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為自己的書稿才認識岑桑的。

大約四年前我一時起興，寫了本探討秦征南越的小書。稿子輾轉遞到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編輯室，幾個月后編輯小謝拿著稿子和一封信來找我。說書可以出，我們的主編岑桑寫了幾條意見。她還補充道，他可是我們八十七歲的老領導。看著蒼勁曲折的筆跡，足寫滿了三分之二張紙。我心生感動，這是我頭一次接到這么仔細認真的主編意見，而且出自一位伏櫪老驥般的前輩之手。雖然素未謀面，此前也沒有讀過他的書，但卻使我心生好奇。這是一位什么樣的人？

他提的一條意見說，我既然探討秦征南越，那秦始皇為什么要征南越，總是要說一說原因吧。他的意見十分合理，可我卻忽略了。這提醒十分及時。岑桑對嶺南地域文化的偏愛和熟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來又從圖書館借來了他的廣布人間的成名作《當你還是一朵花》、“當代嶺南文化名家”的《岑桑卷》《岑桑散文選》，還有他手訂的《岑桑自選集》。這些書和他近七十年的編輯和筆墨生涯寫的三百萬字相比，僅僅是不多的一部分，讀過之后有些感想，寫在下面。

《岑桑自選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圖片源自網絡）

一

在中國現代史上，有整整一代人是很特別的。他們身上的青春激情至老而不衰，品格單純如同白紙，一望而知。站在今天的認知，未嘗不可以說這一代人顯得初心“幼稚”。但也正是這“幼稚”幫助他們度過了建國后多場的政治風雨，也使得他們在政治風雨平息之后經濟大潮洶涌價值觀渾濁的時代一塵不染。

不是說要不忘初心嗎？“不忘”意味著要提醒，意味著要耳提面命。這一代人根本不需要耳提，不需要面命，他們本身就是那個“初心”。無論已是怎樣的十指嶙峋，無論多少道皺紋上了眉梢，只要一息尚存，他們心里裝的就是國家，他們手里做的就是工作。我覺得，沒有比赤子情懷一詞形容刻畫這一代人精神內核的本色來得更加準確的了。

這一代人如今的歲數，大致相當于我這個50后的父輩年紀。他們生于新文化運動之后到30年代前后，年少多難，風華正茂的學生時期又適逢抗戰救國。“五四”的激情和進步思潮透過文學、輿論宣傳進入他們成長時期的精神世界，而匹夫有責的抗戰救國進一步塑造了他們共赴國難的民族意識。“五四”新思潮的價值觀和“抗戰”的淬煉共同塑造了這一代人的人生觀和品格。追根溯源，這一代人的激情、純粹和始終如一的堅持都可以在“五四”和“抗戰”這兩大歷史事件里找到其“原型”。

這一代人最吸引我的，不是他們的激情，甚至也不是他們的才華和功業，而是他們的單純和因單純而在政治風浪面前的坦然，還有在渾濁之世的無染。如果需要向某一個世代的前輩致敬，我愿意選擇向這一個世代的前輩致敬，他們對我來說高山仰止。

毫無疑問，岑桑就是這一代人里極其出色的一位。他的文學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紀40 年代初，那時因為日軍先在大鵬灣登陸，而后廣州淪陷。他從香港輾轉流離到其時設在后方韶關的名校志銳中學讀書，不過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他填了一首歌的歌詞，取名《更夫曲》。歌詞如下：

更夫啊 請告我那

時序遷流的預兆吧

啊 歲月將會交織

什么歡樂的信息

何時何日得高唱

那莊嚴嘹亮的樂章

更夫啊 請告我那

時序遷流的預兆吧

他自己將這首短詩稱為“稚作”，而他當時的同班同學周湘玟相隔七十多年之后還說，“我最喜歡《更夫曲》。”應該說，歌詞的句子不算修辭成熟，尤其語言與作者想傳遞的生活經驗之間還有一定程度距離。隨著時間的流逝，與那個時代的生活經驗拉開了距離的讀者，難以撥開語言的塵封領悟作者想表達的生活經驗，獲得共鳴，但是與作者一同走過的同輩人對此卻毫無困難，單是歌詞開篇的祈問就足以將他們帶回那難忘的歲月。

