愛情詩、旅游詩、哲理詩，朦朧詩、現代詩等等，數量還不少，但更多的是改革開放題材和內容的詩歌作品，開始是以珠海特區為主要對象，逐步擴展到廣東省和全國。2003年的“非典”時期，我在抗擊非典的第一線工作，親眼目睹了廣大醫務人員的感人表現，親歷了抗擊非典的整個過程，因而第一時間創作了詩歌《以生命的名義》，先后發表在羊城晚報和人民日報上。當年6月上旬，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央電視臺以此詩為名，聯合制作了同題抗擊非典大型電視節目，并以此詩為壓軸，由趙忠祥、王馥荔、劉威、瞿弦和、周濤、張澤群、王志等近三十位著名藝術家共同朗誦，在央視播出后，反響很大，成為當年抗擊非典影響最大的文藝節目，還引發了至今長盛不衰的“以......的名義”標題熱，而我，也由此正式進入中國詩壇。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確定了自己的詩歌創作方向和原則，國家凡遇大事，我都要奉獻詩歌作品。經濟特區周年慶典、九八大洪災、南方冰災、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神州六號上天、取消農業稅、北京奧運會、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和四十周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都有我的作品，而且多數是史詩類長詩。此外，我還主創了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英雄珠江》《南越王趙佗》《咸水歌》等大型音樂舞臺和現代多媒體作品，用詩+歌+音樂+多媒體的方式運作，探索詩歌創作推介和宣傳的路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還策劃組織了全國第一個“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填補了國內空白，策劃組織了大量的全國性和海內外范圍的文學和詩歌采風、創作和表演的人文項目與活動。通過這些工作，使文學詩歌走出小圈子，真正走向大眾、走向民間、走向基層。為此，詩歌界給了我一個“時代歌者”的稱號。

能夠這樣的堅持做、主動做，且能取得一定的成績，其一是基于我對于中國詩歌優良傳統的認識及詩歌的時代性、人民性的感知，第二是我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古今中外沒有的偉大創舉，可謂滄海桑田、翻天覆地，成就巨大，必須有與之相應的詩歌作品特別是史詩性作品。然而，我們的文學界和詩歌界卻認識不足，行動更加不足。文學界、詩歌界擁有了豐厚的創作土壤，卻沒有拿出應有的作品，幾乎可以說是對不起改革開放的。而我，雖然能力和水平都有限，但作為改革開放的獲益者、見證者和參與者，應該有所表現、有所回饋、有所貢獻，應該拿出作品來，這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責任、義務和使命。

我覺得這樣做必定是正確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藝“兩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奮斗，推動我國社會發生了全方位變革，這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面對這種史詩般的變化，我們有責任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史詩是人民創造的，不論多么宏大的創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須從最真實的生活出發，從平凡中發現偉大，從質樸中發現崇高，從而深刻提煉生活、生動表達生活、全景展現生活。”我就是這樣去認識的，也是這樣去做的，只是因為水平和能力的問題，做得還不夠多、不夠優秀。但無論如何，我都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的。

2020年1月下旬，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境內爆發。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此時此刻，沖鋒號角已然吹響，看不見的硝煙正在彌漫，激勵著全國的作家、詩人們揮動手中的筆，敲響案頭鍵盤，創作出無愧于甘于奉獻、敢于犧牲的白衣天使、無愧于身處疫情中奮起抗爭捍衛生命和尊嚴的武漢、湖北、全國乃至全球人類的作品，用文學的力量來鼓舞、激勵人們戰勝疫情、捍衛生命的信心和決心。

