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一直在路上。

幾次聯系采訪，要么是在會議的間隙，要么在去機場的途中，張培忠的身影總是匆忙，即使周末也無例外。

這讓我想起他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永遠在路上》。這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感人肺腑，讀之潸然淚流。對父親的深情是觸發他創作的沖動，貫穿了全文的情感基調。父親對他的品格影響則奠定了他全部創作的底色。“在路上”，既是他的創作狀態，也是他帶領廣東文學隊伍奮力前行的狀態。每天都要應對繁忙的公務，但他更善于利用碎片化的時間數十年如一日執著于創作，《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獲第八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海權戰略》《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百萬字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總撰稿……一部部鮮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厚重之作，就是這么寫出來的。

為了完成《文妖與先知》，張培忠十年間沒休過周末，五年沒歇過春節。在資料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他實地考察張競生當年活動的遺跡，以評論家的理性睿智、精微辨析，輔以小說家的細膩文筆，從忠實于歷史的立場出發，不僅成就了個人文學創作的一個“傳奇”，也樹立了廣東傳記文學的又一優秀范本。

《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張培忠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月第2版，定價：68.00元

之后關于鄭成功與張九齡的傳記創作，也體現了張培忠善于敏銳地選擇傳主的智慧和勇于探索被遮蔽的學術富礦的魄力。他的“業余愛好”頗有成就，同時也帶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文學粵軍”。2021年8月，張培忠帶隊參加在北京舉辦的國際圖書博覽會，作為中國作家館的主賓省，廣東主賓省活動展出廣東作家創作的精品圖書123部，其中十八大以來出版的圖書103部，廣東省作家協會第九次代表大會后出版的圖書56部。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吳義勤評價，文學粵軍作為中國文學一支活躍的有生力量，在中國文學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堅韌、執著、對文學充滿激情，這是張培忠給我的印象。他總善于敏銳地發現獨特的題材，并以定力在這獨特中挖出一口深井；他在不斷重寫歷史，在重寫中總有新的發現，又于發現中展開超拔的豐富想象。筆觸所及，折射著他背后潮汕大地“海納百川”“愛拼才會贏”“永不服輸”的精神底色以及對那一方熱土的文化底蘊的長期研究和積淀，折射著廣東作協帶頭人身上樸素而勇于開拓的堅定意志。

2021年11月，中華讀書報專訪廣東省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張培忠。

中華讀書報：您的寫作之路比較順暢？創作的各種體裁不但發表，且都能獲得獎項，能否總結一下經驗？

張培忠：經驗談不上。剛剛起步時，老師的鼓勵頗重要。初中時語文老師推薦我讀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為我早期的作文打上了散文詩的底色。在家鄉讀師范時，我開始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并嘗試小說創作；1987年在《汕頭日報》發表處女作《春天的思索》《告別》，還和幾個喜歡寫作的同學創辦了星光文學社，主編《綠茵》雜志。在大學中文系本科讀書時，有意識地進行多方面的訓練和多文體的嘗試，參加了中國作協魯院小說高級班的創作函授，報告文學《畬族鳳凰出深山》獲學院舉辦的1988年暑假社會調查征文競賽第一名，三萬多字的論文《雷鐸小說論》獲中文系優秀科研成果獎并在一所大學學報的頭條發表，文學評論《怪才寫怪事》在當時蔣子龍老師擔任主編的《天津文學》發表，中篇小說《高考補習生》被《作品》雜志留用。

大學畢業后我到廣東省教育廳《廣東教育》雜志社工作，雜志的第一任主編是秦牧先生，工作的原因，我經常去拜訪他，他親切地稱我們是“先后同事”。他是成就斐然的文學大家，也是厭棄空談的實踐家，對我們刊物舉辦的活動幾乎有求必應。他對我最直接的影響，是對文學、對文字的敬畏。他曾經對我說，自己的一生做過兩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一是當教師，一是當編輯。這兩項工作都馬虎不得，不懂裝懂或似懂非懂都無法混過去。當教師，講錯了課就下不來臺；當編輯，白紙黑字，一出差錯，第二天準會有讀者打電話到報社來指責。正因為這樣，我養成了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而且受益終生。