我今天讀《更夫曲》，更多地將它看成是已經遠去的歷史借助清淺的語言而回歸的帆船。盡管這樣，我還是被它所蘊藏的東西所震動。當年叫做大后方的韶關歲月，無論對于岑桑還是對于他的同學，很多人都是故鄉淪陷，家人音訊渺茫，生死未卜；而學校生活清苦，饑餓，營養不良，面有菜色，更別說政治的昏暗，應該是生活的常態；國家、民族的存亡更在前途未定的奮斗之中。在這種無論大環境還是小環境都極其惡劣的情形下，岑桑第一聲文學的啼喚，沒有半句怨忿之詞，沒有半句一己的私吟。

“時序遷流”短短四字，將所有環境給予的悲苦、不幸、流離一筆帶過。如果我們不是回到歷史的現場，所謂悲苦，所謂不幸，所謂流離，甚至不會附著在歌詞句子的修辭之中。在有苦無樂，只有忍耐，只有犧牲的年代和環境，岑桑和他年稚的同學祈問和等待只是“那莊嚴嘹亮的樂章”。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激情？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單純？而我們知道，“那莊嚴嘹亮的樂章”還要幾乎十年之后才在天安門城樓奏響。無論怎樣問更夫，都是問不出來的。其實，是否問得出來無關緊要，緊要的是盼望，緊要的是有追求“預兆”的熱情。

《更夫曲》像一條清澈的小溪從那一代人的心泉里流淌出來，也澆灌著他們的精神田園。而我的疑問依然是，他們在國仇家難如此惡劣的情形下，為什么只問“歲月將會交織 什么歡樂的信息”？那當然是一個苦多樂少或簡直有苦無樂的年代。要解釋洋溢在那一代人身上的純樸、激昂、向上奮斗的激情，僅從那時的現實社會情形或者“多難興邦”的古代理由來理解，是不能完滿的。

在岑桑清淺的《更夫曲》里，我看見了五四新思潮的烙印。沒錯，岑桑那一代人不是召喚并推動五四的一代人，他們是接受了五四的洗禮，吸取了“五四”的精華而成長的一代人。五四新文學、新文化、新思潮，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和社會運動，短短數年在現代史上，一掃暮氣橫秋的老大中國氣象，代之以青春少年的氣象。“民主”、“自由”“科學”“光明”“進步”，這些新詞匯所代表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活風貌，哺育和塑造了這之后長大并叩問人生的整整一代人。他們的人生的底色就是由上述的詞匯凝練而成的。

岑桑《更夫曲》透露出來的清純、昂揚格調就是五四的時代精神在抗戰歲月的回響。如果我們喜歡《更夫曲》的昂揚、純凈和清澈，那也是五四新文學、新思潮的價值追求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塑造起來的昂揚、純凈和清澈。如果我們覺得《更夫曲》清淺、幼稚，缺乏劫后重生的深刻，那也是上述新詞匯容納的內涵本身就缺乏應有的歷史深度而顯現的清淺、幼稚。無論我們怎么看，也無論我們怎樣感受那一代人的文字，有一點是不變的，這就是他們屬于五四精神的產兒，血液里流淌著五四的血脈。他們的人生與價值，和五四精神氣脈貫通，息息相連。

二

寫了這么多，并不是想說《更夫曲》的文學成就有多么高，而是想說它完整地表露了一個人以及那個時代的本色，不但情懷、生活感受，就算是修辭，也是如此。而這本色并不隨這段歲月的結束而消失。有意思的是它構成了岑桑此后文學生涯和寫作不變的基調。這是十分難得的。就像熟知那樣，建國之后我們經歷了三段十分不同的歲月。以十年文革為分界的中段，前有17 年，后有改革開放至今40 年。三段不平凡的歲月，酸甜苦辣，貧賤富貴，人間滄桑，應有盡有。這三段截然不同的歲月，足以將人塑造得昨是而今非，足以將人改造得面目全非。但在這滄桑巨變里只有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和內心追求始終不變，這就是岑桑所屬的那一代人。