在這場緊張、激烈、艱險的戰疫中，我的大腦和手中的筆幾乎沒有停頓。我深知，在戰“疫”前線，醫護人員肩負著高強度的救治使命，承受著沉重如山的心理壓力；而自己身為一名詩人，雖不能親身奔赴疫情防控戰的救治前線，卻可以用詩詞作品為戰“疫”提供精神力量，為醫護人員鼓勁、加油、打氣。春節期間，一位青海的作家發給我一個的短信中說：“我妻子是一名醫務工作者，她把《以生命的名義》這首詩轉給我，說在醫院的群里面，大家都在轉這首詩歌。謝謝你，向詩人致敬。”非典過去17年了，人們還記得我的作品，這讓我萬分感動，更使我增加了責任感和使命感。我聯系作曲家，準備盡快將《以生命的名義》譜成曲子，并很快創作出歌詞《你是光，你是愛》《祖國在，武漢不會流浪》，《以生命的名義》和《你是光，你是愛——致敬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英雄們》兩首歌的MV先后上線，并很快在國家、廣東省和海外華文媒體刊登、播放，用鼓舞人心的歌詞和悠揚溫暖的曲調，向疫情前線最美逆行者傳遞出最及時的支持和最真摯的祝福。3月20日，中山馳援湖北醫療隊57名醫護從荊州一路返程，順利抵達中山。翌日，我再度執筆，創作歌詞《你的春天我的夢》，致敬抗疫援鄂歸來的英雄們。這些作品，除了在全國發表最早外，還以版本最多、海內外影響廣泛受到各界關注和好評。

凡遇災難，都需要精神的力量，而精神的力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文化的力量，文藝作品，尤其是歌曲則具有獨特的作用。我創作的歌詞，以中華文化和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為圭臬，堅持激情澎湃，主題崇高，充滿時代感、現實感、鼓動性，維有這樣，才能發揮應有的抗擊疫情的力量。

在創作戰疫歌詞和詩歌時，我注意了三個問題，一是要力避標語口號式的空洞寫作，二是又不要過于追求所謂的雅而失之于過于“藝術”，三是盡量地詩與歌相結合，這樣才能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享，利于傳播流行，才能影響和擁有更多的受眾，其中尤為重視詩詞的內在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發掘。我認為，新時代詩歌再出發，要從“詩外”和“詩內”兩個方向出發，從一定意義上說，首先要從“詩外”出發，進而實現“詩外”與“詩內”一同進發。所謂從“詩外”出發，是指從詩歌本體之外的維度。要明確詩歌的價值觀，力避灰暗、低級，缺乏正氣和正義感，缺乏社會責任，缺乏公民意識，甚至缺乏道德意識的詩歌寫作。詩歌必須崇尚真善美、倡導正能量，要為人民服務，為生活服務，為國家和民族服務，不能沒有價值標準，更不能宣揚假丑惡、負能量的東西。所謂從“詩內”出發，是指從詩歌主題內部的維度。要堅持和創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要推進和形成中西詩歌的融合發展，使兩者達到相得益彰、融合發展。要倡導和鼓勵精英詩和大眾詩共生共榮。這種原則和要求，也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在今天，則是新時代詩歌再出發的必由之路。

我一直在黨政部門的崗位上工作，不管從事任何性質的工作，都十分注意樹立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將職業工作當成事業和志趣來追求，因此工作業績和工作精神一直受到各界好評。我還充分發掘和利用自己的各種資源，竭誠為文化事業的發展服務，首倡文化民生、倡導文化公益并孜孜踐行，這一點在廣東以至全國的文化界得到了一致的肯定。不管是2003年的“非典”，還是今年的“新冠”，我都工作在第一線，與基層干部群眾一起戰斗。這一點是我的優勢所在，是其他文化人所難以具備的，因而我的作品才可能顯得情感更為真摯、切入更為落地、文字更為入心，影響更加廣泛深入。

文學創作，包括詩歌創作，要堅持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全身心融入新時代，這既是繼承的守正，也是弘揚的創新，兩者是互為聯系、互相彰顯的關系，只有做到和做好了，中華文化，包括詩歌事業才能永葆健康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做到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光輝恒永。

2020年4月27日于連平縣城

（丘樹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山市政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