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中國藝術報指導，廣州市文聯、廣東美術館主辦的“時代先聲——廣州文藝百年大展”在廣東美術館開幕。

文學領域的文獻藏品在此次大展中占相當大的比例。在百年廣州文學的長河里，無論是從廣州出發，或是經過廣州、來到廣州的作家，他們所創作出的作品，或顯或隱閃耀著鮮明的嶺南特色，仍可為當下創作借鑒——

以描寫日常生活為敘事核心

通常講的嶺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所構成，到明清之際，這三種文化在嶺南彼此激蕩、融會貫通，在政治、經濟、哲學和藝術等方面自成一格，形成了極具包容性和創造力的一種地方特色。

嶺南文化與更寬泛意義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嶺南文化長期處于開放、整合的過程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達到高峰。進入近代以后，嶺南文化更是成為中國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發動機。今日地處嶺南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城市，從文化構成上看，傳統農耕文化、現代工業文化和當下的信息文化相互交織，相互融合，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碰撞中，正在聚合、鍛造出一些新的品質。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現代品質，它的日常性、前瞻性和未來性，是它最為突出的優長，應該成為文學書寫和文化討論的重點所在。

因此，對于如何正確地理解嶺南文化，不必過度強調歷史，并試圖通過歷史的比照來證明自身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積淀。嶺南文化最突出、最獨特的價值，就在于1840年以來發展起來的現代文化。

中國近代以來的各個時間節點，嶺南都是領風騷的。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所謂“殺出一條血路來”，就是一以貫之的現代文化精神，也是嶺南文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如何理解這種現代文化、如何書寫一個現代社會，正是近幾十年來嶺南文學最受關注的地方。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開始，嶺南這塊土地就引領著中國社會的巨變，同時也接納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移民到這里，社會形態和過去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同，文學敘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過去講嶺南文學、廣味小說，好像離不開西關小姐、騎樓、嘆早茶、粵語，今天若只寫這些，就太狹窄了。今日的廣東，它既有歷史傳承的一面，也有現實變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現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邊緣的。這才是真實而內在的嶺南。特別是廣州、深圳、佛山、東莞這樣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質就是一種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種現代生活形態的成型，作家們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經歷它的光榮和夢想、希冀和悲傷。

這也形成了嶺南文學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描寫日常生活、市民文化為敘事的核心。廣州就是一個初具模型的市民社會，這是它區別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標志之一。

廣東作家面臨的難題

廣州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個體和人性的尊重。這是一個柔軟的城市，是一個自由、松弛、能讓你的身體徹底放松的城市，一個適合生活、但未必適合思考的城市。這樣的城市，出現在作家筆下，他們描繪的重點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書寫物質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現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三、呈現具有現代特征的變化中的嶺南精神。

當下廣東年輕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寫出了物質本身這一復雜的力量，并見證了物質生活是如何成為嶺南的主流生活的。但這種對日常性物質的書寫，也可能造就一種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寫作狀態，比較溫吞，沒有沖擊力。比如，廣東很多作家的話語方式還顯得陳舊，在藝術上也缺乏走極致的勇氣。走向極致，拒絕妥協，這是一種令人尊重的寫作精神，然而，這種精神，也正在被一種柔軟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這反映在廣東作家的寫作上，就成了一個矛盾——在描繪一種新經驗的同時，也可能陷落在這種經驗之中。經驗如何被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所照亮并飛升起來，是廣東作家面臨的一個難題。

廣東有大量的新移民，他們從外地來廣東生活、工作。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移民在一開始多是邊緣人群，移民生活也多是一種邊緣生活。當然，邊緣人群很多也會奮斗成為主流人群。但在廣東，永遠有著大量的邊緣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著那么多的打工者，還沒有站穩腳跟，過著動蕩、不安而又充滿干勁的生活，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復雜狀況。他們是邊緣人，但也是轉型中國前進的重要力量。在他們身上，可以發掘出許多新的文學經驗。比如前些年王十月的《無碑》《國家訂單》，鄭小瓊的《黃麻嶺》《女工記》，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廠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記錄這種現實，他們的寫作，是生活在廣東的邊緣群體極好的精神傳記。

