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眼前事

從不避開生活

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70后”女作家盛可以的新作《女傭手記》。小說用湖南益陽方言書寫進城保姆的生存狀態，她們以微薄的工資養家糊口，對生活充滿美好愿景，活得自在酣暢。盛可以不只寫她們的生活之難，更為她們的尊嚴與價值辯護。

對于盛可以而言，農村或進城務工的普通女性，是她文學表達的重點對象。作為才氣與創作辨識度都很高的女作家，她對這個群體女性的愛情、婚姻、親情關系，有著非常精準透徹的洞察，并對她們背后所處的農村社會現狀，有著深刻的體悟和思考。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很多農村的年輕人向城市流動，在盛可以的家鄉湖南益陽某鄉村也是如此。在前往珠三角、長三角等地謀生的人群中，有她的親戚和熟人，也包括她本人。這些群體的命運、悲歡喜樂，成為盛可以寫作世界的一大題材。

《女傭手記》中這些人物故事都有原型，盛可以認識其中的一部分，這些人帶著七情六欲，活得很現實。“一開始是親戚給我做飯時，說起她周圍的人，比如哪個人被騙了，正所謂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從被動聽到主動問，形成互動，最終形成了這本書。”

盛可以說，寫什么不寫什么，不是刻意尋找的，“而是這個題材跳到我腦海里，或者說某件事撞擊了我的心靈。”如此近、實、貼地面的寫作，也許會讓人覺得缺乏文學的想象與距離感。但盛可以說，“我堅信文學語言有翅膀，我喜歡寫熟悉的人，關心他們的生活。我的寫作從來不刻意舍近求遠，避開當下的生活，我關心歷史，更關注此刻的親眼所見。”

尖銳、精準、血性，在讀者圈和評論界里，盛可以的文風長期被這樣定義。但其實，文風只是她所表達內容的外在表現，看似兇猛的筆下，潛藏著她對世相敏銳的觀察和巨大悲憫。由此可以說，她的創作最大特點是準確、節制。

盛可以很認可“準確”這個詞：“準確──幾乎是衡量作家是否具有敏銳洞察力的標志，不管多么漂亮的修辭，無論多花哨的技法，其語意都必須直中準星。準確，某些時候會顯得寒光凜凜，呈現清晰的能見度，讀者會頓感耳聰目明。”

故鄉是我文學創作的源泉

是取之不盡的寶藏

記者：您在《女傭手記》中最想表達什么？

盛可以：生活是復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色彩和面貌，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結構與模式。我在《女傭手記》中描寫的這群女人，本能地生存著，隨波逐流，她們很少有清晰的計劃，也不乏有心計的女人，但只是謀算著怎么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群人大多沒受過多少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能性很小，有的寄望于下一代，因此舍得送孩子上補習班，上好學校。我寫作時心里只有小說人物，在職業身份等各種外衣之下，跳動的都是一顆人心，我想發現她們心靈角落的一點星火，讓它燃燒。我覺得洞察人性是一個作家的本能，只有具備這樣的能力，你的創作才能抵達人心，引起共鳴。

記者：雖然您在很多城市生活過，但寫起來卻常常回到故鄉。

盛可以：故鄉是我文學創作的源泉，是取之不盡的寶藏。故鄉是文學的記憶之礦，如果貧窮無助也是一種肥料的話，我倒是得此滋養，注定要在困頓的底子上寫字。故鄉決定了我的情感基調，是今后永遠無法改變和掙脫的。我寫過很多故鄉人，他們幾乎走進了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除了《女傭手記》，還有《北妹》中的錢小紅，《道德頌》中的旨邑，還有很多短篇小說里的主人公。只不過他們有的進了城，有的在鄉村。鄉村的生活就是一口燉鍋，揭開鍋什么都能聞到，什么都能看到。我或許嗅到其中一味，就開始一個故事。寫作如果需要忠實什么，那也是忠實于自己，我只寫能觸發我內心涌動的事物。

記者：您在《女傭手記》中大量使用了湖南益陽方言，現在方言寫作還是比較流行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盛可以：使用方言敘事的初衷很簡單，我沒想過刻意使用方言，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藍本的，是我的同鄉，當人物開口說話，就傳出了她們的腔調，這樣也有助于讓人們了解小地方人的生活。所以在創作中，我把不太易懂的方言適當刪除，主要保留方言的語感節奏以及那種腔調。方言寫作也沒有影響雅致的部分，有很多句子像詩歌，比如我寫的，“愛嫂是保姆里頭嘴巴最熱鬧的一個，矮墩墩的，一身軟肉，手腳都很小。手背‘酒窩’很深。她總是比別人快樂些，一笑笑很久，一口氣像火車過山洞，聽的人都走了，她的笑火車還在往前開。”我覺得文學必須有一定的語言要求，有技術技巧，有敘述手段，有結構布局，有審美趣味，有藝術性，這些東西肯定是文學才有的。

