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老百姓的眼中，除了行政區劃的社區，城市的社區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老社區，如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或大雜院，上海的弄堂，深圳的城中村；一種是新社區，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批量興建的商業化住宅小區。老社區的老，就在于歷史的傳承、文化的延續和熟悉的關系，在于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語言。只要是老北京人，就會在老舍的《四世同堂》、劉心武的《鐘鼓樓》、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等作品中找到共同的生活和情感，甚至找到似曾相識的面孔。上海的作家，常常會從幾條弄堂或者街區的商貿市場開始寫起，王安憶的《長恨歌》開篇寫上海的弄堂，說它是“形形種種，聲色各異的”“性感的”“有煙火人氣的感動”；金宇澄的《繁花》從“靜安寺菜場”說起，閑聊的是飲食男女和婚姻生活。一個老上海人，自然也會不知不覺地融入這樣的敘事空間。

新社區的新，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新，不知所措的新。比如一種社區，那種城市中常見的封閉式小區，住宅樓多達上百棟，動輒幾千戶、上萬人，許多大型小區居住人數達五萬之眾。忽一日，人們從別處搬遷進來，入伙，在新空間里慢慢建立新的關系。多數時候，人們不知道隔壁鄰居是誰，來自何方。大家的共同之處，就是花了幾乎一樣的錢，從開發商那里買下了一樣的建筑面積。還有一種社區，十幾二十萬人聚集在幾平方公里的地方，它的獨特在于，那些從四面八方來的人最終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對象，這個對象時遠時近，虛實掩映，太陽一般照耀在他們的世界當中。在深圳和蘇州，這個太陽也許就像富士康。這樣的新社區對于作家而言，是一個龐大而新奇的敘事對象。與社會學家不同，作家眼中的社區（文學的社區）并非只是共同體，相反，更多時候是“分裂體”“動蕩體”。社會學家從個體中尋找共同體，提煉社區共同體的理念和精神；作家卻從共同體中發現并還原個體，發現潛藏與游離在共同體背后那些難以捉摸的、不確定的個體，通過社區敘事重新構筑一種空間，一個新的想象的社區。

?二

二〇〇〇年前后，作家邱華棟敏銳地發現在社會急劇轉型和文化嬗變背景下，社區漸漸出現分化，社區人的形象不斷發生裂變。為此，他創作了一批聚焦郊區化社區中富人階層和中產階層的短小說，后輯錄為《玻璃社區》，引起人們的關注。在邱華棟看來，當時北京社區分化情形大致是：“根據這些社區地產的價格，也分成了不同階層居住的社區，自然，這些社區也就分成富人社區（以高級公寓和郊區別墅為主）、中產階層（管理比較好的公寓，比如亞運村的一些公寓樓和望京地區的公寓樓，還有一些郊外低密度住宅、Townhouse等等），以及一些新的小市民階層居住的社區（北京有兩個這樣的社區，一個是回龍觀，另外一個是天通苑，價格低廉，安置的都是從北京的舊城改造遷出來的城市貧民和小市民，形成了新的普通社區）。”^①?邱華棟作品中的社區人，一般有著豐厚的收入，受過良好的教育，大都有房有車，他們成為鄰居，生活品位和生活樂趣漸漸趨同，成為“時尚”生活的引領者。然而，他們并沒有因此感到興奮與滿足，由于心理情感異化，家族圖譜模糊，工作關系隱匿，身份多元復雜，他們的時尚生活突顯出更為強烈的“非群體性”和“非共同性”，彌漫著諸多異質的、分裂的、飄忽的、無法名狀的東西，“想尋找理想的生活，努力地承擔著生活賦予他們的一切考驗，以及在時代洪流中挫敗和迷茫”^②。于是這個社區出現了“人熊”“蛙人”“離同居人”“樹人”“打鐵人”“代孕人”“馬人”等。比如，社區不遠處一個基因研究所的博士覺得自己越來越像一頭熊，就用硫酸潑動物園里的熊想看看它痛不痛；一個有夢想家和詩人氣質的商人在社區不遠處開一個一百五十米長的餐廳；一個即將做爸爸的設計師將偶然遇見的一具死嬰拖入一條布滿玻璃的河里，懷孕的妻子知曉后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位過氣的搖滾歌星在社區不遠處開了一個馬場，他的母親去世之后，他殺死了四匹心愛的馬用來制作裝置藝術作品；一個畫家開一個打鐵鋪，吸引社區居民通過打鐵來消耗生活的空虛和平庸……這與劉心武筆下的大雜院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圖景，大雜院里多數是低薪階層，文化較低，多數從事城市傳統服務性行業，保留著較多的傳統色彩，總體穩定性較強。不到二十年時間，郊區化社區與傳統社區的敘事就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前者常常聯系著動蕩不安的精神生活，充滿著欲望和誘惑、焦慮和抑郁，掩埋著情感的隱疾和暗傷，像“玻璃”——現代城市社區關系的一種隱喻——尖硬、冰冷、易碎、虛幻。這是劉心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寫作《鐘鼓樓》時始料未及的。“隨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樓的大量涌現，表面上看，人們的居住空間挨得緊密了，但人們的自然聯系也隨之淡化，鄰居之間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客人造訪時，那一扇緊閉的單元門，便缺乏雜居的四合院院門的那種隨和感，而顯得冰冷無情。”^③?劉心武似乎只猜到了前頭，社區空間的重建對城市和社會的重塑，不僅在于鄰里關系，對個體的沖擊更為迅速和劇烈。