中華讀書報：上世紀90年代中期，您在廣東省委組織部工作期間，也一直沒有中斷創作。對于您來說，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張培忠：寫作的確是艱辛又寂寞的過程，作為一個業余作家，時間和空間極其有限，都是擠時間創作，長年累月，我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既鍛煉文字，也是積累素材，截至目前已有五百多萬字的日記。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散文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可見，中國的傳統文化崇尚經世致用，而把吟詩作文視為可有可無，似乎為文者足戒。但是，環境再困難，我也不愿放棄，可見創作于我是精神的、心靈的需要。不為稻粱謀，不存功利心，或許可以成為創作的一種境界；而面對紛繁的世界，重申一種新的寫作態度，或許并非完全沒有必要。首先，要有超越的眼光；其次，要有堅守的品格；再次，要有現實的關懷。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確定了人物傳記和理論批評的方向？

張培忠：我在讀大學時對小說最感興趣，有很大的熱情創作。后來編雜志，主要從事非虛構創作。我有位評論家朋友周政保先生，曾專門寫信給我，激勵我下功夫搞文學評論。他說要么寫小說，要么寫報告文學，要么寫評論，把一件事搞透就能有所成就，不能貪多求快。放棄虛構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比較較真，事情不做則已，做就要盡量做到最好。寫張競生傳記從確定題目、收集資料到創作，做下來二三十年，四十萬字的文學傳記，又改編成30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8套播出，并整理編輯十卷本《張競生集》在三聯書店出版。如此窮盡可能，別人再做這個項目的研究，可能都要從我所做的基礎材料入手。

中華讀書報：您曾說過計劃寫人物傳記“三部曲”，現在進展如何？

張培忠：我的業余寫作計劃是人物傳記“三部曲”或者叫創作“英雄三傳”：文人、武人、官人。《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時任中山大學常務副書記、副校長陳春聲教授和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的支持和幫助。陳春聲教授非常重視張競生這個課題，將我的張競生研究納入其主持的“潮州文化的特質與內涵”合作項目，兩次親自到中大圖書館特藏室為我辦理閱覽證，到臺灣講學時也不忘復印資料帶給我，他對于我用學術跟文學相結合的方式處理這樣的題材很認同，認為只要我依樣處理鄭成功題材，這個人物一定能立起來。陳教授說，鄭成功不僅是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海權史上的重要人物，本身的故事相當精彩，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7歲從日本返回中國泉州，之后掀開了中國海洋史上波瀾壯闊的一頁。我首先找來鄭成功的家譜，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看來了興趣：鄭成功的曾祖母譚氏是潮州澄海人。這說明鄭成功有潮汕人的血統。我覺得這個發現很有意思，又萌發了“挖掘史實燭照現實”的愿望。這部作品還在進展中。張九齡的創作則還在計劃中。這三個人都跟廣東有關。我認為挖掘本土資源，還是要立足根據地，熟悉筆下的人物才能有感情，才能出彩。

中華讀書報：創作張競生的傳記，糾正了讀者對張競生的哪些認識？

張培忠：長期以來，學界對張競生的偏見和誤解是很嚴重的。我曾經用六個定論來概括張競生：出色的哲學家、重要的美學家、啟蒙的性學家、杰出的社會學家和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具有詩人氣質的文學家，最后總括為有情懷的革命者、學問家、實踐家。他最早翻譯盧梭的《懺悔錄》，是有強烈現實關懷的社會實踐家，這才是張競生的本來面目，歷史應該還他本來公道，性學只是他的十個手指頭中的一個小指頭，不能以偏概全。

在訪查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哪怕是親臨，仍感受到許多的遺憾和缺憾。如一些老報紙雖有存世，但由于保存不善，無法翻閱。中山大學珍藏館的《群聲報》，就僅能翻看一小部分，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上海夜報》由于損毀嚴重無法查閱。尤讓人痛惜的是潮汕地區的老報紙、老雜志，百不存一，其中的《大光報》有關張競生作品連載部分也殘缺不全。張競生因《性史》一書備受爭議，其著作被禁毀現象十分嚴重，也為資料的搜集帶來了障礙。

中華讀書報：選擇張競生是必然？

張培忠：張競生折射了一個大時代的風景，串起一部不一樣的現代史，他是中國現代史、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題材，卻多年來無人挖掘，無人觸碰。寫張競生，不僅是寫史和事，也寫學和理，更是寫人和心，為讀者呈現一個有血有肉是先知但也有缺陷的立體的人。所以，將張競生稱為“先知”，的確是因為他有一系列超前的理念。我之所以要寫張競生，就是因為他不僅有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更重要的還有現實價值。

