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從部隊退役，回到故鄉收割了一季麥子，接到甘肅省慶陽地委通知，在宣傳部新聞組有了一個工作。此后我有機會跑遍了陜甘邊革命老區的幾個縣，接觸了大量流落失散的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老戰士，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多次重傷而致殘，在解放戰爭后期，大軍西進之際，被就地裁減下來，后來也就終生為農了。在這過程中，我積累了大量革命戰爭素材，特別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董振堂、趙博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于是我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在地委工作數月，我又奉調在甘肅省委宣傳部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被平反昭雪的一位陜甘邊老干部重新擔任宣傳部主要領導，他得知我想寫歷史作品，十分支持，并破例批準了創作假，并將陜甘寧的采訪按照出差報銷車店費，這樣便有了我對傳記文學的嘗試。

一

記得1975年，姚雪垠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寫信，請求支持他繼續寫作長篇小說《李自成》，毛主席和周總理有批示，因中國青年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所以當時的團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落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批示過程中，提出恢復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正常出版工作。1976年初春，早在抗日戰爭中十幾歲就參加了八路軍的王一地，作為兩個出版社的原領導者之一，開始了出版社的恢復工作。他與我相識多年，很關心我的業余寫作，春節前后寫信告訴我出版社恢復出版工作的好消息，也希望我能將作品送到中青社。

早春京城風沙很大。我有出差的機會到北京，也就帶上了自己剛完成的長篇傳記文學《血與火》（當時書名《風雨春秋》）。一個晴朗的午后，找到東四十二條的出版社。到了出版社，才知道這是恢復工作的開初幾天，恢復工作的領導小組成員（兩社在一起，領導也未正式發文任命）帶領最早來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員，逐房逐院在鏟草除塵，打掃衛生。原有的幾個編輯室，都由原來的編輯人員聚集起來，每個編輯室先臨時指定一兩間平房，全社尚無門牌。王一地在院子里見到我，邊向大家介紹，邊將竹掃帚交給同事，帶著我參觀正在大掃除的出版社，最后站在大門口，指著出版社的牌子，笑著說：“這個門牌，是前幾天剛從雜物堆里翻找出來的，大家擦洗干凈，掛在大門邊，別提有多高興了。”然后，才和我談到書稿的事。

王一地先帶我在院子里找到文學組的負責人，站著談了一陣兒，因為我將文稿定為傳記文學，文學組的編輯問為什么不作為歷史小說，我說因為寫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一大批創建陜甘寧根據地的英烈人物，人物、地域、事件、時間，全是真實的，有據可查的，所以不能作為小說。他們又問為什么要定為傳記文學而不是傳記，我說因為是用文學的筆法寫真實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在人物與事件真實的前提下，對于細節、環境、風物以及對話，采用了合理想象的部分，所以我自己確定為傳記文學，覺得比較契合我的寫作初衷與實際情況。文學組認為如此一來，他們難以接稿。

王一地不愧是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同志，他又帶著我在另一個院子里找到一個負責紅旗飄飄編輯組的領導同志，當我面說：“作者把稿子送上門了，文學組從編輯業務角度認為不好接稿子，但我們也不能讓作者把稿子又帶回去吧！我的意見是，讓紅旗飄飄編輯組先把稿子接下來，等我們看完作品后，再和作者一起商量如何處理怎么樣？”那位領導同志很贊同，王一地又帶我找了好幾個地方，才找到剛從寧夏插隊回到北京初來紅旗飄飄做編輯的李萍，一起找了一間暫時空著的平房，簡單收拾了一下，王一地讓我坐在唯一的一張舊沙發上，他和李萍找來了兩張木椅，三個人圍坐下來，聽我談這部傳記文學的采訪和寫作過程。夕陽從院子的斜面射進房里，王一地和李萍都說出了擔心的問題：陜甘寧的歷史問題，會影響這部作品的修改、審稿和出版。

數年后，中國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長篇傳記文學《最后一槍》《血與火》《劉志丹》《董振堂》，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傳記文學《劉志丹的故事》《紅河丹心》，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傳記文學《黑河碧血》，經過王維玲組稿并推薦，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傳記文學《董振堂的故事》等作品。

長篇傳記文學《劉志丹的故事》出版前，1978年冬，《王若飛在獄中》的作者楊植霖出任甘肅省委書記，力薦這部作品，并寫了序。次年，《甘肅文藝》《甘肅日報》《隴苗》等五家報刊分別連載，在目錄欄標出“傳記文學”的文體，這是當時報刊最早出現“傳記文學”的。1985年7期《飛天》刊出我的《我與我的傳記文學》一文，較為深入地表述了當時我對傳記文學寫作的悟識與文體理解。

