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中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

新中國精神與新中國文學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系，共同影響并限定了不同時期的文化觀念與精神走向。這種互動不僅集中反映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的文學史觀，表現出文學反映時代與現實的一般規律，同時也在深層次上傳承了中國古代文論中“文以載道”的創作理念和傳統。我們將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演變歷程大致劃分為四個時期，考察不同時期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的互動關系，并由此呈現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生成的內在關聯。需要預先說明的是，這里對不同歷史階段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概括，著眼于每個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征，并不代表某種精神只屬于某個特定時代。

（一）1949—1976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段時期，“十七年文學經典”是呈現新中國精神的重要感性載體。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愛國主義精神。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取得摧枯拉朽的壓倒性優勢，不僅僅在于軍事力量的由弱到強、由小到大，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所帶來的精神凝聚力。20世紀驚心動魄的革命戰爭史，特別是30年代以來在延安的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延安精神，為新中國文學早期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創作題材、創作動力。

2.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是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而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此，新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合作化和工業體系建設，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具體呈現了人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圖景，表現了人民群眾在共產黨帶領下參與社會變革，以自己的雙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感、自豪感。

3.民族團結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民族團結對新中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強有著重要的精神支撐作用。新中國文藝的繁榮，在題材上體現為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創作上的勃興，在地理上則體現為不同民族的文學創作的豐富與發展。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整理出版了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等。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英雄史詩作為各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代代相傳，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表達了少數民族人民想象與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訴求。對這些史詩的搜集、整理和翻譯呈現了新中國多民族團結奮進的精神面貌。

（二）1977—1991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20世紀70年代后期，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引發的大討論，開啟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一思想解放運動在文學界的反響，表現為對人性問題、人的價值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的探討和爭論。而新時期文學創作既振奮撫慰了民眾的精神，同時又重新凝聚起社會主義建設的精神動力。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具體表現為以下三種精神。

1.反思精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重新接續五四精神，以新的熱情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以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為開端，到盧新華的《傷痕》、宗璞的《我是誰》、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等，這些作品既符合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政治和民眾情感的雙重需求，同時也是對“人的文學”、人道主義精神的積極呼應。

2.改革開放精神。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國家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斷發展生產力，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參與到新的社會變革中。但是，任何社會轉型都是艱難的。因此，改革開放從表面上看是經濟層面的變革，但是要真正深入推動改革開放的進程，就必須落實到思想以及文化觀念的改變上。“改革文學”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柯云路的《新星》等，整體上表現了人們積極投入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變革以及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和意志。

3.與時俱進精神。與時俱進，就是要克服一切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保守觀念和心態，在社會改革實踐中擺脫陳腐的教條、僵化的模式、落后的觀念。這歸根到底是要保持與時代同頻共振，把握時代變化，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開拓創新。這一時期國家實踐與文學改革共同推進，而文學與時俱進的革新精神，主要表現在文學創作對舊有的審美慣性、審美定勢的突破上。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各種文學思潮的演變，是新時期作家重新接續五四新文化傳統，進而在與國外文學的對話交流中迸發出的文學創造。

（三）1992—2012年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為多元共融精神。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崛起和媒介變革，中國社會逐漸呈現出多元的文化生態。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的豐富與拓展，表現為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多元共融”文化生態的形成。

多元化趨勢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崛起緊密相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主義逐漸開始沖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最早對市場化浪潮進行反思的是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分子。20世紀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整體上呈現了知識分子對被物質消費所包圍的精神危機的反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滿足了民眾的物質需求，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滿足了民眾的精神生活。通俗文學、大眾讀物、流行歌曲、影視劇等構成了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面向。

（四）2013年以來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

這一時期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為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新時期以來所確立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被表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新時代，文學事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關系，應納入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構建中來理解。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也需要偉大的文學來反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場推動我國社會全方位變革的“史詩”實踐。在這偉大的社會實踐中，“13億多人民正上演著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著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著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

二、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互動生成邏輯

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一般需經過“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個環節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的辯證發展過程。

第一，新中國精神需要經歷一個審美轉換過程，也即將精神落實到具體的文學生產機制的運作中。用審美轉換來指稱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的有機聯系，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產，總是受到國家意志的規約和限制，需要在新的時代精神狀況中調整自身的應對方式和運作方式。新中國文學總會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調整自身的姿態，逐漸確立新的存在方式并生成新的文學經典。以這種動態發展、辯證的眼光考察新中國文學生產機制的變化，可以更好地探索文學經典的形成軌跡。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意志、作家群體和人民群眾三者之間構成一種互動關系，并體現在文學機構、文學政策、評獎機制、傳播機制、文學創作、文學理論與批評等多重因素復雜交織的網絡之中。