記者：作為女作家，無論寫作還是生活，您會追求美好幸福的感覺嗎？

盛可以：我想，美好就像幸福一樣，不必一說，它沒有什么特性，甚至這種東西在小說中出現會成為平庸的元素，是應該警惕的。但一部小說中不能沒有溫度，不能沒有亮光。生活中所有人對美好與幸福的理解與向往都是相同的，我也不例外。

好作品有種堅硬的詩意

凝練潔凈意味綿長

記者：您的筆鋒準確、凌厲，有讀者猜測您的性格會不會也讓人不敢接近。寫小說的盛可以和生活中的盛可以，是怎樣的關系？

盛可以：寫作中的作家和生活中的作家是同一個人，但又不是同一個人。我盡量在生活中剔除屬于作家的那部分特性，包括唯我、忘我、嚴肅、深慮、魂不守舍，這些東西帶到日常生活中就近似于病人特征了。比較正常的狀態是，將自己關在書房里，創作時是作家，走出書房就是妻子或丈夫、母親或父親、朋友或同事。那些無時無刻不戴著作家這頂帽子生活的人，本身并不真實。我不懂、也不那么看重寫作上的規矩，我也不是奔進文學史來寫作的。我寫作，只是為了讓我自己分裂成很多人，這些人成為我的朋友，陪我打發時間。

記者：您覺得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的差別是什么？

盛可以：長篇需要有意思的閑筆，冗長的景狀描寫，建筑模式，家具細節，盡可以寫個酣暢淋漓；短篇則是減法的寫法，越是留白，越有余味，甚至故意避重就輕，不寫實物，單寫影子，光線下影子的變化，更能刺激閱讀想象。我喜愛短篇這種體裁，它和好的生活節奏非常合拍。

記者：您受哪些作家的影響比較大？

盛可以：我每個階段喜歡的作家不一樣，沒寫作的時候喜歡普魯斯特，七卷本的《追憶逝水年華》買回來，只看了兩冊，覺得很滿足。我受余華的影響很多，他那本《河邊的錯誤》我一直保存著，后來我又在書店站著看完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當時我想，我知道怎么寫了。當然那是一種無知的自信。再后來讀到福克納、海明威、伊恩·麥克尤恩、尤瑟納爾……每次無意間接觸到令人驚喜的作家，總發現余華老師早在多年前熟知他們的作品，并推崇備至了。

記者：寫作與閱讀密不可分，近期您讀了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書？可否分享一些？

盛可以：袁凌的《青苔不會消失》讓人震驚，充滿悲愴的力量，語言有種堅硬的詩意，凝練潔凈意味綿長，他選擇了少有人觸碰的主題，那是一種珍貴的視角。但我更多的還是重讀經典，像《押沙龍，押沙龍》《卡拉瑪佐夫兄弟》《失明癥漫記》《百年孤獨》等。有的人說現在好書越來越少，我覺得不對啊，好書永遠都在那兒，因為你就算是看中國的經典，從古代看到現代，一輩子可能也看不完，更何況世界這么大。

記者：您如何看待作家與讀者的關系？

盛可以：我的每一個字都是為自己寫的。聰明的讀者不是家庭寵物，而是森林中的野生動物，自己知道如何覓食。我經常收到讀者反饋，有的讀者能準確地抓住作品想表達的東西，同時也敏銳地察覺到作者的內心，仿佛茫茫人海中，多了一位知己，令人感動。

讓寫作的速度慢下來

可以撿到不少有價值的東西

記者：您在生活上有什么特別的習慣？

盛可以：沒什么特別，偏于安靜、宅居，研究菜譜做美食。很喜歡寫作的慢速度，慢下來，慢有慢的好處，細嚼慢咽，咳珠唾玉，落在時間的后面，可以撿到不少有價值的東西。

記者：當下很多人用短視頻來獲取資訊，娛樂自己。您覺得一個作家該不該用自己的作品去幫助大家提高文學欣賞水平？

盛可以：文學的影響力可能既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微小，也不會是有些人希望的那樣強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做一個逆向思維，想象一下，如果一個時代沒有文學，這個時代會是什么樣？這個時代的人會是怎么樣？可以說，如果沒有文學，這個時代幾乎是不被記錄和反思的，這個時代的人也可以說是沒有靈魂的。文學的重要性恰恰是在沒有它的時候體現出來，就像健康只有在生病的時候才會被意識到，窒息的時候才發覺空氣的存在。文學欣賞水平、文學鑒賞能力既有天賦成分，也有后天的感悟，人文素質的整體提高是一個系統性問題，作家的責任就是寫出經得起品嘗、咀嚼的作品，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協。

