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認識作家，尤其海外華文作家，一般當然是因其作品，認識澳大利亞的奧列兄當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奧列最先讓我讀到的作品并非是他的“敘事性”文本，而是其另一幅“筆墨”：文學研究。是的，不是“作品評論”，用所謂的“專業術語”來說，是一篇有著突出“問題意識”的不折不扣的文學研究文本。?

那是多年前，筆者在編一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集（《和而不同——第十五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面對幾百篇的來稿，坦白地說，對于主要從事研究的國內學者和海（境）外華文學者的論文，與以創作為主的海外華文作家的來稿，我的審讀“原則”與心理期待是有區別的，也理應如此。但當讀到一篇題為《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的來稿，筆者著實為之一振。來稿開門見山，認為自上世紀末海外華文文學呈現蓬勃生機以來，澳華文學“從作家隊伍、作品種類和創作園地的整體性來衡量”，都“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因此“逐步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版圖”。隨即，文章筆鋒一轉，直接提出了即便如此，為什么“澳華文學至今仍然沒有引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這一尖銳且思辨性鮮明的“問題”。這又何嘗不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界一個“問題”？甚至是一個“盲點”？文章隨后圍繞這一問題，做出了完全“在場”的闡析與思考（此不贅）。這就讓我不得不再進一步“查證”來稿作者的身份。不錯，是澳大利亞的張奧列，一個妥妥的創作活躍的海外華文作家。

即便在那個時候，用“成果豐富”來描述奧列的創作也是恰如其分的。奧列自1991年從享有“千年羊城，南國明珠”美譽、一直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現代大都市廣州城移居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始，伴隨著初到異國為生存打拼的艱辛，為身份落地、經受異文化沖擊而遭遇的心理和精神煎熬，《悉尼寫真》《澳洲風流》《澳華文人百態》《澳華名士風采》《家在悉尼》等多部散文、小說、隨筆結集也在十來年的時間里紛至踏來，與1980年代后因“洋插隊”而勃興的北美新移民文學遙相呼應，在新崛起的海外華文文學大潮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實，奧列兄的“文名”早于其去國前就已經釀就。曾就讀北京魯迅文學院，擁有北京大學文學士名號，更有于作家于文人而言，可“欲”不可求、頗具“話語權”份量的頭銜傍身——廣東省作家協會副秘書長；當然，這一期間《文學的選擇》《藝術的感悟》兩部文學評論集的出版，——這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陸文壇實屬難事，便是他上述“文名”的底氣，也預示其在日后做起“文學研究”來決非一時興起。我們無從得知張奧列舍棄這些讓多少人望其項背的“功名”而義無反顧地奔赴充滿“不確定性”的遙遠的南半球，經歷了怎樣的心理路程與抉擇，但其去國十余載依然保有“少年心”與凌云志，期間可以想見的勤奮與堅韌，與他文氣的外表是有些“錯位”的。——回憶起來，筆者之前是“認識”奧列的，只是每次的海外華文文學會議，“歸來”的海外華文作家者眾，席間的騰騰熱氣，奧列多半是沉靜謙和地在一旁“享受”而讓人不忍驚擾。隨后，在再一次的相關會議上，我便有意與奧列兄攀談起來；再隨后，陸續讀到他寄來的《飛出悉尼歌劇院》、《故鄉的云，異域的風》等傳記文學、散文作品集，特別是他著力構造的有如全景式澳華文學版圖的《澳華文學史跡》一書，深以為這是奧列充沛才情的生動詮釋，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成為了一道特別燦爛的星光，“閃耀在南半球澳洲華文文學的星空” （江少川教授語）。?

這一來，再讀到奧列由“異鄉情狀”“家國情懷”“藝文情愫”“人生情緣”四輯構成、表現中澳文化關懷與體驗、十八萬字的《當黑發黑眼遇上金發碧眼》的散文隨筆集，便覺得，其人其文其思，都是“奧列式”的。?

依然是那樣地勤勉謙善，不拘于事。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春始，粗暴地侵襲了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阻隔了關山，更阻隔了因著“凡有海水的地方便有華人”而便有華文作家——之前每年度、甚或更短的周期跨洲越海的“文人興會”。聊以欣慰的是，借助隨互聯網時代衍生的微信群、云平臺，海外華文作家們依然可以高談闊論，揮灑才情；即便是隔著屏幕，那份相見歡也是生動真切的。只是，一如以往“線下”會議的謙和與自持，無論是哪一個“群”，也無論是哪一片“云”，奧列似乎從不見“冒泡”，也從不見“現身”。是的，他有屬于他自己“參與”的方式，有屬于他自己“在場”的標識。譬如，因疫情，人們最常情的牽掛莫過于彼此的平安無恙。“最近，新冠病毒從天而降，肆虐大地。從電視新聞上看到悉尼幾家養老院先后染疾，幾十位老人陸續離世，有點黯然。我突然想起入住養老院的羅斯，不知他是哪一家，是否安在？暗暗為他祈福。”（《樓長羅斯》）在這里，哪怕是沒有親緣關系，只是曾經居住過的公寓樓的樓長羅斯，也引動了奧列的掛念。奧列的謙善又總是那樣的純樸和拙稚。再譬如，對于互聯網時代作家“換筆”的必然，他是這樣自嘲：“如今科技時代，上網和電腦寫作是大趨勢，有誰還那么笨拙地真的在稿紙上爬格子呢？有，我就是，而且是在上班的火車上，在車廂搖搖晃晃乘客上上落落中可笑而笨拙地一筆一劃地爬格子。——我是大趨勢中的例外，時代的落伍者。”（《車上爬格子》）如果這確實是“大趨勢中的例外，時代的落伍者”，誰又能否認，其精神內核不是勤勉與堅韌呢？