中華讀書報：您選擇的傳主，都有現實意義。您在選材上是怎么考慮的？

張培忠：為一個人物立傳，不是為寫而寫，不是搜羅奇聞異事滿足人獵奇逐艷的興趣。寫歷史，往往是為現實服務。歷史人物非常多，作家怎么選擇，有他自己的價值判斷。我所選擇的題材一定要跟現實構成強大張力，對現實能起到深刻的啟示意義，同時寫作對象本身要蘊藏非常豐富的時代內容，這樣的題材才會進入我的視野。這三位傳主都有潛在價值。我的原則是，不為歷史而歷史，選題要和現實緊密聯系，如果沒有強大的現實意義，我不動筆。

張競生提出以美的理念來治理社會，提倡美治主義，奉行美治精神，實施美治政策。在美學上，王國維、蔡元培是先驅，但大多停留在理論的建構上，張競生不僅提出一套理論，他比他們走得更遠，他從實踐的層面思考美育問題并身體力行。他在美學專著《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中，從衣食住行到婚姻家庭愛情方方面面都用美的理念來設計，并通過實踐來體現、提升美的人生。他是一個啟蒙的哲學家，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比馬寅初整整早了37年。關系到人的解放、人的覺醒之種種言論和實踐，開歷史先河，不但在當時顯得驚世駭俗，引起軒然大波，放到現在，愛情、婚姻、家庭也是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他是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踐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張競生在廣東饒平，都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些創新舉措，對于我們今天推行鄉村振興國策，以及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等方面都很有現實借鑒意義。

我研究鄭成功這個人物，首先是他有獨特的人格魅力，比如他的忠君愛國，敢于亮劍，比如他的“通洋裕國”的思想，實質上是最早的對外貿易與對外開放。鄭成功的海商集團縱橫東西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海權最鼎盛的時代。由海商轉型為英雄，這里面有很大的表現空間供我閃轉騰挪。近幾年，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中國周邊海域暗流洶涌危機四伏；我通過寫鄭成功，通過深入剖析鄭氏海商集團的興衰過程，借微觀個案來反映宏觀戰略，這樣視野更開闊，也更有現實意義，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的“弘揚鄭成功精神”。

張九齡是江南第一宰相，是當時的文壇領袖、詩壇領袖，李白、杜甫都曾得到他的幫助；王維、孟浩然也得到過他的提攜。一些名句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千古流傳。這樣德才兼備、識見卓越的千古名相太值得研究了。我同樣是出于為現實服務之目的計劃寫張九齡，他識人、用人、選人的許多見解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借鑒意義。比如他在吏部當官，主持選官時，提出了“德才兼備，德望為先”的標準，跟我們現在的標準如出一轍。當然寫張九齡的傳記更困難，因為年代久遠，歷史資料更少，但多年以來我就一直在做著收集史料的工作。因為公務太繁忙，謀劃和服務全省的創作才是我的主業，寫作只是我的業余，預計這三部曲，要用較長的時間才能創作完成。

中華讀書報：有評論認為，您在張競生及其相關事件真實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這其實也是寫人物傳記的共同特點吧？既讓傳主回到真實的人生經歷，同時又要講好“故事”，您在人物傳記的創作中，如何把握非虛構的分寸？

張培忠：我嚴格按照史實，收集素材時一定要進行事實考證。我研究張競生，會調查他在北京住哪條巷；為了寫好鄭成功，我專程到臺灣的臺南考察，兩次到鄭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戶踏勘，對鄭成功在廣東、福建、浙江活動的地方，都利用節假日，前往現場做田野調查，獲得真實感受；并從全球范圍搜集鄭成功的史料，托朋友從美國哈佛大學、加州理工大學查找鄭成功史料，自費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研究生從日文中翻譯鄭成功史料，在史實收集方面下足了功夫。小的歷史細節考證清楚才具有可信度。歷史事實搞清楚后進行文學創作，我就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細節合理想象，使作品在事實可靠的前提下具有文學的可讀性。三聯書店原總編輯李昕先生有一個評價，他認為“《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融合了文學性傳記的生動性和學術性傳記的嚴謹性，作者寫了許多好看的故事，然而卻又是言必有據，無一字無來歷的”。李先生的評價當有褒揚和鼓勵的成分，但他提到的“文學”與“史實”并重，“兼具文學的厚重、思想的深邃與藝術的美感”，則是我始終不渝努力追求的目標。

中華讀書報：寫人物傳記，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張培忠：一定要寫出傳主的特質，要為文學畫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我既不會一味贊美，更不會全盤否定，而是盡可能靠近他、感知他，還原他的真實面目。學術性與文學性高度融合是我處理此類題材總的思想。所謂“戴著鐐銬跳舞”雖然受到很多限制，但在這種限制下我希望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塑造獨一無二的人物，以獨特的人物形象和思想的深刻性打動讀者。