記者：您近年來也畫畫，還辦過畫展，畫畫和寫小說，哪種方式更適合您？

盛可以：繪畫可以表達出無法用小說表現的情感，同時也能調適心情，拿毛筆在宣紙上慢涂細畫與敲擊電腦鍵盤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感受。我沒有勇氣當著陌生人的面，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作家。遇到別人問我的職業時，我也略有尷尬，只含糊地說搞文化，或者說我是畫畫的，盡管名不副實，但仍說得很順溜，毫無愧意。還真有不少人是看了我的小畫兒之后，才知道我是個寫小說的。我也覺得有點意思。其實就是一種微妙的心理，因為把寫作以及作家看得過重，就會隨身攜帶內心對自己的質疑：你寫出了與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相符的作品嗎？所以當我說我是作家，我會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記者：現在“90后”“00后”越來越成熟，您怎么看待這種代際劃分？

盛可以：“70后”這撥人生在和平時期，社會不動蕩，個人經歷平庸，“70后”作家基本上是在場寫作，反映當下生活，日常沖突、生存遇境、熱氣騰騰的人間煙火……這當然是很寶貴的。社會很豐富，沉下去就能看見各種細節。略略遺憾的是，或許這一代作家內心的敏銳不夠，稍嫌溫和，未能充分展示體內的能量。我對于怡然自得的寫作表示懷疑。這讓我想起毛姆的一句話，“你一定要培養你的偏見。”這個“偏見”其實就是你獨立思考的能力，你的判斷能力。“偏見”很重要。

盛可以口述

我小說里的每個人物都表達了我對世界的看法

我最早看的書是武俠小說，大概十幾歲，從我爺爺的百寶箱偷來的《碧血劍》。我從沒讀過童話，這是個特別大的遺憾，也導致我的寫作可能過于殘酷、過于真實、過于現實。

我愛故鄉的自然，卻不喜歡它日復一日的單調無趣，總盼著有一個遠親把我帶走。很多人離開一個地方，同時也做好了回來的準備，而我是一個不回頭的人。這里頭有性格、信念，也有我對未知的好奇心。

深圳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那里開始人生的成長，文學的萌芽。我找了一份證券公司的工作，21歲時發表了第一篇散文，隨后陸續發表讀書筆記、隨感之類文章，寫了六七年。我覺得可以靠寫作對抗在高學歷同事面前的自卑，但日子一長，報紙一黃，什么也沒留下，這些松散的文字也不能表達我的內心。證券公司被銀行合并，我被裁員淘汰。然后我當過記者、編輯，總覺得意猶未盡，文字語言在心里回旋沖撞，憋得慌，工作和生活都很無聊，于是再次求變，28歲時辭職去了東北。

我在天寒地凍的日子里關門寫作，那是我人生中的背水一戰。就是一支自來水筆，提起就能寫，躺下去腦子里還在繼續推進情節，有時候得摸出小本子記上。每天蓬頭垢面，起床寫，倒頭睡，沒有朋友，沒有社交，沒有可以說話的人，黃昏在小區里走一走，逗一逗不知誰家的狗。我要求自己每天寫3000字，有時完成得早，有時要寫到晚上八九點。

小說中虛構的日常瑣碎很真實，那些不一定是我的真實生活，但是每一個人物，不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是我，或者是我的一部分，或者是我化身為人物，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人性不分性別，讀者對人物產生共鳴，也正是由于他體驗或感受到了自己的某一部分被挖掘了。作品與作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關聯，情懷上的糾纏。

2004年，我忽然想到，再不冒險就老了，于是一個人進入藏區。汽車盤了一天山路，一路驚險，風景美絕，我在心里大呼小叫。下車時天已黑了，雙腳一著地，心就忽然緊縮，后來那些日子嚇得一直沒有舒緩。中途有一些奇怪的遭遇，但萬幸沒發生意外，不知道這是我的運氣還是我的警惕。每次回憶我都心有余悸，但又慶幸我這么走過一遭，生命添了一點別的顏色，年輕時的沖動就是沒有道理可講。

后來我開始畫畫。我的童年很孤獨，很憂傷，但故鄉是那么美，我把它畫下來，變成了《春天怎么還不來》這本圖畫集。小時候我是放養的，自己玩，對于跟人講話總有不安，因為我不會說話，我視之為性格中非常大的缺陷，這是我唯一不喜歡自己的地方。童年起根深蒂固的孤獨延續至青春期，到如今“美人遲暮”，已經是彌天蔽日。我不喜歡昨天的自己，對今天的自己也很勉強，我喜歡明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