上個世紀50年代對于剛好而立之年那一代人來說，是一個簡單質樸的火紅歲月。一天的早晨，一年四季的春天，一生的童年，順理成章構成岑桑《當你還是一朵花》抒懷寄望的對象。這就是胡風長詩《時間開始了》的那個“開始”的意象。“開始”就是那時社會和時代的象征，幾乎所有的事物都翻開了新的一頁。艱難、污濁和陰險不是沒有，而是被放下了。正因為這樣，我們在所有的“開始”里，看見了純凈。意象的純凈、感受的純凈和思想的純凈，統統都通過句子的純凈顯露出來。作者看到一群早起上學的孩子會聯想：“只有你們出現的時候，早晨的美才會臻于極致。也只有你們盡情歡笑的時候，春天才算真的到來了。我看你們真像露水晶晶的花兒，開在偉大祖國萬里蔥蘢的常青樹上。”我認為就是這純凈，打動了當年閱讀岑桑同名散文集而比他略晚一輩的讀者。

1949年出生的陳俊年在他的岑桑印象記《你還是一朵花》中提到自己的成長一件事：“讀初中的時候，雖然很窮，但我還是湊夠零錢，特意買來一本心愛的筆記簿，把整整一冊《當你還是一朵花》抄了下來。”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怪不得這本現在看來平淡無奇的散文集當年能6次再版，印數高達52萬冊。文革之后，讀者再也讀不到這么溫馨和動人的故事，理由很簡單，社會和人心不再純凈。不過，不再純凈不是沒有純凈，而是純凈潛入到不是一眼就能看見的內心深處，而它的外表裹著洞見，略顯滄桑。就像人長大了，不是統統都喪失了天真，而是當初的天真也一起成長了，不再像稚子那樣表露出來，而是潛入內心，化為內在。

文革之后岑桑再次拿起筆。他還是寫一天的早晨。這時候早晨在他的筆下就有點格外不同了。岑桑在《黎明再光臨》中寫道：“黎明最偉大的功績不在于他賦予人間以良辰美景，而在于他讓人們看得見腳下坎坷和漫漫征程。”該文寫于1981年，它與寫于50年代的《當你還是一朵花》一樣，飽含深情，激情澎湃，但是由于與國家的坎坷一路走來，經歷風雨，他的深情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思辨的厚度。黎明在一天中所具有的“開始”的意義有所減弱，而黎明對于前進中的生活價值卻突顯出來。

他還是寫四季中的春天，1995年他寫了《又是春天》和《春天的對話》兩文。這時候，岑桑固然看到春天“冰化雪消，草木萌發，燕雀啁啾”的一面，但是他又看到了春天的另一面。用他的話來說，他也要說說關于春天的“大實話”。岑桑寫道：“這個向為詩人們情有獨鐘的季節，除了花花草草，還有與之俱生的芒刺蒺藜；除了蜜蜂蝴蝶，還有與之并存的蟲豸蛇蝎。立春之后，在遠方逡巡的寒流還會伺機而至。料峭春寒，路邊仍難免有凍死之骨。”世界本來是豐富的。就世象的事實而言，任何時候的春天蟲豸蛇蝎都與之并存，任何時候的春天都會有寒流間至。散文家的筆鋒傾向錯綜的世象，顯然是經歷艱難之后世事洞明的結果。

不過，并不是所有詩人在經歷艱難之后都能將洞明的社會人心的實相說出來。巴金將文革后秉筆所寫隨筆取名《真話集》，含義至淺而深遠。詩人要有真摯之心，有一如既往“實說”的情懷，才能將伴隨著社會一起成長的“真話”借筆端抒寫出來。與二、三十年前的散文相比，岑桑筆下的世象是變化了，變得更錯綜更復雜。同是黎明，同是春天，它更加接近自然萬象本身所具有的面貌，自然萬象所隱喻的含義更加深廣。不過變里依然有不變。不變的就是詩人純凈之心。岑桑文革前的散文，它的純凈之心和純凈的意象是重合一體的。文革之后的散文，其純凈之心上升為“大觀之眼”而不出現在文辭的表面。唯有文辭意象的錯綜才能顯出世象的本來面目，而唯有具備純凈之心的詩人才能感悟和洞識世象的本來面目。我以為，這是岑桑作為詩人和散文家跨越半個世紀的寫作最可寶貴的地方。