第二，新中國精神需要文學提供審美感召力。政治審美是國家意志楔入個體情感結構的重要手段，國家意志往往通過“文學”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喚民眾。“政治作為人的一種生存向度，也是情感的、感性的人的活動，在其中投入了人的諸多感性力量，包含著人的激情、想象、生命意志乃至性情氣質。”人的審美感性是政治實踐的重要依憑對象，而政治美學實踐往往需付諸一系列符號、話語、儀式等感性形式，并以此影響人的情感。那么，國家意志如何通過文學制度實現“政治美學”轉化，對作家的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進行規約并潛移默化地影響文學作品的審美結構，也就成為揭示新中國文學經典生成的關鍵性問題。

第三，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離不開理論批評話語的介入和闡釋。1949年以來，從十七年文學經典的形成，到新時期以來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等各種文學觀念、文學思潮的演變和更替，有的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支配，有的則是文學內部為尋求新的觀念突破而引起的自發性變革。在不同時期，判定文學經典的評價標準是不同的，而且評價標準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受到理論批評話語的支配和影響。

三、營造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

從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看，未來新中國文學的實踐還需要更為細致的思路與方案。新中國文學70年的歷史，也可以為營造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提供不同面向的啟示。

（一）重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重構文學和政治的關系，需要建立一種歷史整體性觀念。這十分緊密地關聯著在消費主義的去政治化潮流下歷史傳統和革命記憶的重建，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關聯著當代中國民眾的國家情感認同和文化自信。然而，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歷史整體性建構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當代中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工業化浪潮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打破了原有的穩固的社會和血緣關系，當代大眾面臨著一種“原子化”的個體生存狀態。盡管如此，任何社會個體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時代而存在。當前個體所處的狀況是，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個體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經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時代的勞動關系和生產關系中。尤其是網絡時代信息傳播的便捷，使得任何國際性重大事件，都能夠迅速引起中國民眾的心理情感反應。在這一時代狀況下，文藝工作者應努力發揮能動性，強化文學的現實品格，積極地適應時代與現實的需要，發掘和呈現中國實踐所蘊含的廣闊生活場景和豐富中國經驗。

（二）根據時代發展調整對“人民”內涵的理解

以人民為歷史的創造者，賦予人民以主體性，在新中國70年歷史進程中是始終堅持的。在文學層面，“以人民為中心”也一直是當代文學最為根本的創作立場和價值原則。但是，“人民”更為具體的內涵則需要根據時代和社會發展狀況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從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提出文學與人民大眾相結合，到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再到新中國成立后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基本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主體性的文學呈現尤其體現在新中國文學對革命戰士、農民、工人成長歷程的敘述上，通過塑造中國優秀黨員、軍人、工人、農民等先進形象，傳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斗等精神。

（三）平衡文學批評的“自主性”和“中介性”

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確立，不僅與文學思潮的興替和文學觀念的變化有關，而且與理論批評話語緊密相連。理論批評話語為文學變革提供了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上的支撐。從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到新時期以來通過譯介而引進的大量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使文學批評的方法得到豐富而多元的發展，但也導致當代文學批評方法呈現出某種復雜的矛盾性——文學批評既可以促進經典的形成，同時也可以不斷解構經典以及經典形成的話語機制。文學批評方法的這種矛盾性也導致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之間的緊張關系。在闡釋文學的過程中，如何平衡“自主性”和“中介性”，成為文學批評在確立其功能的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需要落實到個體層面的文學創造

新中國精神在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新的文學經典、新的藝術感召形式。問題在于，當代文學創作者應該如何回應時代召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之一。如何發揮文學的政治和審美潛能，借助審美的力量重新連接不同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實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對構建社會普遍的、共同的價值的訴求，也就成為文學在當代的重要目標。在這方面，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互動經驗成為新時代文學創作可以借鑒的重要資源。

此外，文學如今也面臨著如何整合不同精神資源的難題。在重新整合不同的文化精神資源的問題上，文學創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與此同時，新時代文學藝術的創新必然要訴諸創作者的創造性本能，需要他們從歷史的、時代的精神中重新構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現人民創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維度中表達新的中國經驗，在空間和時間層面實現廣泛而普遍的審美效應，創造出不辜負時代與人民的經典文學作品。而文學理論及批評應該積極介入文學創作實踐，促進新時代文學經典的生成。這是對文學“當代性”問題的一種開放式的甚至偏向理想化的回答，但歸根到底，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最終需要訴諸既立足社會現實又深具審美感召力的文學創造。

（作者單位：蔣述卓，暨南大學文學院；李石，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