中華讀書報：無論是“傳記三部曲”還是《奮斗與輝煌》等方面，您的創作和主持的工作都是有系統有規模的，這種大格局的特點來自什么？

張培忠：我們本身生活在一個偉大時代。心懷“國之大者”，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全力以赴做偉大時代的記錄者、人民心聲的表達者、文化強國的建設者，始終是我謀劃廣東創作和推進個人創作的著眼點和出發點。無論是創作“傳記三部曲”，還是廣東省作協的工作，一定不能辜負這個偉大時代。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和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這些都是重大的國家戰略，蘊藏豐富的創作資源，敢于涉足這些大主題，敢于正面挑戰這些大創作，觸動時代最敏感的神經，寫出“人人心中所有、個個筆下所無”，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大作品、產生大共鳴。這是時代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創作的需要。

當然創作難度很大，要求作家必須深刻把握、洞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發展變化和人心的復雜，要能把握住核心的東西。我特別贊賞蘇軾的“犯其至難，圖其至遠”，也特別服膺雷巴科夫所說的，文學的義務就是回答時代“最艱難的問題”。大時代需要我們的作家迎難而上，需要我們的作家有定力、有雄心、有能力去回答時代的難題、書寫民族的輝煌。

中華讀書報：作為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您如何評價廣東的作家隊伍？

張培忠：廣東的作家隊伍勢頭很好，數量龐大，老中青相結合，特別是青年作家表現突出。我們提出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服務三支隊伍一起抓，鍥而不舍打造“文學粵軍”。我們堅信，不久的將來，廣東文學，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必能創作出更多讓世人刮目相看的精品力作，廣東作家有這樣的雄心和抱負。當然目前短板也很明顯，名家和領軍作家少，有影響的作品不多，二十多年沒得茅盾文學獎了。

中華讀書報：在組織廣東作家創作方面，廣東作協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下一步有何規劃？

張培忠：廣東作協重視頂層設計，全面謀劃和積極推進全省的文學創作。一是組織重點作家到特區、鄉村、企業掛職蹲點，通過重大資金扶持鼓勵作家深扎創作。目前陸續有一些作品出版，我們對每位作家召開作品審讀會，請名家給他們把脈，希望他們的創作有大的提高。二是組織全省長篇小說創作推進會、長篇報告文學創作推進會，重點突破長篇小說和長篇報告文學，召開鄉村題材創作會，舉辦了兩次兒童文學創作會，還專門召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全省選擇了百名重點青年作家，邀請著名作家、評論家、著名報刊主編當導師，以一帶二的方式重點指導。其中十名重點青年作家每人給予十萬元資金支持，通過這樣的方式整體提高作家創作水平。三是組織重點主題創作，比如《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我擔任總撰稿。這是國內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記錄小康工程的鴻篇巨作、首部全面講述廣東小康建設輝煌成就的大型紀實文學。2020年廣東作協組織開展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精品創作扶持工作，實施“廣東文學異軍突起”戰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打造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代表作。建黨百年，我們濃墨重彩地推出反映現實主義、紅色題材和主題創作的文學作品，希望重點作家能得到提高、青年作家得到磨煉。

文學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版塊。幾十年來我們廣東沒有自己的評論雜志，去年創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最近召開創刊一周年座談會，多管齊下把雜志打造成為文學評論高地。接下來要花較大力氣抓好我省的文學評論隊伍建設，繼續組織第二批簽約評論家，安排一百萬元資金，在全省征集并出版首批十部青年批評家叢書，繼續出版“粵派批評”叢書，整合資源，壯大廣東的評論家隊伍力量，在全國發出廣東評論家、粵港澳大灣區評論家的聲音。

廣東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傳部高度重視廣東文學事業發展，從政策出臺、資金保障到工作指導，給予全方位的支持。除了團結引領廣大作家聽黨話、跟黨走，組織打造精品力作，還在加快推進廣東文學院改革、文學館建設，以及影響基層作協“最后一公里”建設問題，全面推進廣東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推動廣東文學從高原到高峰，推動建設文學強省。目前是廣東文學發展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我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促成偉大作品的誕生，也許當下還未能產生這樣的作品，但是我們的一磚一瓦、一點一滴的努力都在起著鋪路石的作用。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作家，將來有那么一天，廣東的作家，一定會創作出真正反映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對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