三

岑桑有一類散文寫得格外的好，我很喜歡讀。這就是他寫自己的散文。這里的所謂寫自己的散文不是一般意義上自我所見所感所思的散文，而是指經歷坎坷傷痛之后反觀自我的散文。詩人隨著年增齒長，所見越多，所經歷越曲折，筆下的世象越加豐富多彩，這或是題中應有之意，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詩人也所在多有。但經歷坎坷傷痛而又能夠審視自身，則非有強大的自我不可。岑桑就是這樣的具備強大自我的詩人。

坎坷傷痛當然留下傷痕，而易生怨憤，但若是沉浸于怨憤，自悲自傷，一如古代士子“懷才不遇”，文辭固然容易感人，但為文的境界終于是略遜一籌。好的散文當然不能脫離自身的際遇和經歷，但又要能超乎其上，僅僅是自悲自傷則不能傳遞深廣的感悟。一個足夠強大的自我就能升華和深化生活經驗，從而使坎坷傷痛傳遞出比僅僅自悲自傷遠為深刻的意味。岑桑寫自己文革經歷的一系列散文就是這樣的范例。

岑桑追憶文革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心酸記憶，寫下《強記補鍋》一文。今日讀來似乎難以理解；而放在當日，打入賤民行列的人能出此奇招，應該也不多見。被戴上“反動文人”的帽子，筆墨生涯當然是沒有希望的了，一家老少的生計自然憂慮在心頭。這時候住宅附近青磚墻下的小攤“強記補鍋”，讓岑桑發現它的另類價值。他動起了偷師學藝，日后補鍋謀生的念頭。文章生動地追憶了這個心酸的過程，他怎樣暗中觀察，怎樣在家里模仿操作。

這個故事今日寫出來自然帶有訴說文革荒唐和命運不平的意味，但若僅僅如此，似乎還欠火候。出彩的是，模仿強記補鍋，操作有成，自信心油然而生，岑桑筆鋒一轉寫道：“好，讓我就選定這營生吧！想到自己將來可以自食其力，憑著這門手藝養活一家老少，并且得以遠離恐懼與屈辱，抑郁已極的心境竟忽然變得平靜起來，覺得命運哪怕再悲慘也沒有什么大不了。”

散文的境界要靠作者的人生品味來體現。在這里顯然是岑桑強大的心內使他超出了自我悲嘆，或者說這和停留在悲嘆命運不公不一樣，岑桑在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命運中顯露了平常心，發現了小人物生涯的價值。人間百藝，寫作亦無非其一。能在屈辱不平之際自強自尊，不自悲自悼，一心自食其力，期望遠離恐懼與屈辱，這其實就是佛說的平常心。不是提倡知識分子放下“臭架子”嗎？與所有由上使下的“思想改造”不同，患難之中的自愛自強才是真正的放下。故事固然令人啼笑皆非，但非作者的人生境界超乎其上而無以致之。如果略為推開去說，岑桑學補鍋的故事也可以歸入嶺南人逆境之中求生求存的倔強精神，謂之嶺南風骨，絲毫不過。

文革焚書的火光相信不少人都見過。抄家焚書的一幕，我至今閉目即涌上心頭。但是自焚自毀書，流傳下來的故事不多。之前我聽說過最為不可思議的，是社科院文學所的老先生范寧，將自己保存的罕世珍品全本明版繡像《金瓶梅詞話》半夜丟到北京護城河里的故事。可惜范先生之后也沒有留下此事的任何文字。或者哀莫大于心死，不說也罷。但作為晚輩，后人總想按跡尋蹤，看看文明史也不多見的“破四舊”，在親歷者心里留下什么。

恰好岑桑的《午夜焚書》記錄了他文革中焚書的心路歷程。凡是自焚自毀的書，其實都在存毀兩可之間。被抄家者看見的，當然抄沒；而自己焚毀的，至少是暫時避過了抄家的風頭。避過了風頭而悄悄自毀，當然是因為當時社會氣氛傳遞到內心而生出來的莫名的恐懼感。岑桑將這一幕寫得十分生動。“我的兩箱放置在閣樓暗處的線裝善本書，居然逃過了他們的金睛火眼。我為之高興了不到三秒鐘，便立即被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所鎮住了。我深信勇士們會再來（后來事實果真如此），那兩箱書將會加重我的罪名，使我受更多的皮肉之苦。”