我的傳記文學作品，當時的政治影響遠遠大于文學史學影響?！堆c火》出版后，西北許多老將軍老革命聯名寫信，并附了我的書，申訴西北歷史冤案，胡耀邦很快做了批示，西北歷史問題宣告解凍，不久正式平反昭雪。《最后一槍》出版后，原西路軍老將軍老革命亦聯名致信并附書胡耀邦，要求為紅軍長征前在江西“肅反”中被冤殺的季振同等十多位寧都起義的紅軍將領平反昭雪，亦獲批復，并公開平反昭雪?！都t河丹心》出版后，甘肅省委也很快為文化大革命中打為毒草的電影《紅河激浪》平反昭雪。因為我的傳記文學作品出版在歷史冤案未解凍之前，所以引發了歷史問題獲得徹底解決的契機。

二

中國青年出版社從1976年春接到我送的第一部長篇傳記文學后，社領導班子開始關注傳記文學的創作與出版，大約一年后，正式將紅旗飄飄編輯室改為傳記文學編輯室，開啟了新時期中國第一家組建傳記文學創作隊伍，設立傳記文學編輯室，出版成套的大量傳記文學作品。記得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之后，大概一年左右，解放軍出版社也將星火燎原編輯室正式更名為傳記文學編輯室，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并駕齊驅，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站立在了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創作、出版、興起、發展和繁榮的文學長河之潮頭。

十年后，到了1986年，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產生重大深遠影響的優秀作品，涌現出了老中青一大批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形成了新時期傳記文學創作的生力軍。

三

時間進入1987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決定在海南舉辦全國首屆傳記文學研討會，領導層內部意見，擬考慮籌建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并籌備中國首屆傳記文學作品評獎活動。

中國首屆傳記文學研討會于3月中旬在海口聚會，地方和軍隊的傳記文學作家不足20人，出版社幾位領導交替光臨大會，傳記文學編輯室全體工作人員，還邀請了《人物》《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的領導和記者，共30多人。記得在海口第二天，李萍悄悄告訴我，準備籌建傳記文學學會，籌備首屆傳記文學評獎，王維玲在北京去找劉白羽，還有團中央有關部門和領導，希望獲得支持，所以海口兩天就開創作研討會，待到了通什后，王維玲在那里與大家會面后，估計就有準信了。

大會第四天，全體與會人員從海口已經到了通什，王維玲晚上到了會場，晚飯后，就找了十多個人，一起討論成立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籌備小組，大家推舉王維玲為負責人，李萍為籌備小組秘書長，又推薦了七八個人為成員，但有兩三個人因事或個人原因，自己放棄參與籌備工作。第二天上午，籌備組正式開會，記得總共到會的五人：王維玲、李萍、張俊彪、一個軍人（記不得是誰了）、還有一個人也忘記名字了。這次會議開了半天，主要是理清了立即著手要做的幾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倡議書，修改定稿后，發給全國的傳記文學作家以及相關出版編輯部門；二是草擬章程；三是起草申報文稿及相關材料（附件回京后整理）；四是推薦擬定首屆會員、理事、正副秘書長和正副會長名單及人選。記得首任會長人選，大家有兩種意見：劉白羽會長，王維玲常務副會長；劉白羽名譽會長，王維玲會長。王維玲意見是，回京后他去向劉白羽匯報，請劉白羽擔任會長，然后聽他本人的意見。第一次籌備會議，大家分了工，并明確，籌備組的幾位成員，每天跟著隊伍走，但可以不參加大家的創作研討活動，抓緊完成籌備工作分擔的任務。同時也討論形成意見：首屆全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評獎活動，先由傳記文學編輯室開始把工作做起來，待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正式成立后，即可頒獎。隨后大家又多次碰頭商議，提議中國傳記文學學會設在中國青年出版社，辦事機構以傳記文學編輯室為依托，日常工作由李萍負責。后來又確定：參加會議的全體成員，都是首批會員，并從中推薦出若干名理事人選。這樣，也就正式打出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籌備會議，因為海南十多天研討會中，主要的材料已大體準備就緒，王維玲又從通什返回北京，向中國青年出版社領導班子做了匯報，并去劉白羽家中，匯報了海南的籌備工作情況。

海南會議共歷時十余天，全體與會成員走遍了海南的各州縣。最主要的是舉行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的籌備會議及前期工作，并初擬了中國首屆優秀傳記文學作品評頒獎活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