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作家在一次獲獎感言里說如果我們認識了他小說中的那個村莊，那我們就可以讀懂中國。這是作家對于自己的“寫作根據地”與這個民族以及當今世界的關聯性判斷。或許，對于莫言、賈平凹這一代人而言，他們筆下的“村莊故事”確實喻示著20世紀中國人的生命遭際與精神境況。但對于21世紀以來的中國，“村莊故事”也許就不再具有那么宏闊的概括力了。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大踏步地推進城市化、現代化建設，幾十年過去之后，如今中國的城鎮人口數目已經遠超農村人口。人口比例的調整，背后是無數中國人生活經驗的大變化。無論我們如何理解這段城市化發展歷史，都會意識到如今的中國村莊已不是以前的村莊，再以以往的村莊經驗來講述今天的中國故事，總會有些“懷舊”或者“隔世”感，這種閱讀心理對于長期生活在城市的中青年而言尤其突出。可是，村莊不再具有代表性，是否意味著城市就能承載下過去幾十年來的中國經驗？我們似乎也很難這么直接地進行替換。這里面的“很難”，背后是一個階段性歷史的過程性特征。從村莊故事到城市經驗，才幾十年的事情，對于多數人而言這只是生活空間的轉移，并非人生經驗的絕對置換，更多的情況是農村記憶和城市經驗的持續疊加。而如果我們要呈現這一歷史轉型期內各種經驗疊加之后的中國人的生命故事，只取農村或城市這兩端肯定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補上處于中間地帶的縣城故事。

以上是我讀完“80后”作家陳再見“縣城”系列小說之后的一種最直接的聯想。最近幾年，陳再見寫下一批縣城故事，塑造了很多工作生活在縣城的人物。這些縣城故事沒有傳統村莊世界的那些厚重歷史，也沒有現代城市生活中的那些壓抑和絕望；這些縣城人物既裝著農村人的生活理想，同時也承載著大城市人的還鄉熱望。它們不僅在故事特征上，更在精神結構上連通著鄉村與城市。要完整地理解過去幾十年里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這些縣城故事將是重要的一環，它們有著傳統農村題材小說和當前城市文學所忽略的思想品質。

陳再見曾經說：“我越來越覺得要寫好中國的故事，就必須寫好縣城的故事。”這是他從大城市深圳回到家鄉縣城買房、開始了雙城生活之后的文學觀表達。這里面涉及了題材和觀念的變化。在此之前，陳再見寫下一批鄉土題材的小說，如收錄在《一只鳥仔獨支腳》里的湖村系列小說，還有比較多的城市（主要是深圳）底層打工者的故事，多數收錄在《喜歡抹臉的人》和《你不知道路往哪邊拐》等小說集，最近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出花園記》，寫一批農村孩子、青年如何走向大城市謀生、發展的既鄉村又城市的故事。我們從陳再見的鄉土題材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傳統農村世界的愚昧與冷漠，從他的打工題材小說中，看到很多底層勞動者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艱難與殘酷，但在處理這兩類題材作品的精神內涵時，普遍都會在冷漠與艱難的背后或側面提供清晰的溫暖和希望，由此顯出作家對人性復雜性的把握和書寫能力。甚至于《出花園記》也有這種特征，寫一代青年打工者城市夢的最終破滅，但小說中終究還是有人能從這些失敗中獲得啟示，在生命的價值認知上完成根本的覺醒。

在絕望中寫出希望，在殘酷中流露溫情，這些精神特征貫穿于陳再見的多數小說。新寫的系列“縣城故事”亦是如此，如《馬街尾死人事件》寫殺人犯也有同情心，《來去烏暗街》寫一個喪女后的絕望父親對其他小朋友的善與愛。對于陳再見小說中的這一精神結構，很多時候我們只會把它理解成一種敘事學和思想層面的敘事倫理特征，但陳再見這一系列新的縣城故事可以啟發我們思考另外一個維度的問題：這種精神結構背后的文化和現實邏輯。陳再見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說多數時候不是依靠某種思想觀念來推動故事的發展，而是故事本身的完整性承載著多種方向的思想可能性。很多小說都具備多種解讀的“思想可能性”，但這可能性具體表現為哪些精神傾向，這些精神傾向背后又是何種意義上的現實邏輯在支撐著，這些卻是每個作家都不一樣的。支撐作家陳再見小說精神傾向的現實邏輯，或許就是作為中間狀態的“縣城現實”。

“縣城現實”是一種復雜多面的混沌性現實，但各方面特征在縣城世界都表現得不徹底、不極端。從縣城現實中流露出來的是一種中間狀態的精神風格，人物性格和敘事思想都在極端之間搖擺。像《馬街尾死人事件》所描寫的殺人犯，他在逃跑路上的各種心理想法和舉止行為，都不是一個兇狠殺手的樣子。即便他知道作為一個逃犯應該如何操作才顯得專業，但他所做出來的行動選擇讓這種“專業”大打折扣，他終究只是一個小縣城居民，連兇狠和逃跑都不徹底。還如《南堤對岸是北堤》，作為大學畢業生回到小縣城郵電局上班的姐姐，身體條件普通限制了她的愛情選擇。無論勤奮的老高如何努力追求，在姐姐那里，小學沒畢業的他終究抵不過一個陌生人一句“禮貌而儒雅的聲音”。姐姐也是一個中間狀態，她的愛情選擇無法走向任何一端。再如《你這么一說我想起來了》《法留》《烏合》等等，這些小說都有一種不徹底性：業余“偵探”付出畢生努力也難破小縣城的懸案，小城寺廟的年輕尼姑對自己每一個“出格”的想法都不了了之……這些小說，都是一些普通小城市人的小城生活故事。無論是人物性情，還是故事風格都不熱烈，但它們都有著極致化的可能性。之所以不把這些極致化的可能性表現出來，不是作家不愿意，而是這些故事所發生的空間不允許。沒有相應的地域環境，人物就熱烈不起來，小說也無法極端化，否則就流于造作了。

“縣城故事”的中間狀態，這不僅是陳再見縣城題材小說的風格，他的鄉土和城市題材小說，也都呈現出一種中間性狀態。它們不是傳統的鄉土小說，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城市小說，它們都有一種類似于“鄉土人+大都市=小縣城”式的精神特征，都帶著一種中性風格。或許，縣城特征并不局限于縣城題材作品，它作用的其實是作家。對于很多與陳再見有著類似鄉土和城市生活經驗的中青年寫作者而言，縣城特征對于他們而言或許會是一種共性。他們回到家鄉的小縣城其實比回到作為故鄉的村莊更為理想，小縣城隔絕了傳統村莊的人情世故，也免除了大城市里永遠作為異鄉人般的尷尬存在。同時，在寫作層面，小縣城的生活，類似于處于傳統村莊與現代城市之間的一塊飛地，作家可以近距離地理解它們，也可以遠觀式地反思它們。“縣城”可以是作家們講述今天中國的一種思想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回應文章開頭的問題：理解過去幾十年來處于城市化轉型階段的中國，需要的或許恰恰就是縣城視角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