依然是那樣地傾情于真誠平白，舉重若輕。我以為，文如其人，用以描述奧列是最貼切不過的。隨著日益摞高的著述與“文名”，奧列獲得的贊賞與榮譽也“扶搖直上”。挾早年在國內先后斬獲的盛名，如中國作家協會莊重文文學獎，廣東省首屆文學評論獎，來到重新開辟的“新鄉”，澳洲華文杰出青年作家獎、海外華文著述獎學術論著首獎、世界華文文學優秀散文獎、全球華人散文大賽優秀獎等等，也陸續收入囊中。何以為“獎”，“獎”之何為，或許見仁見智。但對于奧列，借用劉勰所謂“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我更愿意認為，奧列之文心便是“真”，這是他為文的底色，也是他為文的堅守，與獲獎與否無涉。譬如，全球化時代的當下，海外游子何以解“鄉愁”？奧列云：“社會開放了，交流暢通了，那種思鄉之心還有，戀根之情也在，但離愁別緒卻淡化了，也許是對‘家’的理解有了變化吧。現在每年過中秋，也會給遠在中國的父親打個電話，問個冷暖；也會與中國的朋友通個微信，道個珍重：但完全沒有那種撕心裂肺的‘鄉愁’。若要看看親人，看看朋友，看看家鄉變化，買張機票就可成行，何須愁腸寸斷？”（《夢月》）從抽象的意義上說，其來有自的身份印記對于海外華人無疑是永遠無法完成的文化清理，“鄉愁”則構成其最核心的表征，奧列亦概莫能外。但是，作者卻沒有一味地“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那樣地坦蕩蕩，不虛與委蛇，即便是其間那份“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之況味不難讓人把捉。本書中多篇文字莫不如此，或短小玲瓏，甚或絮絮叨叨，但卻讓你在輕松愜意中會心風物，了然事理 。

依然是那樣地執著于“問題”，所謂不忘初心。世人皆知的文壇大俠梁羽生曾高度贊賞奧列是一位“知名作家、資深編輯”，是“一位散文、評論多面手，既能編（報），又能寫(稿)，是個全才”，并認為奧列對澳華文壇的貢獻某種意義上“前無古人”（見陳弘莘《中華文化的分流與疊合——張奧列新書<澳華名士風采>發行會后記》）。筆者以為，奧列完全擔當得起梁羽生的評價。如果說本序開篇筆者提及奧列對澳華文學的發展現狀提出的是個“問題”，那么，這一“問題”又何嘗不是奧列對身在其中的自己提出來的？因而，他孜孜不倦地抒寫“澳華文人百態”，他苦苦追尋“澳華文學史跡”……，乃至收入本書的所有篇什，或說“一道道生命歷程的心跡”，莫不是對這些“問題”的生發？對其“初心”的豐富？他說：“現在我則更多地穿行于歷史文化中，寫些與澳洲華人歷史有關的紀實性作品，既想為這些真實的、典范的人物作傳，同時也想為澳華歷史留下些文字印痕。”；他還說：雖然澳大利亞官方關于澳洲華人歷史有所記載，澳洲華裔學者也有不少專論，“但是這些專著對華人歷史還留有一些空白，特別是細節方面，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用形象化的筆觸，表現某些具體的歷史和人物，去延伸這些歷史記載。” （《穿行于歷史文化中》）。正是如此，奧列試圖以其“全才”之力，只為著一個執念——“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從而“抒寫了一個‘開放式’的 ‘中國故事’”（《穿行于歷史文化中》） 。是的，身處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某種思維守勢去討論中西文化異同已遠不適宜，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開闊的人文情懷，在人類的維度上探討中華文化對于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

于是，當奧列微信筆者為其新作（《當黑發黑眼遇上金發碧眼》寫序，于情——因著《打造澳華文學的品牌》而與他建立起來的文緣；于理——一位不論是在澳華還是在海外華文文學中不可多得的擁有多幅“筆墨”、且完全可以列入海外華文文學“第一集團”的作家，我都無法推托。即便筆者才學不逮，這又未嘗不是一次體驗與欣賞美文的極好機會呢。? ? ? ?

? ?（作者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副會長、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