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非常重視文藝的作用。在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黨的早期領導人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革命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黨通過左聯、文協等組織引導廣大作家藝術家以筆為旗，號召全國各族人民為保衛國家而奮戰。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后，文藝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出來，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黨繼承它在革命時期重視文藝的傳統，充分發揮文藝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作用。七十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文藝格局的構建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促成了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發展。

高擎人民文藝的偉大旗幟，構建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形態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將人民當家作主當作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國家是人民的，政權是人民的，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人民的代表，黨領導下的文藝也不能例外，必須是人民的文藝。

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毛澤東同志到會講話，對文藝工作者說，“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人民需要你們”。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在總結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成就之后，要求文藝界的同志“一定不要忘記表現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偉大的人民的軍隊”。他還指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郭沫若所作總報告的題目就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周揚的報告是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題目是《新的人民的文藝》。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定性就是秉承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光榮傳統，建設好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文藝。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藝主張的“人的文學”，邁入到社會主義的“人民文藝”，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一個跨越，這主要是根據黨和國家的性質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來決定的。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到上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文藝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比如，戲劇界完成了對舊戲的改造，在表現新生活、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出現了像《十五貫》《茶館》《朝陽溝》等一大批優秀舞臺作品。文學方面，表現偉大的人民軍隊、反映人民進行土地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合作化進程以及城市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作品也相繼推出，如《保衛延安》《紅旗譜》《紅巖》《創業史》《林海雪原》《三家巷》《山鄉巨變》《美麗的南方》《上海的早晨》等等。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人民文藝更是飛速發展，呈現出百舸爭流、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主要得益于中央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文藝新觀念的指導。在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致祝辭，強調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在擴大文藝服務對象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人民”的含義。在此之前，鄧小平明確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既拓展了“人民文藝”的內涵，也打開了“人民文藝”的藝術空間，“人民性”成為新時期以來落實到文學和現實生活中的新思維和新觀念，社會主義新人觀也隨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新時期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就文藝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強調文藝的人民性，為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特別是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認知人民了解人民、人民是文藝作品的檢驗者和評判者、文藝要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等角度，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作了更全面也更富有國際視野的闡述，這對推動新的社會主義人民文藝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社會主義的文藝就是人民的文藝，這已經深入到全黨全社會也包括全體文藝工作者的心中，人民文藝成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形態。

健全黨領導文藝的組織機制，并與時俱進地進行文藝體制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文藝的基本制度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接著又成立了中華全國戲劇、戲曲、電影、音樂、舞蹈、美術等各類相關的全國性文藝協會，到1949年年底，各省市也相應成立了約40個地方文聯或者文聯的籌備機構。文藝組織體制化的建立以及文藝機關工作人員、機關報刊的組織，使得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能夠通過組織的方式得以貫徹執行。地方文藝院團的體制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起到了吸收、保護與培養文藝優秀人才、圍繞黨的中心工作表現社會主義新生活和新人物、發揮文藝鼓舞人民號召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這使得社會主義文藝在整個國家發展進程中更好地發揮了作用。

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中國共產黨又根據新的形勢，開展了文藝機制、體制的革命性變革，重點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生產論，制定適當的文藝政策，正確處理好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協調文藝發展的關系，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改革過去不合理的文藝體制，在既講文藝的社會效益也講文藝的經濟效益中找到平衡。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文藝與經濟關系的政策，如《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關于加強演出市場管理報告的通知》《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文化事業若干經濟政策意見的報告》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等。這便是將過去完全依賴組織機制與組織行為轉到圍繞著市場經濟有組織地開展體制機制的改革，體現出國家對文藝從管理到治理的新方式。進入到21世紀頭十年，中央又進一步深化與拓展文化體制的改革，從試點開始拉開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的帷幕。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八大之后，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中，黨中央在2015年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在文化自信理念的指導下進一步邁開了全面深化文藝體制改革的步子。在文化立法方面也取得突破性進展，先后審議通過了《電影產業促進法》《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網絡安全法》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重點強調了文藝要出精品，攀高峰，“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要“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精品戰略的導向符合文藝在文化市場中增強競爭力，并在文化“走出去”的國際文化博弈中獲得文化話語權的發展方向，文化精品戰略就是思想價值、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的有機統一。

誠然，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探索，文藝既可以是黨通過組織機制運行的事業行為，也是特殊的精神產品，需要得到市場的認可與檢驗的經濟行為，要通過相關的市場管理機制和文藝法規進行約束，這已經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文藝的基本制度。

將政治引導、輿論引導與尊重藝術家、尊重藝術規律結合起來，構建社會主義文藝大團結的基本局面

黨領導文藝有多種形式，其中，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通過組織機制進行政治動員、通過傳媒進行輿論引導是其中的重要途徑。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