上海的王占黑是一位以社區敘事受到關注的“九〇后”作家，她的兩部小說集《空響炮》和《街道江湖》聚焦的是城市轉型背景下的老舊小區。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上海為安置下崗職工興建了工人新村，二十多年后工人新村變成老村，為了集約利用土地，改善城市面貌，政府對工人新村進行更新改造，人們又搬進了更高級、更寬敞、商業氛圍更濃厚的小區。曾經的新村變成了舊社區，成為被現代大都市迅速遺忘的部分，成為三種社會角色的聚集地：衰敗的工人群體，日益龐大的老齡化群體，以及低收入的外來務工群體。王占黑，一個曾在這種社區長大的年輕人，采取重返、體悟、介入的策略，緩緩鋪開了歷史記憶與現實場景中舊小區的日常敘事。《街道江湖》看似單獨成篇，其實是一個整體。小說從社區中一個貧寒老人的英雄氣概寫起。一個叫小官的老人，他是一個鰥夫，住在一間拆遷后被廢棄的老房子里，在社區當門衛勉強維持生活。他有英雄情結，也有過幾次英雄的行動（無論年輕時還是年老時），卻像一盞慢慢耗盡的油燈，孤獨地照著小區的角落。王占黑在小說中反復宣稱其意圖就是講述小官這樣的“街道英雄”故事，并非要建立一個中國式的社區英難敘事模式，像美國的超人、蜘蛛俠等。這個舊小區有很多像小官這樣的老人，他們身份低微，孤苦伶仃，缺乏關愛，晚景凄涼，日復一日地承受生命和時間的消逝。他們茶余飯后聚在一起，在對生活的回憶和日常的言談中構筑這個社區的英雄故事篇章。小市民對英雄的羨慕與崇拜，這一古老的主題在王占黑這位年輕作家的筆下繼續揮灑。

王占黑把城市更新升級中的老舊社區，看作是“上海另一部分”，在這另一部分的敘事中，有兩個截然相反的社區，一個是資本邏輯（物質和財富）主宰的破落社區，是社會衰敗的空間，另外一個是世俗的社區，是寄托生命的所在。“他們共生于一處，以遲緩的腳步追趕城市瘋狂的發展速度，吞吐著代際內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輪一輪的改造，也等待著隨時可能降臨的淘汰，這使得社區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時代感更加五味雜陳——它屬于歷史與空間的糾纏，既是連貫的，也是破碎的。它看似沉睡的軀殼里永不停歇地涌動著復雜的事件、關系和情緒。”^④?那些社區的街道英雄們彼此關聯和見證，共同抵抗時間的流逝，最終通過真切樸素的生活，來捍衛生活的尊嚴，捍衛生命的尊嚴。這恐怕就是王占黑的社區敘事最富有深意的地方。

