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蔡東，可以追溯到2012年。說起來，那已經是將近1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人民文學》第6期發表了一篇叫作《往生》的小說，宛如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到平靜的水面上，蕩起一圈圈漣漪。這確實有幾分不同尋常。全國有那么多文學刊物，發表那么多長中短篇作品，何以這部小說就被我們同時看到且談論呢？何況，對我們而言，蔡東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那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我們時常會談論起蔡東。這位新作者一定不再年輕了吧，如若不然，她怎么會對人、對世事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呢？我們中的有些人這么猜測。要很久很久以后，我們才知道這位作家的些許消息——蔡東，女，生于1980年，山東人，碩士畢業以后奔赴深圳，在一所學院落下腳來，安心教書育人，偶爾也寫小說。發表《往生》的那一年，蔡東也才32歲，是我們的同齡人。一位文學“新人”，并不將自己的經歷作為創作素材，沒有將抒發和表達自我作為創作的全部目的。而是一開始就取消了狹隘的“自我”，將他人作為觀察、理解與書寫的對象，這多多少少是令人驚詫的吧，更遑論她的文風自然從容，于平靜中自有不易察覺的驚雷，就更是難得了。從那以后，我開始暗暗留心這個叫蔡東的作家。

發表一篇兩篇令人驚艷的小說，固然可見作者的才華，但是還不能稱其為作家，只有經過一定的時間，達到相當的量的積累，進入穩定的創作軌道，才能稱其為作家。多少才華橫溢的作者橫空出世，卻在博得一陣掌聲后迅速消失在文學的天空。說到底，文學還是寂寞的事業。我也知道，這不過是我的執念。平心而論，與那些高產作者相比，蔡東寫得實在不算多，零零星星，一年也不過一兩篇的樣子。但奇怪的是，幾乎每一篇都如《往生》一般激起陣陣回響。我們熱烈地討論這些作品。在談論寫作中的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也會常常想起蔡東。以我自己為例，2015年我就寫了一篇關于蔡東的作家論。在這篇文章里，我心有戚戚地說：“她以她的血肉，滋養出這些失敗者。她深入骨髓的悲觀主義，讓這些失敗者們無路可走。”⁽¹⁾在討論“80后”作家時，我也想到了蔡東，想到她關于藝術和生活的辯證法。最近，在讀到她的《天元》時，我又隨手寫下閱讀札記。對以懶散自居的我而言，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我為何會反復言說蔡東呢？僅僅因為她是我的同齡人嗎？抑或是，相似的經歷讓我們在蔡東身上寄予了寫作的夢想？似乎都對，又似乎都不完全。

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經歷。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寫下了關于蔡東的讀記。閱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經常會感到那種屬于同代人的默契。遇到蔡東，我們卸下了理論的鎧甲，露出感性的血肉，生出惺惺相惜之感。這大約也是一種奇怪的情緒。我們可以在一個作家身上發現“善”，發現“美”，追問“思想”，推敲“藝術”。然而，一個作家令我們不約而同地袒露自我？這恐怕是屬于蔡東的，也是屬于我們的秘密。

那究竟是怎樣的秘密呢？這個問題不妨先擱置，讓我們來看看蔡東究竟寫了什么。蔡東有一篇創作談，叫作《寫作：天空之上的另一個天空》。在這篇文章里，她袒露了自己開始寫作的原因：

我寫作的隱秘動力，來自靈魂深處的矛盾。我始終不能拒絕家庭生活的召喚和誘惑，熱愛著它所能提供的安穩閑適。有陽光的日子里，我斜躺在沙發上，聽到鄰居家傳來《甄嬛傳》的音樂聲，莫名地就覺得幸福和安全。有時興之所至，就提前泡好了七八種米豆，早晨烹制出一鍋熱粥，五谷的香氣在房間里回旋繚繞，一碗喝下去胃里暖暖的，也曾讓我收獲到巨大的滿足，環視周圍，一景一物，無不賞心悅目。

我珍愛這些零碎的、心無掛礙的、安寧而松弛的瞬間。

然而，我又深深恐懼著這一切，好像一不留神就陷入沒有盡頭的死循環中，時不時地悚然一驚，想與其拉開距離，撇清關系。家庭生活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沼澤的質地，充滿著細小的吞噬和“如油入面”般的黏濁攪纏。甚至在家族的聚會上，在一派歡樂祥和的氣氛里，我也經常被虛無感精準擊中，突然郁郁寡歡起來。⁽²⁾