而變化中的嶺南精神，也和廣東擁有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關。比如，邊緣人群的苦惱、壓力、困惑、甚至絕望，就是現代生存經驗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的現代經驗，不僅是指享有現代的生活和物質，還得承認現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現在的廣東，就每一個個體而言，有樂觀，也有悲觀，有希望，也有絕望。而在過去嶺南文學的經驗里，精神維度是比較單一的，文學上一講到嶺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關美女，以及其他各種世俗化的生活圖景，這種寫法，現在看來顯然是簡陋的。必須寫出嶺南正在發生的巨變，原有的一些生活形態還延續著，但新質的現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須誠實地面對，唯有這樣，文學嶺南的存在才是獨異的、全新的。

重塑文學嶺南新形象

現在的廣東和以前的廣東幾乎完全不同了，現在的廣東，其文化主體很難說是以本土的廣東人為中心，很多從外地來的人對嶺南文化的新變也起著巨大的作用。從文學角度上看，傳統的嶺南文學的名篇，能傳承到現在并一直影響青年人的，已不多。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張愛玲、王安憶等人，他們的書，至今還擺在書店的醒目位置，但廣東的一些本土“名著”，在新一代嶺南人那里幾無影響。而像楊克、肖建國、田瑛、楊爭光、鄧一光、張欣、艾云、薛憶溈、南翔、熊育群、陳啟文、盧衛平、魏微、盛可以、王十月、李傻傻、吳君、詹谷豐、塞壬、嚴澤、寒郁、王威廉、徯晗、蔡東、馮娜、龐貝、徐東、丁燕、馬拉、舊海棠、郭爽、鐘二毛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外省人，但這些從外地來廣東的作家已經構成了嶺南文學最重要的書寫力量，他們的許多作品，也為我們重塑了一個文學嶺南的形象。

這一點，在詩歌寫作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從詩歌寫作的人口和詩歌活動的熱度而言，大家都說廣東是詩歌大省，這是有道理的。有人說，廣東這地方務實、世俗，缺乏詩意，也產生不了好的詩歌，很顯然，這也是文化偏見。詩意在哪里？其實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詩歌并非只與天空、云朵、隱士、未來有關，它同樣關乎我們腳下這塊大地，以及這塊大地上那些粗糲的面影。廣東的務實與寬容，有效地抑制了詩人那種不著邊際的幻覺，廣東的詩人們聚在一起，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很實在地寫作、表達、生活，這是一種更為健康的詩歌氣氛，它使詩歌落到地面上來了。即便是那些外地來到廣東定居的詩人，時間久了，也會慢慢融入到這種語境中來。

一個地方的地氣，必然會滋養一個地方的寫作。或許，正是因著這種滋養，使得嶺南的文學寫作，有著比別的地方更精細的經驗刻度，以及更誠實的面對現實的勇氣。尤其是很多年青作家的寫作，現實感很強，他們重視對當下經驗的省思，也對新的人群、新的時代癥候有獨特的敏感——正是通過他們的寫作，使得眾多打工者的嘆息聲、街頭巷尾的市聲、改革大潮中的喧嘩聲、鄉村記憶與城市生活的爭辯聲，等等，能被更多中國人所聽見；也正是通過他們的寫作，使得廣州、深圳、東莞這些響亮的名字有了更豐富的生活細節。這些聲音和細節，構成了文學嶺南的肌理，它們是中國文學書寫中不可替代的現代經驗、南方經驗。

盡管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本土作家與移民作家如何結合和互動，這依然是一個新的課題，值得生活在廣東的作家們思考；盡管比之嶺南這片土地所貢獻的極為豐富而復雜的現代經驗，廣東作家還遠沒有寫出與之相稱的大作品，但任何新的經驗都需要作家長時間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建立，都要凝聚好幾代人的努力。

如今，可以看到的事實是，一個新的文學嶺南正在建構之中，這些新經驗、新形象，以及觀察世界的新角度，都是之前的中國文學書寫中所沒有的，這些寫作新質，或可視為文學希望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