和北京、上海的社區相比，深圳的社區，又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一則深圳是一座新城市，二〇〇四年就全面啟動城市化，商品住宅區之多，建設速度之快，在全國首屈一指；二則深圳以移民為主，社區文化天然攜帶著移民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因；三則深圳還有不少以原住民為主的城中村，里面可能還有規模不一的工業區，毗鄰城中村往往又建有封閉式管理的住宅小區，阡陌交錯，參雜流動，比如今日城中村的租戶，或者工業區宿舍里的員工，有一天卻成為隔壁小區的業主；四則移民普遍具有強烈的漂泊感，買房入戶之后才覺得自己是深圳人，但與家鄉的聯系時刻都以不同的形式發生，比如常有小區里的居民到城中村的巷子里找他們的老鄉，或者到一個家鄉菜館吃喝玩樂，同一個小區的老鄉又會基于鄉情建立某種社區亞文化，等等。此中的風景最為迷人，此中的故事，也耐人尋味。近十來年在深圳，社區敘事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寫作現象。一個叫“鄰家網”的互聯網平臺發起社區寫作，倡導為社區寫史立傳，構建睦鄰人文，它將寫作者、敘事作品分類至具體的社區，以在地化的書寫創造社區的文化圖景。社區寫作踐行以來，大量來自社區的寫作者（當然所有寫作者都來自社區，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寫作群體的廣泛性與在地化），共同構成一種整體性的寫作行為。張夏就是從這個群體中浮現出來的女作家。她的社區敘事作品《社區公敵》推出后，“社區公敵”在敘事中的形象變得清晰，之后她又發表《全家公敵》《綠燈記》《大隱隱于市》等小說，進一步拓展社區的想象空間。

《社區公敵》以深圳城市中心一個超過三萬人的大型社區為背景，通過社區業委會籌備和社區維權兩條脈絡，揭示潛藏在社區共同體背后那些復雜而分裂的群體心理。這個社區，年輕人或起早摸黑地忙生計，或兩耳不聞窗外事，大爺大媽成為主角，他們精力旺盛，熱心公共事務，“掌握”社區的信息和話語權。為了抗議社區附近建變電站，他們頻繁集會，掛橫幅、寫標語、發傳單，還將“戰場”延伸到虛擬社區，每天都有老人在業主群鼓動、訴求或抱怨。他們積極籌備業委會，與一些有公心、有閑暇的年輕業主并肩作戰。盡管他們隊伍龐大，占領輿論高地，但仍遭遇街道辦、物管公司等各方面的阻力，力不從心，進展不順。在籌備業委會和維權的過程中，社區內一個從事法律工作的業主本想施以援手，卻在社區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新買的寶馬車被一輛的士車剮蹭，當要求的士司機賠償的時候，他被一群憤怒的大爺大媽團團圍住，為了給“弱勢群體”伸張正義，他們將他視為“社區公敵”予以奚落和嘲諷，施加輿論壓力。但很快，社區又出現了另一個“公敵”，大爺大媽們迅速趕往新的斗爭現場，儼然一群“社區英難”。張夏指出：“社區大媽們的激情澎湃以及網絡上的各種群體狂歡，讓我突然有了警惕之心……雖然大家各有各的命運和生活，但鄰里之間的疏離和隔閡，從沒有因共同集會共同奮斗而有所減輕。”^⑤?從社區鄰里到社區公敵，小說給我們這個時代提出了一種公共性困境的問題，就是現代社區中老人們凝聚的集體意識及行為力量如何影響城市現代意識，人們的群體性、復雜性和盲從的心理，又如何實現對個體的顛覆，限制自己或他人進入公共領地。另一方面，這種公共空間是否正在成為老人們喧囂和狂歡的舞臺，社區公敵是否只是一種預設的道具，是動態的、模糊的、變形的，是群體心理所需要的那個“反派”？他們如何借助社區公共事務尋求存在感和獲得感，甚至正義感？這些都是許多大型社區的隱秘而獨特的人文圖景。