蔡東是想說，寫作是她掙脫黏稠生活的途徑，或者說自救的辦法。然而，這番“夫子自道”卻也讓我們不期然窺見她寫作的核心。事實上，每一個作家都有他/她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其創作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展開。對于蔡東來說，從一開始，普通人如何處理沉重得讓人無法承擔的生活就成了她表現的主要內容。在成名之作《往生》中，沉重而乏味的生活表現為照顧一個智力萎縮長期臥病的老人。這般日復一日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仿佛泥沼緩緩上升，足以淹沒一個人。通過蔡東細膩的描寫，我們仿佛與康蓮一起共同度過了這一個個瑣碎的近乎停頓的日子。這是一個長期照顧臥病的老人的康蓮的日常生活，又何嘗不是我們的生活呢？康蓮所渴望的，無非是從日復一日對他人的責任中掙脫出來，過安逸自在的日子。這日子是什么形態呢？“上午翻翻報紙，下午照料花草”。蔡東還用抒情筆調描述了在一個雨天，康蓮伸開手腳躺在床上，感覺蓬勃的能量注入身體。這時候的人與自然是毫無阻礙，有點“天人合一”的意思了。這一細節仿佛清脆的風鈴聲，時時在滯澀的日子里叮咚作響。現在我們可以看清楚了，在蔡東這里，某種前現代的具有鄉土性質的生活被判定為更有意義更有趣味的生活。透過一個身心疲憊的付出者康蓮，蔡東溫婉而又尖銳地迫使我們面對“日常生活究竟意味著什么”這個橫亙久遠的問題。

但是，對于蔡東而言，這還不夠。幾年后，她又重寫了康蓮的故事，她需要再次回到這個故事，重新審視有什么東西在她第一次講述的時候遺漏了。這一次，她給小說取了個頗為拗口的名字，叫《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康蓮的另外一個分身，叫周素格，名字似乎更洋氣了，生活也更城市化，更文藝了。她需要照料的罹患阿爾茨海默癥的人，不再是她的公公——一個僅僅通過責任捆綁在一起的兩個人，而是她的丈夫，曾經讓她仰慕與深愛，與她聲氣相通的愛人。我猜，蔡東是要去探究，愛，是否可能拯救黏稠的日常生活。雖然生活的環境變了，照料的對象也變了，但是周素格和康蓮的生活似乎并沒有太大不同。疲憊不堪卻又心如死灰的生活纏繞著她，她所能做的，不過是從小時工阿姨那里求得幾個小時屬于自己獨自的時光。這時光是多么好啊，說起來，也不過是獨自看看樹，聽聽音樂會，去看看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的博物館。但僅僅是如此卑微的愿望也很難實現。于是，就有了“海德格爾行動”。那么，周素格對丈夫的愛，兩人昔日共度的好時光可以讓她從泥沼一樣的生活中掙脫出來嗎？蔡東刻意描述了兩個人心領神會的瞬間，那是張愛玲式的時刻，仿佛一時間的永恒足以抵御生活的風暴，但仍然沒有用。康蓮神往于“往生”，而周素格則遐想能“騎一頭披毛犀，無聲無息地，從五樓陽臺走上天空，消失在淡金色的天邊”。當生活不能給人以安慰與希望的時候，死亡，特別是披著想象光芒的死亡則成為快要溺斃的人的向往。當然，周素格最終中止了“海德格爾行動”，那只從五樓縱身一跳叫作朋霍費爾的白貓提醒了她。她還是帶著丈夫參加了演唱會，甚至在環境使然下親吻了他。但是，作為有經驗的讀者，我們都知道，這并不意味著她終將從生活中掙扎出來，她無法從昔日深愛的丈夫身上獲取繼續前行的動力，那不過是又一次自我安慰罷了。