在革命與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通過成立左聯、魯藝等方式，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文藝人士，使文藝成為了“槍桿子”之外的另一種武器和軍隊，其中像魯迅這樣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作家成為了黨的得力同盟軍。文藝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傳統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依然得到發揚。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召開，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將來自不同區域的文藝隊伍會合起來，共同實現新的目的。其中在總結前三十年的文藝運動時就提出，“三十年的新文藝運動主要是統一戰線的文藝運動”，在今后應該進一步加強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戲改”過程中，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曾經發表過“‘移步’而不‘換形’”的意見，與當時的“戲改”方針相抵牾。當時還有人準備了文章要公開發表，對其言論進行批判。但是，當時文藝界領導認為不能將梅蘭芳推到戲改運動的對立面。因此，這些文章沒有發表，最終召開“舊劇改革座談會”，事情以一種較和緩的方式得以解決。1950年前后，政府還取消了對“舊藝人”的稱謂，對他們的生計問題給予了關心，還通過讓一些著名的藝術表演家如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等參加到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和文化部的戲曲改進委員會成為委員，爭取他們對戲曲改革的支持。這些都是從統一戰線的角度形成文藝大團結局面去考慮的。這種讓文藝界知名人士參政議政的方式一直保留著，現在的全國政協委員中文藝界人士占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明證。

1956年，毛澤東同志采納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再一次集中闡述這一方針，還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部分代表座談時，對“雙百”方針與文藝問題發表了意見。“雙百”方針作為一個長期的政策，發揮著巨大的調控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存在爭議問題的處理上，往往能夠保持文藝環境的相對寬松。20世紀90年代，黨的文藝方針也針對當時文藝面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為了解放文藝生產力，使文藝達到既要追求社會效益又要實現經濟效益的目的，黨中央又提出了“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藝方針。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也是尊重藝術發展規律，有利于文藝大團結和大繁榮局面的。進入到互聯網時代，隨著網絡文藝和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的文藝組織和文藝新群體（文藝自由職業者）出現，黨從組織形態的角度出發，又提出了要高度重視并團結文藝新組織和新群體的意見。在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中，肯定了新的文藝組織和文藝群體，說他們已經成為文化藝術領域的有生力量，提出要擴大工作覆蓋面，延伸聯系手臂，完善工作機制，創新組織方式，做好團結、引導、服務工作，發揮好他們在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與時俱進的政策和做法，都是有利于社會主義文藝大團結局面形成的。

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倡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構建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格調

中國共產黨歷來就重視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就是其中最集中的表現。1949年之后，雖然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封鎖，但對國外優秀的文藝作品以及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一直在進行。由于意識形態原因，20世紀50年代出現過向社會主義的蘇聯“一邊倒”的現象，但在與蘇聯文藝家的接觸中還是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如1956年，在音樂戲劇界，針對當時不加分析地“全盤蘇化”照搬“洋教條”現象，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中指出，要和風細雨地整頓教條主義，要說服音樂工作者重視民族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1958年，他還針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問題發表意見，認為中國詩歌要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找出路，形成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對立統一的新詩。后來概括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實際上也是要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區別開來，走自己獨創的道路。從革命文藝的傳統上言，自延安文藝以來，追求民族的、大眾的文藝就成為一種方向。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文藝方向的導向性依然占據著主流，像戲劇改革中的“推陳出新”和“兩條腿走路”、文學領域中的趙樹理方向等等，對于傳統和民間的東西是高度重視的。我們今天稱為“紅色經典”的系列作品的涌現，也說明走中國自己的文學發展道路是可行的。

改革開放之后，國門打開，在學習和引進西方文藝觀念和創作手法成為一股宏大的思潮時，一些作家提出的“文化尋根”，在理論視角上看起來是從西方返觀中國，但所起到的實際效益卻是促進了文藝家對自己文化的重視，也促使了“尋根文學”在與先鋒文學的融合中創造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一大批作家都善于從傳統的、民間的文化中汲取營養，同時又與現代的表現手法融會起來，創作出了在中國屬于一流、在國際上也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品。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叮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在繼承中轉化，在學習中超越，創作更多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又符合世界進步潮流的優秀作品，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這標志著新時代文藝的發展走向。

努力創造并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基本格調，七十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就一直是這么提倡并在實踐著的。當然，這條道路任重道遠，還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繼續努力。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是有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指導、有一心為公一心為民的服務宗旨、有堅忍不拔的偉大實踐的百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形成的基本格局以及所取得的基本經驗，是我們在面向未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寶貴財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新時代的文藝還要進行變革和發展，還需要以更深刻的改革、更開放更闊大的國際視野邁出雄偉的步子，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為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新境界，注入新動力，開辟新路徑，做出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