《綠燈記》這篇小說也很有意思，它將高檔社區（風雅苑）、城中村（布吉南村）、工廠（工業園）三種類型的社區寫到一起。深圳這個完全城市化、步入后工業化的現代大都市中的這種奇特空間格局，讓張夏獲得一種極富現代色彩的社區敘事源泉。風雅苑是深圳的豪宅，業主都是中產，隔著一百多米外的一條馬路和一個紅綠燈路口，是一堆亂糟糟的農民房和一片灰蒙蒙的廠房——“儼然成了兩個不同的社會。紅燈停，綠燈行。就因為多了這么個儀式，過馬路就似乎成了個很莊嚴的事，需要讓風雅苑的業主們下個決心，一陣優越感也就油然而生”。“灰蒙蒙的廠房與空氣里的怪味，以及周圍川流不息的打工族，時刻提醒著業主們不要自欺欺人。主婦們雖穿金戴銀，逗貓遛狗，買菜時卻不得不穿過那個紅綠燈路口，再經過一個狹長的工業區，就圖著那邊的農貿市場便宜點兒。”^⑥小說刻畫了曉梅和阿青這兩個中年家庭主婦，她們在這一復合的社區空間里，過著看似平靜日常，其實暗流洶涌，稱得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江湖生活。曉梅早年在工業園里的工廠上班，與幾個人合租在農民房里，她在廠里認識了技術部的老胡，結婚之后在風雅苑買房，成功跨過“紅綠燈”，獲得十足的優越感和安全感。但她生性敏感脆弱，患上了抑郁癥，幾乎走到婚姻的邊緣。她在附近的麻將館里認識了阿青，阿青的丈夫陳吉利原來正是老胡的下屬，她們一家也在風雅苑買了房子。地緣關系、業緣關系以及相似的出身和經歷，讓這兩個家庭主婦建立了情感的共同體，并且成為姐妹。盡管如此，她們私下卻相互攀比、提防、猜疑，“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后來陳吉利工作發生變故，他們一家不得已搬遷到更偏遠的地方。沒過多久，又瞞著曉梅在風雅苑對面的城中村租了一套狹小的農民房，悄悄地重返城中村。阿青這個人物很有代表性，她以精明能干、刻苦耐勞在深圳站穩了腳跟，邁出城中村，成為高檔社區的業主，確立了市民身份，卻仍時刻面臨生存危機、情感危機和認同危機。《綠燈記》的可貴，正是寫出了城市移民在高檔社區和城中村空間的轉移、本地人與外地人在身份轉變時所經歷的人生波瀾，賦予“紅綠燈”這種工業文明產物以現代意義。它不僅控制著城市秩序，還像一雙眼睛，凝視著人們情感的起伏和欲望的交替，觀察城市移民的焦慮與不安。?

三

對社區空間的書寫，早已成為城市書寫的一部分，很多城市文學作品都有所涉及，畢竟社區是城市社會的基本單元，是一個人最主要的生活空間，也是一個超大群體的集聚空間。然而，當前的城市文學，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清晰、完整、豐富的社區形象，處理人在社區的活動、人與社區的關系、社區對人的影響等這些問題時，或簡單，或模糊，或經驗化。城市文學版圖似乎缺失了社區，許多作家也缺乏社區意識，多少有些令人惋惜。三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三位作家，邱華棟、王占黑、張夏，力圖構建關于郊區化社區、老舊社區、復合社區的三種不同的社區想象，形成風格不同的社區敘事。以下三點，也許可以帶來關于城市社區想象的一些啟發。