如果說，一開始，蔡東認為，生活給人的那種絕望感來自生活本身的重量。比如，康蓮與周素格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承擔起照料阿爾茨海默癥病人的責任，生活對于她們而言是高難度的。漸漸地，她開始意識到，即使是看上去順風順水的普通人，亦常常感受到生活的壓力。換句話說，日常生活對人施加的壓力，大多數時候體現在精神上。在《無岸》中，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敗，其實并不是真的失敗，某種意義上，這只是一個中產階級女性面對生活的變化為自己尋求的遁詞罷了。較之于《往生》《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蔡東從容地向我們展示了當下一位中產階級女性的日常生活。這生活包括她對城市消費文化的熱愛，所謂生活品質，所謂高雅情調，所謂藝術修養，等等，擺在她案頭的是才子書與閑情錄。這些士大夫趣味，往往被人拆解掉更為核心和本質的東西，順著時間的長河，漂流到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有意味的是，中產階級如柳萍正是借助這一鱗半爪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學。說到底，這人生哲學就是退讓、順其自然，放棄與社會建立聯結，不要說“兼濟天下”，甚至連“獨善其身”都沒有，僅僅只是享受生活的殼子。只是，一旦遇到了變化，連“變故”都談不上，這人生哲學便開始劇烈搖晃起來。《無岸》中讓我們觸目驚心，且討論最多的細節就是柳萍的“受辱訓練”。一名中年知識女性，自詡為已經與生活和解，平日耽于享受城市生活所提供的錦衣玉食，卻不得不訓練自己如何諂媚權力。更可怕的是，在反復的“受辱訓練”中，她甚至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癥候群，對權力產生了依賴心理。在小說里，通過旁觀他人的人生，我們終于發現人是如何在權力下屈服，乃至于將自我全部交付。現代人所接受的那點子似是而非的老莊哲學，完全不能給人以依憑，一旦與那些風高浪急的現實生活交鋒，便敗下陣來。這僅僅是柳萍一個人的問題嗎？倘若沒有社科雙姝作為比照，倘若環繞著柳萍的全部環境不是將成功、送孩子出國讀書作為人生價值的唯一指向，又何至于此呢？

從那一個個在生活面前卑微而堅韌的人出發，蔡東終于將目光對準了日常生活本身。梳理蔡東的小說，可以發現，蔡東一直以來討論的是，在一個日常生活成為最大的政治的年代，普通人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這似乎是一個古老的無法再激起任何漣漪的問題，但似乎又是一個任何時代都會出現的普遍性的問題。新文化運動以后，青年們大多是“煩悶”“虛無”的，用時人的話說，是“人心失其所信，竟無安身立命之方”。“煩悶”與“虛無”的根本原因是新舊交替之際，舊的人生觀被摧毀（即使沒有完全被清洗，至少人們覺得舊的人生觀是有問題的），而新的人生觀又尚未建立起來，由此帶來的煩悶感與失落感。人們一方面對新的社會形態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又很難將個人的生命意義同整個社會聯系起來。王汎森在《“煩悶”的本質是什么》一文中分析了“主義”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在近代中國，‘主義’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形成一張藍圖，一張溝渠網，把各種零散的力量最后都匯向一個出路，聯合成共同的行動。它照顧到的范圍不只是政治——即使它的最終目標是政治，它還包括人生觀、世界觀、日常生活中的煩悶與挫折。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認知框架來解釋煩悶與挫折的情緒，使得一切飄蕩的資源可以循著‘主義’所提供的認知框架而得到新的位置與秩序。它將問題置入一個新的架構中，使得原來無以名之、無以解說的問題，在新架構中，結束了它原有的模糊、漂浮、零碎性，轉換成新的了解問題、意義的方式。”⁽³⁾也就是說，“煩悶”的情緒經由“主義”的統合，尋找到了出路，轉化成了個人與集體的聯結方式，匯聚成創造歷史的行動。