讀書人視書為精神的家園一如農夫視土地為命根子。看著火焰吞噬父輩留下的書籍，看著心血化為灰燼，作者“先是淚流滿臉，嚶嚶而泣，終于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如此珍貴的書籍夜深人靜之時舍得焚毀，當然是書籍的貴重敵不過生活的恐懼。焚掉是為了免除恐懼，而一旦“罪證”清除干凈，是不是就一身輕松了呢？岑桑以動人的筆墨寫出了自己從恐懼到犯罪感的心理變化過程。書燒掉了，“我如釋重負。可是當我看見那兩個制作精致的木箱已變得空蕩蕩，沉重的犯罪感便立即像鉛塊一般曳墜在心頭。我后悔、內疚，責怪自己為什么慌張得不去選擇另一種本來并非不存在的辦法，而偏偏要出此下策。”我相信沒有人會責備作者當年的一時軟弱。希臘的古代哲人將人比作蘆葦，而風暴一至，不彎則折。作為讀者倒要贊賞岑桑秉筆的勇氣，能將這種透視時代社會的個人隱秘的經驗和盤托出。沒有強大而純凈的內心世界是不容易做到的。

類似的散文還有《抗拒從嚴》，憶述文革中痛打兒子的經歷。當年做的事也許不明不白，而事后不能忘懷，浮上心頭，正所謂痛定思痛。這篇散文就是岑桑痛定思痛之作，他的自我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岑桑將之歸結為“自己積淀于內心深處的奴性的一次惡性發作”。這不是簡單的自責，而是在反省中折射出社會與人性。這是好散文必不可少的。

岑桑那時的處境，剛好就是“抗拒從嚴”的對象，環境對于他的壓力可想而知。必須學會馴服，至少是表面的馴服，方能生存。環境的這種壓力復制入其處世方式之中，引起他對兒子如何做人的要求。兒子年幼，不能理解父親的“苦心”，故而頑抗，于是招致痛笞。人性的軟弱折射了社會的扭曲。這篇好散文提供了一個環境的橫暴如何扭曲人格并將扭曲的后果強加給一下代的社會心理學案例。寫到這里，我想起魯迅《雜感》里的話，“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慘痛之事落在他人那里，我們尚可以做個觀察者，要是親身經歷其痛楚可知。魯迅是批評國民性，岑桑是自挖痛根；魯迅是勇于指出，岑桑是沉痛反思，坦蕩表達。“五四”所一脈相承的向著“光明”，向著“進步”的純粹精神和勇氣，在岑桑后來散文寫作中就是這樣發揚光大。

一篇短文不能窮盡岑桑跨越半個世紀的寫作。半個多世紀，社會變遷，人間滄桑，岑桑在不同時期的寫作，其題材、筆法和視點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文學的成就來說，讀者可能更喜歡他八十年代以來的寫作。他的感受、思想變得更加深刻，視野更加開闊，知識亦更加豐富，因此散文也更多姿多彩。

但他在各個時期具體的變化固然值得評論者大做文章，然而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寫作貫穿始終的激情，寫之不盡的家國情懷，一以貫之的赤子真摯。無論施之什么文體，詩也好，散文小說也好；無論什么哪個時期，十七年以前也好，文革結束之后也好，岑桑文學始終如一的本色，我以為是更可寶貴的。在觀察作家寫作史的時候，過去一個世紀里，不缺乏的是變化，看到太多的是隨波逐流。于是在閱讀岑桑文字的時候，字里行間的純凈，赤子般的坦蕩，既讓我感動，也讓我想得更多。我愿意引用一段他理解文學的話結束此文。他說：

“文學的存在價值，主要在于它作用于人類的心性，使之世世代代不斷潛移默化于美、于善、于愛、于仁、于義、于高潔和良知的氛圍之中，從而清掃心性之中的陰霾和污垢，逐漸淡化未必不是與生俱來的劣性，使人類的精神境界慢慢變得清新、明朗，陽光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