比如空間與人的關系。《玻璃社區》中的郊區化社區，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化的產物，當人們崇尚它的性價比、物理空間、自然環境時，邱華棟卻敏銳地發覺郊區化社區的另一面癥候，即地理的邊緣性以及人的邊緣化。看似與主城區有公路相通，業主同處一個社會階層，但仍有各種各樣的“玻璃”將他們割裂，形成一個個孤島。另外，對私密性的追求，使得社區內部及與周邊環境的日常交流更少，隔絕更甚，導致社區精神圖譜中出現許多孤獨和灰冷的元素，這與《玻璃社區》的敘事風格高度契合。而張夏的社區敘事具有復合性的特點，《綠燈記》就是復合型社區敘事的典型作品，高檔小區環境優雅秩序井然，對面的城中村喧囂凌亂，灰蒙蒙的工業區單調沉悶。作家就要把握人們在這樣的社區空間里居住、工作和生活所形成的流動性更強，色彩更斑駁，也更為動蕩不安的人文景象。王占黑對上海老舊社區的想象則是趨于穩定的、緩慢的，且有歷史和傳承的。她更加注重對歷史（回憶）資源和公共空間的挖掘，比如《街道江湖》中那個老社區，老人們談論的事情總是與幾十年的經歷聯系起來，一間小小的店鋪折射出幾代人的命運沉浮，甚至一個名字（或綽號）都有許多掌故。王占黑將有限的空間（一個并不大的社區）拓寬到無限的空間（社區公共空間），將敘事的筆觸延伸到了社區的保安室、雜貨店、車棚、水果攤、早餐攤、老人院、室外舊沙發、垃圾場等。水果攤的遮陽傘下老人們秘密地交流著家長里短和人情是非，雜貨鋪和早餐店傳遞著鄰里溫情，室外舊沙發上的老人終日沉默仿佛在等待死神的召喚，臭氣熏天的垃圾站成為一個老人堅持活下去的心理支撐——這些公共空間蘊含著公共話題，傳播著生老病死的消息，也傳遞人情的冷暖，凝聚英雄情結。在一股逐漸遺忘和遠離他們的城市洪流中，社區老人借此“有枝可依”。

又比如社區與人的相互影響關系。社區影響和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社會形象，居民又以行動、觀念和心理塑造社區精神，或者說，居民對社區的選擇本身就蘊含著對“塑造”的渴望。比如，逃離是邱華棟社區敘事的重要主題，人們選擇在郊區居住，除了經濟方面的考慮，也出于逃離城市的心理。“社區不遠處”，是《玻璃社區》頻繁出現的一種視角，小說將許多故事發生的地點和主人公的活動空間都設置在了“社區不遠處”。為什么不是“社區”，而是“社區不遠處”？我認為它深刻地呈現出大城市中產階層群體普遍存在的一種“逃離”的精神困境，居住在此處，而生活在別處。逃離城市中心之后，緊接著逃離社區，然后在“不遠處”安放自己的心靈。這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艾麗絲·門羅的《逃離》異曲同工，主人公通過各種方式試圖擺脫現實生活的囚禁，實現逃離，如旅行、出走、婚外情、背叛，甚至死亡。與此相反，王占黑的社區敘事中，盡管許多年輕人搬離了老舊小區，但大多數老人們哪怕再窮，再苦，再難，都沒有輕易地選擇逃離，而是像釘子一樣牢牢扎根在這個社區。他們從歷史中繼承了堅守的品質，默默地承受生命的消逝，咀嚼生活的滋味。這些老人的堅守品質，正是王占黑對大城市的新發現，也寄托著她對老齡化群體的人文關懷。張夏則希望獲得一種開放融合的關系，《綠燈記》中新移民努力從一個群體中脫離，目的是向另一個群體融合，這種融合既有主動，也有被動，往往與住房、職業、情感認同、移民身份交織在一起，若即若離，此起彼伏。

城市向前發展，社區如一艘艘大船搭載著人們加速駛向未來。美國著名學者愛德華·格萊澤指出，“城市已經取得了勝利。但是，正如我們許多人通過自身的經驗所看到的一樣，城市的道路有時會通向地獄。城市會獲勝，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會遭遇失敗”^⑦?。而文學對社區的書寫，不但要警惕城市勝利時的鑼鼓喧天，還要避免陷入“失敗”的語境（如將舊社區破敗、社會矛盾、精神危機、人的困境等都看作失敗）。其實不管城市成功與否，都不影響作家努力呈現人在社區聚居生活時的“進行時”，挖掘現代人與社區之間的微妙關系。

注釋

①邱華棟：《玻璃社區》，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3頁。

②引自郭彤碩士論文：《邱華棟小說的北京書寫與城市癥候》，河北師范大學，2017年。

③劉心武：《鐘鼓樓》，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133頁。

④王占黑：《街道江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252頁。

⑤張夏：《〈社區公敵〉創作談：一場維權背后的滿地雞毛》，《小說月報》，2018年第11期。

⑥張夏：《綠燈記》，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217、221頁。

⑦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