到了20世紀80年代，青年人的“煩悶”再次成為時代情緒。歷史轉折時期，人們的身心之痛在“潘曉討論”中被呈現并引起了廣泛共鳴。直到今天，潘曉所感慨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仍然在歷史的巖層中激起陣陣回聲。潘曉這一代青年所面臨的時代問題是自我與集體、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問題。這一代人是將自我投射到革命和對革命充滿信仰的歷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強烈需要支撐、安穩自我的精神來源。然而，根據賀照田的分析，“潘曉討論”中蘊含著理想主義的順承與轉化、虛無主義的解析與吸收這一至關重要的時代精神史課題，卻未得到有效的思考，⁽⁴⁾反而被極其單一的“物質主義邏輯”所掩蓋，導致了對現代社會的簡單化想象，為今天許許多多普通人的心靈苦惱埋下了伏筆。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真實處境。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與前輩不同的是，“煩悶”的根源大約在于日常生活。如果說，對上一代人而言，日常生活是抵御宏大敘事的堡壘，是個人獲得自由和發揮個性的游擊陣地。對于我們來說，隨著市場經濟改革與城鎮化的推進，經濟越來越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部分。在現代社會浸淫越深，我們越能真切感受到陷入了單一的生活模式，也隨之形成了單一的思維模式，也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雅斯貝斯所描述的當代生活秩序的危機狀況越來越真切。“那成就人的世界達幾千年之久的事物看來正面臨著近在眼前的崩潰。而已經出現的新世界則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機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為它服務。它消滅任何它不能容納的東西。人看來就要被它消化掉，成為達到某一目的的純粹手段，成為沒有目的或意義的東西。但是，在這架機器中，人不可能達到滿足。它并不為人提供使人具有價值和尊嚴的東西。那在過去的貧窮與困苦之中曾經作為人的存在之不被爭議的背景而持續存在的東西，現在正處于消失的過程中。雖然人正在擴展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似乎也在犧牲那個他在其中實現自己的個體自我的存在。”⁽⁵⁾我想，蔡東一定是深刻體認到了這一點，她不再無條件地信任日常生活，而是對“日常生活”展開了精神分析。在蔡東這里，“日常生活”并非僅指字面意義上的每一天的生活，而是包含著一種對現代工業社會中生活千篇一律、毫無生氣的厭倦情緒。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理論。列斐伏爾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市場、消費與技術全面塑造與控制。列斐伏爾提出“總體的人”概念，強調日常生活與藝術性的結合，是詩意創造，也是對現代性的反抗。蔡東大概也是這么想的吧。這位一開始就格外矚目于人的韌性的作家，自然不會對壓迫性的日常生活束手就擒。于是，在她最新的小說集《星辰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個脫離了日常生活軌道的“不尋常的人”，他們是《伶仃》中的徐季。我們甚至都看不清他長什么樣，是個什么樣的人，只是順著衛巧蓉的視線悄悄跟隨著他。和他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衛巧蓉理解不了他。話說回來，可能大部分人都很難理解他吧，誰能突然就從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掙脫出來，來到島上，過上另外一種生活。公園、早市、劇場，看上去，他無比享受這樣的沒有任何目的獨自一個人的生活。“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說的就是徐季這樣的生活吧。他是怎么想的，他會遇到別的困擾嗎？蔡東什么都沒說，只讓他遠遠地留下一個背影給我們，但這依然讓深陷于日常生活塵網中的我們眼睛發熱，羨慕得要命。如果說，徐季過分高邈了，讓我們無法抵達的話，《天元》中的陳飛白則離我們更近。與柳萍的搖擺不定相比，陳飛白有非常強悍的自我，這是因為她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哪怕這價值觀與這個時代單一的價值觀是背道而行的。蔡東犀利地指出，當下的日常生活，是由商業結構和勞動時間建立起來的城市日常生活。人人遵循“效率優先”和“弱肉強食”的生存原則，爭先恐后地搶奪最優生存資源。作為一個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陳飛白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前途，但是，在所有人都認為不過是走形式的價值觀問題上，陳飛白從不勉強自己。因此，在于貝貝這樣完全認同時代價值觀的人看來，這顯然是“不值，太不值了”，陳飛白也顯得“滑稽，虛偽，造作，不可理喻”。殊不知，這恰恰是陳飛白最大的堅持。盡管沒有人理解她，但她毫不猶豫地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則生活著，過得那么認真，那么從容，或者，用蔡東的話說，有尊嚴。這也是為什么我常常會想起陳飛白的那首叫作《瞄準，瞄準》的詩。

這首詩或許不是詩藝上的好詩，卻在我人生的某些關節點響起，仿佛是在提醒我“不瞄準”。蔡東之所以打動我們，之所以讓我們一再討論，也是因為這一點吧。她充滿體貼地洞悉了我們的精神困境，她以小說的方式真實不虛地呈現出來，她甚至創造了陳飛白這樣的人物，陪伴和引領著我們一步一步迎著微茫的光走去。問題在于，蔡東何來的底氣反抗這刻板單一的日常生活呢？答案竟然是，對生活的愛。再看看她的小說，一切就更清晰了。她是一個細節型的作家。在每一篇小說中，她如此充滿熱情地描述一頓蒸騰著世俗生活熱情的食物，描繪著那些很容易被來去匆匆的人們忽略掉的一陣香氣、一片葉子、一張隱藏著生之壯闊的臉。在她詞語的撫摸下，日常生活中那些隱藏著的美對我們開口說話。美真的能提供根本性支撐嗎？可以持久嗎？對此，我或許還存疑。但是，我們中的某個人踏上了尋找答案的道路，這畢竟安慰與鼓勵了我。

到底是我們的蔡東。

注釋：

（1）岳雯：《人與城——蔡東論》，《南方文壇》2015年第6期。

（2）蔡東：《寫作：天空之上的另一個天空》，《文藝爭鳴》2013年第11期。

（3）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13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4）見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成因》，《開放時代》2010年第7期。

（5）〔德〕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第50頁，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